免责声明：本书是由雁沛藏书收集整理制作，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如有喜欢，请购买正版。 　　 《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作者:文显堂 　　第一章长征前夜：漩涡星云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这个曾震惊世界的壮举，人们都公认那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 　　其实，这也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内部各种政治主张角力险象环生的鲜为人知的特殊长征，但起点却不在江西的瑞金，而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并且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公元1927年，这是充满血腥的一年。 　　曾经和共产党人携手合作的蒋介石，他要独霸天下，容不得一山有二虎。于是他翻脸不认人，举起屠刀，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砍来，一夜之间，血流成河。 　　8月1日，怒不可遏的共产党人，在南昌城揭竿而起，打响了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踏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这一枪把蒋介石打得心惊胆战，急呼“赤匪造反了”! 　　如果只是把共产党当成“赤匪”骂一通倒也无妨，有古语说，动口不动手，君子也。可蒋介石忘记了古训，竟然动口又动手，纠集几十万军队进行“围剿”，发誓要把这帮“赤匪”剁成肉泥。 　　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怎么办？ 　　共产党人都在思考着，摸索着。 　　于是，各种主张纷纷出笼，分歧也就在所难免。 　　然而，分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客先生的出现。不幸的是这种人真就出现了，使中国共产党一度陷入了政治纷争的漩涡。 　　莫斯科，虽然地处地球的北端，一年之中足有半年的时光要被白雪覆盖，但它却与“红”结下了不解之缘，红场就是这一缘分的古老象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诞生了一支军队，称为红军。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把莫斯科尊称为“赤都”，仍然还是一个“红”，“红”得热烈，“红”得令人神往。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把“红”当成一种革命的象征，她不仅把自己称为红色的种子，也把自己的军队称为红军，还把自己建立的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当然还不止这些，诸如赤卫队、红小鬼、红色娘子军，等等。 　　正因为这种“红”，把中国共产党同莫斯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为着“红”遍世界而共同奋斗。 　　然而后来，就有了所谓大“红”与小“红”的摩擦。也难怪，大“红”有大“红”的架子，小“红”也有小“红”的位置，大“红”有大“红”的道，小“红”也有小“红”的路，只是小“红”经不起大“红”的折腾。 　　从莫斯科那里涌来的不仅有“红”的潮，也有一些“黑”的流。 　　斯大林的逻辑 　　一切政治，都离不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在世界大同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一切政治必然会通过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表现出来。虽然世界上曾出现过跨国界的政治组织，但也同样受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驱使。 　　当1919年3月，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在莫斯科宣告成立以后，各国共产党都对这个组织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和期待。 　　但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同，这个组织的作用就十分有限，因而它只存在了17个年头，其是非功过，各有说法。 　　毛泽东对这个组织曾作过“两头好中间差”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党内尖锐的政治斗争，就开始于这个“中间差”的开始时期。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在南昌向国民党政权打响了第一枪。就在这一天，莫斯科的一间大会议厅里，正举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到会的代表正在静候着他们的领袖的到来，聆听他的高论。 　　不一会儿，斯大林出现了，虽然他的腿有些跛，但他却迈着沉稳的步履走向主席台，全场立刻掌声雷动。他习惯了这种场面，挥了挥手便坐在只属于他的位置上。 　　他出现在今天这个会场，令世界瞩目。 　　他今天来是专门给与会代表谈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的问题。 　　是的，当时苏联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对抗的局面。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尤其是英国，正开动宣传机器，对社会主义进行恶毒的攻击，并扬言要把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灭在摇篮之中。所以斯大林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 　　武将风度的斯大林，有着铁塔一般的威严，不可侵犯。其实，他也害怕战争。当他面临着西方掀起的一股反苏浪潮时，他坐不住了。所以，他也就顾不上什么国际常识，利用他在共产国际中的威望，开始超越国界发号施令。 　　不过，他毕竟还是一个政治家，要使他的命令跨越国界，就不得不寻找到一个让人对他的命令不接受也得接受的办法。为此，他日夜思考，颇费心思。 　　不管怎样，他今天的到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把他为此而思考的一切告诉与会者，告诉全世界。 　　“同志们!”斯大林叙述了苏联面临的战争威胁之后，话锋一转，说：“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不是根据它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或宣言，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是根据它们的行动、实践和实际计划。如果人们的声明和宣言不以行动来证实，如果它们不付诸实施，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声有色，都是不能相信的。” 　　接着，斯大林便拿出了一个检验的标准，他说：“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 　　这就是斯大林的逻辑。他还进一步说：“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 　　在他看来，这话还不够劲儿，因而他又接着说：“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紧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 　　到了1928年7月13日这一天，斯大林以家长的身份，给各国共产党下达任务，他要求各国共产党“……组织全力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诞生于1921年7月，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由此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但中国共产党建党才几年时间，犹如襁褓中的婴儿，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帮助，因而列宁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可惜他老人家过早地去见了马克思。 　　斯大林作为列宁的接班人，继续扶持年幼的中国共产党。 　　那么，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斯大林的这一逻辑呢？ 　　政治上的分歧便由此开始了。 　　1929年10月，在东北中苏边境上，张学良的军队与苏联红军激战不休，自7月份开始的中东铁路事件，正进入白热化阶段。斯大林把中东铁路事件看得十分严重，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准备进攻苏联的一个新步骤”，是“直接的战争挑衅”。 　　于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立即行动起来，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更寄予厚望，他希望中国共产党有更大的动作，直接牵制东北军阀对苏联的进攻行动，以达到保卫苏联的目的。基于这一考虑，斯大林从本国的安全利益出发，便通过共产国际，于10月26日向中共发出了关于改组派问题的指示信。信中说：“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机的时期。”信中还列举了危机的10大表现，最后的结论是：在中国统治阶级已经分裂，其统治一天也维持不下去了，中国已进入直接革命的形势。信中还指出：因“改组派”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在中东铁路冲突问题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诋毁中伤苏联，所以要加紧同“改组派”的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集中全力去发展政治罢工。应当在国民党反革命统治薄弱的地方，在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地方，设法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由于满洲的冲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满洲地区。 　　这封信要求中共“应当全力掀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当时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并无“直接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当时就描绘了这样的情形：“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直到1930年上半年，城市的工人运动才有所复兴，党的组织才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活动。 　　显然，斯大林的这封信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大部分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任务也大大超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当时革命力量所具有的能力。 　　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的人只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话，而不看中国的实际，贸然行动。在莫斯科受过教育的瞿秋白，一段时间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原因也就在这里。 　　斯大林，作为当时苏共和苏联国家的领袖，他在考虑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同时，也从本国的安全利益出发，要求各国共产党无条件地保卫苏联，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理解的是，继瞿秋白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内仍有人把斯大林的话视为圣经，一切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行事。 　　历史的逻辑与斯大林的逻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入了交锋的状态。 　　乘虚而入的幕后人 　　面对斯大林的逻辑，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头脑发热者的操纵下，不折不扣地按照斯大林的意图行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提出了保卫苏联和在中国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主张。 　　随即便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 　　1929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第六十号通告，提出为武装保卫苏联， 　　要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农民运动要向城市发展和红军攻占大城市的问题。之后，于1930年2月26日又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武装暴动，要求红军尽可能集中，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与城市工人斗争相配合。后来还向各根据地和红军领导人发出进攻大城市的命令。 　　当时策划这些重大行动的不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位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 　　当时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向忠发。 　　那么，李立三为何如此神通？ 　　这还得从向忠发说起。 　　向忠发，1880年出生于湖北省的汉川。青年时期在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后当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1926年后，历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他被推到中国共产党“舵手”的地位，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所致。 　　在1927年10月，向忠发作为“中国工农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前往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10周年。这年他47岁，看起来活脱脱一副老工人的模样。当时共产国际正打算在中国共产党内物色一名工人出身的领袖，向忠发的出现，正合共产国际之意，于是有意培养他。1928年2月，向忠发又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接见了他，顿时身价倍增。于是，他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总书记。 　　其实，向忠发根本不是当“舵手”的料。他当中共总书记期间，从来没有掌握过实权。 　　1929年下半年的一天，李立三给向忠发讲了自己三次遭劫难三次不死又三次开过追悼会的历险经过。人们都说李立三三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向忠发有些好奇地仔细端详着李立三，见他那张很中国化的脸，长长的，透着一种诚实，便对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信任感。当然，李立三能得到向忠发的信任，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李立三确有领导才能，担任过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工人部长、全国总工会武汉办事处主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参与了南昌起义，到苏联出席过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应当说，李立三为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所以，向忠发便自愿接受李立三的背后操纵。李立三不甘于这种背后操纵的角色，很想走向前台，只是由于周恩来也是政治局常委，他不能往前再越半步。 　　后来，李立三终于有了走向前台的机会。 　　1930年3月初，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争论不休，中央决定派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消除分歧。 　　天赐良机，刚刚31岁的李立三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持人，他迫不及待地要一显身手，使中国革命在自己领导下取得成功。因而在周恩来刚走不到半月，也就是3月26日，李立三撰写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在中央的《红旗》刊物上发表。之后的两个月内，他又连续在《红旗》上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条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等五篇文章，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必须立即在各大中城市举行暴动。显然，他的那套想法离中国的实际太远了。 　　当然，客观地看，李立三提出这些主张，也是与当时国内连续不断的军阀战争的情势有关。1929年3月爆发了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同年9月发生了张发奎反南京的战争；10月又发生了石友三与唐生智的反南京的战争；1930年春，蒋冯之战又发展为蒋与冯、阎之战。军阀战争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加上红军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便认为革命的成功已为期不远了。 　　热血青年，发热的头脑，迫不及待地要采取行动了。 　　对于李立三的所作所为，向忠发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支持，并以自己的名义，于7月16日致书共产国际主席团，说：“决定组织南京士兵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同时还要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特别是联共积极进行保护中国的革命运动，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指导工作。 　　这一切都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行事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共产国际很快于7月28日致电中共中央，其答复是：中国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部署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也就在这一天，李立三得知彭德怀的部队——红三军团，已于7月27日晚攻占长沙时，便断然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 　　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党内一些要人看了共产国际来电后，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7月29日晚，李立三又认真看了共产国际的来电，彻夜难眠。他想，斯大林不是要我们围绕着保卫苏联，让工运摆脱地下状态吗？不是要掀起和激化阶级冲突吗？不是要我们准备总同盟罢工吗？但当我们真的这么做了之后，却为什么又给予否定呢？ 　　其实，他应该知道这里面的原委。一方面，中共虽然采取了行动，但没有在满洲采取行动。这在斯大林看来，李立三只是口头上喊保卫苏联，在实际行动上，并无诚意。另一方面，共产国际驻远东局的代表罗伯特看到中共在6月11日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不同意发出，并向李立三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共产国际正在讨论中国问题。中央仅仅根据一个工作人员的报告，便作出这一决议，将来发生问题，如何办？第二，现在中央政治局很弱，周恩来、瞿秋白不在，向忠发、关向应都病了，你们通过的这个决议，将来政治局内部发生不同意见，如何办？”根据这两点意见，决议无论如何不能发出。6月20日，远东局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明确提出决议不能发。李立三答复道：发出这个决议是目前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时，由中共中央负责”。并以罗伯特思想右倾，妨碍和干扰中共的领导工作为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共产国际将罗伯特撤走。 　　李立三之所以如此，恐怕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共产国际远东局实际上并没有把他李立三放在眼里。 　　面对共产国际的来电，李立三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的确，他非常明白，共产国际操纵在斯大林的手里，而斯大林的逻辑又使他心惊肉跳。还有党内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弄不好会威信扫地。咋个弄法？明天，中共中央就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和共产国际来电，怎么向大家交待？怎么向共产国际交待？他想来想去，有了主意。 　　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如期召开。 　　李立三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抢先发言，他说：“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到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切实说起来，国际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形势。” 　　共产国际为什么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责任在共产国际吗？他没有这个胆量指责共产国际，他深知共产国际得罪不起。 　　接着他把话锋一转，说：“国际之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趋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如果周恩来在场，浑身会像过电一样，不过此时他正在莫斯科。 　　李立三并没有考虑到这是不是符合事实，一门心思既要为自己开脱责任，又要维护自己的主张。于是他说：“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 　　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其他人都附和李立三的意见。 　　李立三还觉得责任推卸得不够彻底，又第二次发言：“恩来对于这一问题，不仅应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还包含着一切右倾的危险。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绝不是反国际，而是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们应向国际负责，同时应对革命负责。” 　　8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 　　向忠发在李立三作了长篇发言之后，附和着李立三说：“恩来同志尤其是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出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责任。” 　　这一唱一和，把到会的人都拉到了他们的旗帜之下。 　　列席会议的团中央负责人温裕成推波助澜地说：“周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政治问题解决以后，恩来同志可去北方局负责。”他要把周恩来赶出中央。 　　还有人火上加油：“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然的很坚决的，但必能以实际问题战胜其不正确的观念。这种不同路线，在目前形势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很快的解决，这样可使革命更快的发展。” 　　周恩来凶多吉少。 　　李立三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继续实施他的主张。 　　向忠发当然要为实施李立三的主张出力。8月5日，向忠发致信共产国际，要求批准武汉、南京暴动计划和建立全国苏维埃的计划。 　　8月6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李立三在会上又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 　　8月8日，向忠发又致信斯大林，请求联共(布)中央给中国革命切实的援助。 　　8月10日，中央给长江局发出指示信，命令长江局迅速发展武汉党的领导力量，在赣东北地区积极组织湖口、澎湖暴动，占领马当要塞，切断长江航线，以支援武汉暴动。 　　8月14日，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了29条政治纲领。 　　李立三的冒险事业从此真正开始了。 　　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27日晚攻占长沙后不到一个星期，便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反扑下撤出长沙城。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仍然执迷不悟，命令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再攻长沙。 　　毛泽东很清楚，李立三是在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又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采取的冒险行动。眼下，从红一方面军的装备条件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中央有命令，怎么办？毛泽东就组织总前委开会，讨论是否攻打长沙的问题，他想借助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不进攻长沙。而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多数人都主张攻打长沙。 　　毛泽东只得服从，同朱德一起率领红一方面军，又一次进攻长沙。 　　红军战士在这次强攻长沙的战斗中，勇猛冲杀，在一些地段突破了敌军的一、二道防线。但在进攻敌军第三道防线时，却遇到了困难，因敌军在第三道防线架设了高压电线网。为了突破敌军第三道防线，连三国时期的火牛阵也用上了：在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的和向农民购买的几百头牛的牛尾绑上蘸了汽油的棉花，点着火，让牛群冲开电网，为部队进攻开辟通道。可牛被火烧痛后乱冲乱闯，四处逃奔，有些牛又冲回自己的阵地，反而造成人员伤亡。后来又想了许多办法，但由于敌军设防坚固，这些办法都没有奏效，并且还牺牲了1000多名官兵。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不得不决定撤围长沙。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就是在这期间被敌人杀害的。 　　李立三的冒险行动，不仅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也给党在白区的组织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十几个党的省委机关先后遭到敌人的破坏，大批共产党人被杀，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 　　面对如此结局，李立三应该清醒，但他那发热的头脑却没有冷静下来。 　　8月19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当天，李立三、向忠发立刻找他并提出质问：为何正值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共产国际还来电批评我们并阻止我们的行动，这究竟是为什么？ 　　面对如此尖锐的质问，周恩来立刻意识到李立三、向忠发对他此次莫斯科之行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尽管长途奔波的疲劳已使他打不起精神，但还是耐心地和他们交谈起来。 　　“忠发、立三同志，国际之所以来电提出批评，是因为我们有些搞法还不那么对头，需要在策略上做些调整。”周恩来如实转达了国际的意见。 　　“国际提出批评的根据是什么？”李立三有些耐不住性子地问道，“现在全国的形势并不是那么糟的。” 　　“这当然是根据我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眼下还没有直接革命的条件，更没有进行暴动的政治形势。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看来，这是你对我国政治形势的判断，国际才提出批评的。”向忠发单刀直入地说道。 　　“坦率地说是这样的。但我向国际汇报的内容，我们都讨论过，基本原则就是要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向国际作全面的介绍。不然，我们和国际的分歧就难以消除，这对中国革命是极为有害的。” 　　周恩来就这样同向忠发和李立三接连进行了两次谈话。周恩来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说服了他们，并消除了误解，李立三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22日和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李立三在个别策略上犯了错误，但并不认为有李立三主义。李立三也发了言，他说：“听了伍豪（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同时他也作了自我批评。 　　此时，李立三开始清醒了，但为时已晚。 　　8月26日，瞿秋白也回到上海，他本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次回国，是受共产国际指派，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同周恩来一起纠正李立三的错误。瞿秋白的这一使命，宣告李立三未来的命运出现了变数。 　　9月8日，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和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 　　为传达贯彻共产国际决议，进一步在党内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２４日至２８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召开。会议上，周恩来在作报告时公开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认为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充实了党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等为中央委员，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为中央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会议虽然公开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但基本上是一个团结的会议。 　　李立三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他已离开原有的领导岗位，一切暴动计划已经取消。 　　就这样，周恩来总算平息了这场政治斗争。 　　然而，暴风雨还在后面。 　　祸从“天”降 　　正当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竭尽全力收拾李立三扔下的残局时，却发生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政局突变。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收到正准备赴苏区的王明和博古联名写的一封信。信中说： 　　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起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位)。……但是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是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错误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各种会议、党报上的解释等)迅速地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 　　瞿秋白、周恩来以为这只是王明等拒绝前往苏区的一个借口。因为三中全会是专门批判李立三的，他们对三中全会的报告也举双手赞成。现在他们突然反对三中全会，可能是闹闹情绪罢了。 　　殊不知，这封信包含了一个政治阴谋。 　　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写来了一封信。 　　信中首先写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地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通知，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 　　然而，这封信在稍作肯定之后，以下的内容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中共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中国共产党必须揭露“立三路线底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 　　这就是著名的“十月来信”。 　　这封信里的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并不陌生，在中国的大地上曾经铺天盖地，随处可闻。然而在当时，还不曾使用路线斗争这个提法，指出某人犯了路线错误，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被彻底打倒。 　　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 　　李立三的问题，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解决，结论是李立三在个别的策略上犯了错误。共产国际此时的来信精神，无疑全面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无论是瞿秋白、周恩来，还是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深知这里面的厉害。 　　那么，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什么没有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呢？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点：一点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维护党的团结是当务之急；另一点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李立三的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过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决议案的批评还是比较温和的。甚至到8月间，共产国际执委《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三中全会正是根据这个基调对李立三的问题作出结论的，中央也是根据这个基调维护和修正了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如今半路杀出这一枪，原因何在？ 　　中国共产党违背了斯大林的逻辑，但祸起李立三之口。 　　在8月1日和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曾讲过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还讲：“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行动。在李立三看来，1929年苏联与张学良的军队开火，那时中国共产党曾极力支援苏联，现在该是苏联以实力支持中国革命的时候了。他还声称，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应本着国际主义精神，配合中国革命一致行动，如果共产国际不能这样做，他将坚决反对，他忠实于中国革命，就不能忠实于不遵守国际主义的共产国际了。这无疑是向斯大林说：如果你只知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忽视国际主义，不支持中国革命，那你就犯了错误。 　　斯大林决不能容忍李立三对他指手画脚。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李立三要斯大林准备战争，给中国以实际的援助。这是斯大林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斯大林要求的是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而不是他要出兵帮助中国共产党，这正好拧反了劲儿。 　　共产国际知道了李立三这些讲话之后，认为中共不那么听话了，所以要给中共一点儿颜色看看。 　　然而，使中共中央处境格外困难的还不在于这封信的内容本身。 　　正准备赴苏区的王明、博古等人，通过留俄归国的学生夏曦、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国际来信的消息和信的内容。他们认为这是取得中央领导权的极好机会，真是千载难逢，便不肯到苏区了。于是就写了那封信，突然向中央发难。 　　直到11月16日，中央才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 　　11月17日，王明和博古再次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 　　在信的最后，王明和博古提出了三条要求： 　　一、正式公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 　　二、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 　　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人们万万不会想到，第一个吹捧李立三路线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王明写了一篇又一篇鼓吹暴动的文章，为李立三摇旗呐喊。后来，当他得知这个决议遭到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罗伯特的坚决反对时，便翻手为雨，给中央写信，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及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这使李立三怒火中烧，便以中央名义给王明六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同时也给参与反李立三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严重警告处分。 　　现在，王明、博古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三条要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为他们平反。但中共中央对此未置可否，因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来信，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但认为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中的工作并造成党的分裂。 　　为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要求：“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11月22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对三中全会作了定性，他说：“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 　　尽管如此，王明等人仍然进行小组织活动，周恩来已有察觉。12月6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秦、陈，指陈绍禹，即王明；秦，指秦邦宪，即博古。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周恩来还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碍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 　　周恩来的话算是重槌敲锣，但王明等人这时已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王明又写了《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抄成三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宣称现有中央领导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情况更为复杂而严重的是，一些受到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也纷纷闹起来，他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和目的，要求中央改组。 　　这里有好心办坏事的。如曾担任过江南省委书记后被降职的何孟雄，曾当面批评李立三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一系列决定是“过火的”，占领长沙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没有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政治罢工是“不可能的”，这个口号“已经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再发展下去就要离开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这些十分宝贵的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相反地他当场被李立三剥夺了发言权，指斥何孟雄为“取消派暗探”，是“机会主义”。后来三中全会继续对他进行批评和指责。现在有人公开说中央不行，也正合他心意，情绪非常激动，一些同情他的人，跟着他一起强烈要求改组中央。 　　像王明这样怀有政治野心而长期对中央心存不满的人，以及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这时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并很快就和王明捆在了一块儿。 　　王明又和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共产国际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解决中共的领导问题。他们把攻击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地指向瞿秋白和周恩来，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中央的风潮。 　　这股风潮愈刮愈烈，如何平息这股风潮，历史已经见证。但此时，置身其中的人们却无法预料这股风潮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结果。 　　李立三被勒令去莫斯科 　　李立三被解除了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后，他还不知道共产国际有个什么“十月来信”，更不知道这封信对他的无情判决。 　　11月的一天，李立三的心情十分沉闷，憋得难以忍受，便到上海的四马路瞿秋白的住处，去看望瞿秋白。 　　李立三进门之后，他原以为瞿秋白会安慰他一番。然而，瞿秋白见了他，不仅没有一字安慰，反而一句话也没有说，神情显得十分异常。快人快语的李立三忍不住问道：“秋白，出什么事了？” 　　瞿秋白默默地招呼李立三坐下，随之长叹一声，说：“共产国际来信了。” 　　“有什么新的指示？”李立三追问。 　　“共产国际指责你的错误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瞿秋白又叹了一口气，“还批评了三中全会对你的路线采取了调和态度，没有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李立三听了，如雷轰顶，坐在那里半晌无语。因为他知道斯大林的逻辑，一旦被扣上反马克思、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后果不堪设想。 　　“立三，你要有精神准备，中央准备马上开会，研究共产国际的来信，你的错误性质看来要升级了。”瞿秋白如实说。 　　“我犯了错误，给党造成了损失，可我决没有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啊!”李立三难过得泣不成声。 　　“总而言之，你要勇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瞿秋白的声音也颤抖起来，再也无法谈下去了。 　　室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没隔多少时日，共产国际命令李立三立即动身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代”问题。 　　当时，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回不来，便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挥泪告别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匆匆奔赴莫斯科。 　　李立三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嘱，将这个女孩送给了与党有密切联系的老工人谢庆斋。李崇善不久被捕入狱。后来，李立三四下寻找那个女孩，却一直没有找到，直到1982年才由党组织帮助找到，这女孩叫谢志佩，在上海某大学工作。而李立三在此15年前就离开了人世。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后，开始一段时间似乎平安无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作检查。张国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位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闲居下来，没有什么人和他往来，共产国际首脑们大概是要他反省一个时期。我们每天都见面，往往一谈就是半天。他在国内采取反对我的态度，但这时我又成为他亲爱的大阿哥了。我不公开指责他的错误，只鼓励他安心地住下来学习。这位个性好动而风流倜傥的李立三，虽处逆境，仍若无其事地与女朋友们交往，以冲淡他的苦闷。 　　“李立三来后的第三个星期，共产国际主席团开会讨论李立三路线，被指为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李立三，首先发言。他坦荡而高声地承认他完全错了；一切对于他的反共产国际和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指责，他都无条件地接受，认为这是帮助他改正错误。不过他申述他并没有做过反共产国际行动，因此他已遵命来莫斯科，接受制裁。他这种从善如流的天才，使人叹服。 　　“一位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继起发言，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地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得这么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的错误，经过好几年的深思熟虑，才有了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这次会议发言的人很多，大家都淋漓尽致地检讨了李立三的错误，不过并没有作出结论。” 　　李立三就这样在莫斯科没完没了地检查了7年，到了1938年，斯大林在苏联大搞肃反扩大化，李立三被捕了，此后在监狱里待了长达21个月的时间。1945年，他见到了访苏的郭沫若，并托郭带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才知道李立三在苏联的一些具体情况。出人意料的是，1945年，经毛泽东提议，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也许是做给斯大林看的。就在这年8月，李立三回国。这是后话。 　　李立三被勒令去了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平息下来。 　　航船驶进险滩 　　1930年的冬天，是一个多事的冬天，也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 　　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因内部政治斗争而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 　　国民党平息了各地的军阀混战，正在调集军队，准备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就在这时，有个叫米夫的人来了。他来自于苏联，来自于共产国际。 　　最初的姓名是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图，1901年8月3日降生于俄国赫尔松省阿列克谢夫卡村的一个小职员家。中学毕业后，虽年仅16岁，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不知何故，自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过了两年便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当时苏联国内正进行革命战争，他遂两次参加红军。1920年，他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翌年毕业，留校任研究员，研究远东的革命问题，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1924年，他在乌克兰做党和苏维埃工作，1925年调回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担任了副校长，时年仅24岁。随之，他第二次更改自己的名字，浓缩为两个字：米夫。 　　此时来中国，他已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的。他的到来，给一个人带来了机遇，这个人就是王明。 　　然而，王明拥有了机遇，中国共产党这艘航船却驶进了险滩。 　　王明与米夫握手的秘密 　　王明与米夫是老交情，早在五年前就握手相识了。这交情是王明投米夫所好得来的。当然，这并不是笔者戴着有色眼镜来评判王明当时的行为。他当时与米夫拉关系，也许在他看来是追求革命真理的需要，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事过境迁，历史自有公论。 　　1925年11月28日，莫斯科在满天坠落的雪花中显得那么沉重，似乎一切都处在即将被埋没的时刻，而那被白雪覆盖着的古老建筑，却又像童话世界一般。 　　世界竟是这般的复杂，又是这般的简单。 　　这一天，王明随同沈泽民、张琴秋、伍修权、蔡和森、孙冶方、王稼祥、乌兰夫、张闻天、李培之等60余人，到达莫斯科，来到了位于近郊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这就是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人才的中山大学的所在地。 　　这里，一切都显得安然与宁静，大学的主楼是一座宽敞的四层大厦，楼前有一个小花园，虽然此时厚厚的积雪压迫着一片枯萎，却使人盼望春天的心情更加迫切。学校对面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教堂，因为它的存在，又使这里显得十分神秘。 　　这里，是一个奇特的莫斯科郊外，来这里的人们，有的走向了辉煌，而有的却走向了坠落。 　　王明这次进中山大学学习，同其他留苏学生一样，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来这里寻求革命真理的。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从此踏上了发迹之路。 　　王明入学后编入了第一班。但因为中国学生都不懂俄语，校方决定办一个速成班，培养一批俄语翻译，由于王明记忆力强，又有英语基础，就加入了速成班。副校长米夫担任这个班的马列主义课程。王明学习很用功，对俄语和列宁著作的学习尤其刻苦。他想，俄语是与苏联人打交道的工具，学会了对公对私都很方便，列宁是苏联人的领袖，如果在对列宁主义的学问上有所造诣，必会赢得苏方的好感。因而他俄语学得很快，半年内就达到能说会读的程度。对学习列宁主义所下的功夫也颇深，心思用得也比较多。每当米夫上课讲列宁主义时，王明都抢着第一个发言，他滔滔不绝地背诵着列宁的论述，对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也讲得头头是道。 　　王明的言行，博得了米夫的欢心和青睐。由于王明的俄语学得快，发音准确，同米夫交谈起来很方便，再加上王明这小伙子模样也很可爱，尤其是他那宽阔的前额下面闪动着的那双机智的眼睛，更令米夫看着入迷。这样两人的交流逐渐密切，感情也愈来愈深。 　　王明拍米夫马屁的生涯也从此开始了。 　　中山大学开学以后，来这里学习的中共党员与原来的组织关系中断，中山大学内虽然有苏联共产党支部局，但中共党员学生没有入苏共的党籍。为了使中共党员学生过好组织生活，便仿照旅欧留学的中共学生成立的旅欧支部，也成立了“旅莫支部”，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任卓宣(叶青)为这个支部的负责人。 　　任卓宣后来叛变了革命，当初他之所以能当上这个支部的负责人，主要是因为他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资格老，而他也毫不客气地摆起了老资格，在支部实行家长制和官僚主义领导方法，而且还照搬留法勤工俭学的经验，反对学生学俄语和马列主义理论，并为此制定了一个《训练工作指导纲要》。 　　旅莫支部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在学校引起了广大学生的不满，也引起了王明和米夫的不满。 　　1926年春天，米夫利用学生中的不满情绪，专门召开辩论会，挑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会持续了四天之久，许多党员学生对旅莫支部脱离实际的工作指导方针和官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当然，按照米夫的想法，不只是辩论一番就了事，因而在辩论会后期，米夫把议题转向中山大学党组织归谁领导的问题。 　　在这个辩论会上，王明锋芒毕露，一马当先地斥责任卓宣，充分表现了他能言善辩的才能。不过，他不仅仅是要表现一下口才，而是要借此进一步向米夫靠近。他已经摸透了米夫的心思，知道米夫早已讨厌任卓宣了，早就想从任卓宣手中夺取中山大学党支部的领导权。于是王明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中山大学党支部归联共莫斯科市中大所在区的区委领导。理由是共产党员不分国界。旅居别国的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地要归当地党组织领导。 　　王明的高论，深得米夫的称赞。 　　最后校方决定：旅莫支部解散，“中大”党组织归莫斯科市一个区委领导。 　　王明的这次表现，米夫记在心里，他将想方设法给王明一种回报。“中大”有一个学生组织，叫“学生公社”，相当于今天的学生会。1926年9月初在举行“学生公社”改造大会上，米夫将王明抬出来进行了一番吹捧，就这样，王明一跃成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其实，按今天所说的德才标准来衡量，王明根本轮不上。当时300多旅莫学生中，资历深的、威望高的大有人在，但王明善于揣摩米夫的心思，深得米夫赞赏，使他得到了“学生公社”主席的宝座，这个主席虽然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但却为王明与米夫建立特殊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王明不满足，他觉得现在离米夫还是远了些，有些想说的话还说不上，因而他在继续寻找机会。 　　1927年1月，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华访问。米夫动身来华之际，亲自挑选了四个翻译，这其中就有王明，但贴身翻译却不是王明而是潘家辰，对此王明红眼了，不断在米夫面前拨弄是非，一会儿说潘家辰舍不得离开妻子，小家庭观念严重，一会儿说潘家辰翻译的水平不行，不配作贴身翻译。米夫经王明这么一拨弄，就把王明当作了贴身翻译。 　　就这样，米夫中国之行，王明跟随其左右，形影不离，感情日深。米夫在武汉期间，多次与陈独秀会面，并向陈独秀力荐王明，要陈独秀批准王明担当中共宣传方面的要职，但陈独秀见王明还是个没毕业的学生，不仅党内资历浅，且没有参加过实际斗争，因此没有点头，却又碍于情面，便让王明在宣传部当了个干事，不久又兼任宣传部的秘书。 　　6、7月间，国共两党开始分裂。国民党一些要员声言“礼送”共产党出境，冯玉祥公开支持蒋介石的“清共”。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撤出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时局异常险恶。王明见国内凶多吉少，加之对自己没有得到重用不满，便随米夫回到苏联。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想利用与米夫的特殊关系，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 　　这种机会，在王明返回莫斯科之后果然出现了。 　　王明回到中山大学的时候，“中大”正陷入“教务派”与“党务派”之间激烈争斗的漩涡之中。 　　1927年春天，校长拉狄克因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被解除了职务，副校长米夫当时在中国，遂由教务长阿古尔代理校长。当时“中大”支部局书记为谢德尼可夫，谢与米夫关系甚好，米夫在去中国前，“中大”的一切工作都靠谢。那时阿古尔同米夫有矛盾，米夫为孤立阿古尔，同谢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阿古尔和米夫以及谢德尼可夫为争取中国学生的支持，都千方百计地拉拢学生。阿古尔依靠了在中国学生中最有影响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尤其是俞秀松，为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因为阿古尔是教务主任，负责学校的教务工作，故其依靠的学生为“教务派”。谢德尼可夫依靠的学生有张闻天、沈泽民等，因其是抓党务的，故称“党务派”。 　　这两派因在学校的许多问题上各执己见，情绪对立，争论不休，后来有些学生感到厌倦，便退出双方的争吵，由此形成了第三派。 　　就在双方争论得难解难分之际，王明同米夫一起回到了“中大”。 　　王明认真分析了“中大”的形势，但他并没有分析争论双方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分析在这场争论中如何投米夫之所好。他思来想去，认为在米夫面前进一步得宠，就必须想方设法在这场争论中为米夫捞到好处。那么怎样才能为米夫捞到好处呢？ 　　阿古尔是代理校长，他的这把交椅坐得不牢，而阿古尔同米夫的矛盾又颇深，因此，王明断定，这是替米夫扫除官场障碍，推倒阿古尔的极好时机。于是王明向米夫献计，要米夫拉拢住中间派力量，这样便抓住了大多数，从而搞垮阿古尔和教务派。 　　米夫采纳了王明的计策，结果很灵，阿古尔被撤职，离开了中山大学，米夫便登上了中山大学校长的宝座。 　　此后，王明在米夫的眼中已不是原来的王明，王明原来在米夫的眼中只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善背马列主义词句的书生而已。如今，米夫在王明身上发现了新大陆，深感王明在政治斗争中手段灵活，有头脑。由此他又联想到共产国际在分析中共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苦于中共的领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太低，因而需要培养马列主义水平高，且又能听共产国际话的领袖。王明这次一显身手，使米夫发现了王明是棵苗子，决定对王明下力培养。 　　不久，王明就当上了支部局的宣传干事。 　　米夫对王明的回报就到此为止了吗？不! 　　米夫推王明上台 　　米夫决意要为另一个国家的政党培养一个领袖。于是，他在王明身上使尽了浑身解数。 　　1929年3月，王明在米夫全力推荐下被安排回国，并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求中共中央重用王明。由于王明从校门到校门，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中共只安排王明到上海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后调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作《红旗》报通讯员。 　　但此后王明时运欠佳，因为米夫毕竟远在莫斯科，鞭长莫及，帮不了多少忙。尤其是在李立三掌握中共实际权力时期，提出过不同意见，并因此受到了处分；1930年1月12日，王明被捕入狱，为了能出狱，他不惜暴露党的机关地址，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时下，他正在利用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进行夺权而又感到势单力薄的时候，米夫适时地来了。 　　米夫到中国后，不是先见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而是首先见了王明。 　　王明见到米夫，就像见到了救星一般，又似乎受了多大的委屈，抱住米夫就伤心地哭起来，哽咽着向米夫诉说自己受到的种种“迫害”，可还没等米夫说几句安慰的话，他立刻擦干眼泪，强压着冲动的感情，挺直身板，示意米夫坐下。米夫有些疑惑地看着比自己小三岁的王明，他不知道这位年轻的东方人为何又一下子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其实，王明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米夫面前有所失态，便立刻抑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转而以一个部下的身份，以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中共党员，以一个中共未来领袖的身份，向米夫汇报近一个时期中共党内所发生的一切。王明的这一举动又一次征服了米夫，他觉得一个政治领袖首要的就是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即使受了多大的委屈，面临多么大的困难，也要表现得泰然自若。于是，米夫便悄悄地告诉王明，他此次来华的目的是赶瞿秋白下台，要王明做好掌权的准备。 　　米夫的这种承诺，对王明来说无疑像是注射了兴奋剂一样，几乎不能自已了。本来，米夫先来看他，就已经使他激动万分了，现在又让他做好掌权的准备，简直就像做梦一般。不过，王明并没有昏头，他知道自己现在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王明安排米夫接见了罗章龙、徐锡根等反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方方面面的人，这更使米夫进一步下定了要把王明推上台的决心。 　　米夫下定决心之后，他将采取什么办法把王明推上台呢？ 　　米夫来到中国之后，迟迟没有见瞿秋白和周恩来，这种举动必有文章。 　　过了几天之后，他才同瞿秋白、周恩来晤面。可一见面，米夫就提出召开紧急会议。 　　实际上，瞿秋白已经知道米夫来华后先见了王明等人，一肚子不高兴，但也只是不高兴而已，米夫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谁能惹得起呢？！ 　　当然，米夫的第一步不是要召开四中全会，而是要先给王明“摘帽子”。 　　12月16日，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取消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主要体现米夫主张的这个《决议》，在大树特树王明形象的同时，把大棒悬在了瞿秋白、周恩来的头上，如果不听话，那大棒便会毫不留情地抡下来。因而，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一再检讨，并同意公开向全党承认、检讨自己犯了“调和主义”的严重错误，因而米夫没把那大棒抡下来。周恩来也无可奈何，只好本着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原则，同意米夫的主张。 　　在米夫的吹捧下，王明成了“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反李立三路线的英雄”。 　　12月25日，也就是米夫到中国后不到10天，王明就被提拔为江南省委(即江苏省委)书记，博古被提拔为团中央宣传部长。 　　江南省是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共江南省委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省委，其党员的人数，所能领导的产业工人的人数皆为全国之首。米夫把年仅26岁的王明放在这里，有着他的良苦用心。 　　此时，三中全会的中央事实上已陷入瘫痪，无法继续开展工作了。但王明和罗章龙等并不就此罢休，更加乘势猛攻，大吵大嚷。罗章龙等坚决要撤换中央领导，并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1931年1月1日，罗章龙主持制定了《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开紧急会议”；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罗章龙如此起劲地反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目的是为了扯起反立三路线的大旗，赢得共产国际及米夫的信任与器重，以便与王明平分秋色。然而，他想得太天真了。 　　也许就在罗章龙做美梦的时候，王明和米夫的屠刀就已经向他砍来了。 　　其实，王明与米夫看出了罗章龙的心思，已经开始左右开弓，一面继续猛烈攻击中央，一面又指责罗章龙等人为右派。 　　但米夫很快意识到，这样左右开弓扶王明上台，必然树敌过多，风险太大，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于是，米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改变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因为紧急会议是一种非正式的会议，议而不决的问题，可以再议，而王明本来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而且在党内没有什么威望，要扶他上台，只能一次议决，不可有第二次议决的机会。因此，他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党的全会将王明扶上中共最高领导的宝座。这样既合党规，又极易成功。 　　为了王明，米夫可谓绞尽脑汁。 　　米夫便把自己的这一决定告诉了王明。 　　王明望着米夫，半晌无语，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今生今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飞黄腾达竟是借助了眼前这位来自北方异邦的“钦差大臣”，这真是命运的安排。 　　米夫从王明的眼神里窥视到了王明此时的心情，便说：“要搞个写作班子，把四中全会的决议准备好。” 　　米夫的话平息了王明内心的激动浪潮，思绪立刻揪住了于他不利的现实，抿了抿嘴，说：“写作的事好说，可我那些志同道合的人都不是中央委员和代表，不能参加会议，我们写了决议，万一通不过怎么办？”他沉思片刻，又吐出了一个忧虑，“我断定，在这个会议上，何孟雄、罗章龙一定会公然反对，瞿秋白么，虽然不敢公开反对，暗里也一定会使反劲儿。” 　　“你说该怎么办？”米夫问。 　　王明一向心中有谋，但此时却无谋可出，于是给米夫出了一道难题：“你要设法让我们这些人参加会议，并有选举权。再有，罗、何这些人的支持者，尽最大可能不让他们参加。” 　　米夫听王明这么一说，便陷入沉思，因为他知道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会议时间不可开得过长，时间越长越麻烦。”王明补充道。 　　米夫瞧了一眼王明，把手一挥说：“就开一天的时间，目的么，一是通过决议，二是选你掌权。” 　　王明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如此这般，王明等人便改变了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而罗章龙仍然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在这关键时刻，米夫出来讲话了。他说已报告共产国际，决定召开四中全会，而不是紧急会议，并由他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周恩来为了团结各方面反对过李立三的人来执行国际路线，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名单时，提出了让何孟雄进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但被米夫拒绝。于是瞿、周两人都提出自己应退出政治局。 　　米夫看了一眼瞿秋白，他没有想到瞿秋白会这么自觉，他正在发愁怎样才能把瞿秋白整下台。但他的目光没有投到周恩来身上，他觉得周恩来提出这一要求，是受了瞿秋白的影响，并不是真心的。他看重周恩来没有政治野心，实际工作经验又很丰富，而王明等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为了使王明能顺利地跨越过渡期，在中共首脑的位置上坐得更牢，就把周恩来留在了政治局。 　　此时，瞿秋白虽然下台了，但心里很坦然，他是自己要求下台的。最难受的要数罗章龙，他没有想到自己跟王明一路相互摇旗助威到今天，王明竟然同室操戈，置他于死地。他心想，你王明算老几，你砸我的碗，别怪我砸你的锅。于是，他开始酝酿成立第二中央，与王明抗衡。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关向应、罗登贤、贺昌、顾顺章、罗章龙、陈云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22人出席了会议。 　　会前，米夫着实忙碌了一阵，他一个一个地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谈话，要他们选王明为中共首脑，并采取高压手段，强迫中共中央增加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这15人是：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王稼祥、陈原道、何孟雄、韩连会、肖道德、袁乃祥、沈先定、许畏三、邱泮林、顾作霖、柯庆施。这些人并非都是与王明一伙的，如何孟雄，他是坚决反王明的，米夫之所以让他参加会议，是考虑到这15人如果清一色的都是王明派，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与会者的反对。罗章龙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大都被拒绝在外，非参加不可的，米夫自有办法，那就是不事先打招呼，不告诉开什么会。因而有的代表在开会前的几十分钟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走进会场还不知开的是什么会，有的代表被告知开紧急会议。 　　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列席代表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米夫则利用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力，强行决定：王明等15名列席代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米夫此举，开创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可以凭借手中权力随意捏弄的先例，但为了王明，他豁出去了。 　　这次全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最糟糕的一次全会。 　　向忠发宣布开会时说：“今天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远东局指导下……”向忠发一句话没有说完，罗章龙派的人就起劲儿地坚决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于是，围绕会议的性质和议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米夫见势不妙，他面孔一沉，站起来宣布说：“四中全会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无论什么问题，只要用共产国际的尺子去量，一切矛盾都会迎刃而解，就是说，共产国际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 　　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员的心目中，已经是唯一正确的象征，对它的一切指示，只能唯命是从。因而，米夫正是利用这一心理，扯起了共产国际这张虎皮。这一招果然有效，众人都不说话了，向忠发便宣布开会议程，他说：“这次会议议题共八项：一、宣布开会；二、追悼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三、推选主席团；四、向忠发作政治报告；五、讨论；六、国际代表结论；七、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造政治局；八、闭会。” 　　向忠发刚刚说完，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徐兰芝突然闯进会场，满面怒容地质问向忠发：“你们是开什么会？” 　　“四中全会。”不知是谁替向忠发答道。 　　徐兰芝听了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大声质问向忠发：“我是中央候补委员，召开四中全会，为什么不通知我参加？” 　　原来，这是米夫作祟，故意不通知他来开会，因为米夫知道徐兰芝是罗章龙派的人，但徐兰芝偶然得知了开会事宜，他很气愤，遂闯进了会场，一番质问，使向忠发张口结舌。 　　“这个会议要改期，今天的会议可作为紧急会议。”罗章龙派的余飞站起来大声地喊。 　　接着又有人支持这一主张。 　　稍后，罗章龙起身发言，质问向忠发，主张立即停止四中全会，改组中共领导。 　　罗章龙乃一派之首领，罗的发言有一定的号召力，他这一讲，会场就乱了套，又有不少人指责向忠发搞突然袭击，弄得向忠发不知如何是好。 　　米夫见状，怒火中烧，急忙起身，大声喝道：“都嚷什么？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批准，并要马上召开的!谁反对四中全会召开，就是反对共产国际!” 　　米夫话音一落，王明、夏曦、博古、沈泽民等都相继发言支持米夫。还有不少委员见大势已去，便顺水推舟，表态支持米夫。米夫也趁热打铁，遂决定对会议是否继续进行表决，自然支持米夫的人多，会议才继续进行。 　　于是，向忠发代表中央向会议提出了主席团名单：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 　　经表决，主席团获多数票通过。 　　由于米夫的高压，不满情绪弥漫整个会场，不仅反王明的人不满，就连米夫、王明他们对今天这个会议闹得沸沸扬扬也很不满。 　　“我的报告完了，请各位代表讨论。”向忠发如释重负地结束了他的报告。与王明意见不和的人听出这报告不对味，都在紧急思考着。一场舌战已不可避免。 　　第一位站起来反对的人却令在场的人们惊讶，她就是女工出身的中共党员张金保，是参加今天会议的唯一一位女性，她的发言更是语惊四座：“四中全会开得太突然，忠发同志的报告，与许多提法，需要认真的讨论，仅一天的时间，怎么行？如何从立三路线中接受教训，只有亲身参加实践的同志才有真正了解，而我们的会扩大的列席代表，都是念书出身。”她指着王明，眼里充满着轻蔑，“你们读书写文章行，真枪真刀干革命差远啦!” 　　张金保的发言，极大地刺痛了王明，但他也无言以对，便立即向代表们推荐他的关于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理论与实际的意见书，那意思是说，你们看看就知道我王明能不能真刀真枪地干革命。王明这一招还很灵，把张金保提出的尖锐话题给引开了。 　　当会议进行到“国际代表结论”这项议程时，米夫长篇大论地批评了三中全会以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终于切入了最实质性的问题。他提高嗓门说：“我再讲讲改造机关，……自然，应该吸收下层工人干部，但说要他们滚蛋这是不负责的话。” 　　米夫将怎样把这个话题讲下去？他似乎胸有成竹，看了一眼向忠发，接着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忠发、锡根、向荣应、温裕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可我们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 　　看来，向忠发继续任党的首脑是不成问题了，因为在米夫看来，向忠发一无工作能力，二无理论水平，还很听话，是一个能为王明服务的傀儡。 　　米夫又看了看周恩来，便改变了口气，挖苦说：“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接着，米夫又把王明吹捧了一番。 　　米夫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把人事安排的调子已经定下来了。其实，米夫在会前就把名单拟好了，王明、夏曦、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黄苏、徐畏三、曾炳春八人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王明、陈郁、卢福坦、王克金、刘少奇五人为新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三中全会时补选的中央委员罗迈、贺昌退出；李立三、瞿秋白、罗迈退出政治局。 　　在进行选举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时，米夫要周恩来宣布了这份名单，米夫随即作了解释，他说这份名单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共同提议的名单。他话音刚落，会场就乱了，首先遭到了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的坚决反对。罗章龙说：“政治局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立三路线执行者，应当彻底改造。” 　　随后，罗派的骨干韩连会提出了另一份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顾顺章、王克全、韩连会、唐宏经、徐炳根、徐畏三、蒋云等。 　　史文彬也提出了一份名单：刘成章、吴雨铭、李振瀛、袁乃祥、孟宪章等。这份名单更厉害，将原来中央政治局的人一律打倒。 　　何孟雄对米夫所提的名单进行了抨击，尤其对名单中的王明，批评更为尖锐，并要求王明在会上说清他被捕和暴露机关一事。 　　因各方对名单的人选争执不下，会场秩序顿时大乱。米夫也不管这些了，当即宣布对他提出的名单进行表决。 　　罗章龙马上质问：“都有哪些人有表决权？” 　　米夫毫不含糊地说：“所有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 　　罗章龙一听，当即提出抗议，说：“这不符合党的纪律。”说完，要拂袖退场，后经人拉住相劝，才作罢。 　　“章龙同志，”米夫喊了一声，“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 　　罗章龙怒气未消，袁乃祥气得拍案咆哮，结果被米夫勒令退出。 　　就这样，在米夫的高压下，选举终于结束，通过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补选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单。政治局委员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为：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 　　终于，米夫借共产国际之威达到了目的，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夜之间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此后不久，又成了政治局常委。 　　王明知道，一种权力既已受到挑战，而又不能使对方受到惩罚，这种权力便等于被剥夺。 　　米夫也知道这一点。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米夫把反对王明上台的一部分人找来开会，极力美化王明，称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地执行国际路线的。他一再强调共产国际是绝对正确的，六届四中全会是体现共产国际路线的。他声言：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谁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要受到处分。 　　但是，从四中全会开始，反对米夫、王明及王明小宗派的浪头就接踵而来。全总党团、江南省委、济总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沪中区委等都先后发表了反四中全会决议案和声明。 　　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主要是因为米夫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用高压手段抬王明，压制了不同意见。 　　王明在四面楚歌之中，他决心排除异己。 　　何孟雄遇险，王明见危不救 　　曾几何时，在反李立三路线的斗争中，王明与何孟雄是站在一起的，也都受到了李立三的政治打击。而今天，王明却要翻脸不认人了。 　　何孟雄，湖南酃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1925年创建京绥铁路工会。1926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后历任中共江南省委委员、省委书记。他当时在党内也是一位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人，具有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正因为他看透了王明的险恶用心，又有这种能力，便与罗章龙携手一起反对王明。 　　1月8日，即四中全会闭会的第二天，何孟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徐畏三、王风飞、史文彬、韩连会、张金保、袁乃祥、徐兰芝、邱泮林、沈先定、李震瀛等参加四中全会的代表，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这个报告大纲共有十几个问题，虽然文字很长，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王明拉下马，把米夫赶走。 　　米夫和王明又将怎样对付这种局面呢？ 　　米〖JP+1〗夫为平息众怒，立即召集了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开会，要求何、罗等人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会。何、罗等人既然把反王明的大旗扯起来了，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仍然坚持其主张。米夫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大怒：“自此以后，谁反对四中全会，反对陈绍禹同志，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受到处分，以至开除党籍。” 　　其实，米夫在吓唬他们的同时，自己也感到心虚，因为如果他们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仅自己回去不好交代，而且王明就会被整下台。于是，米夫立即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况，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共产国际果然很快来电，表示对扩大的四中全会坚决支持。 　　米夫心里踏实了，王明也神气了。 　　依仗着共产国际的支持和米夫的庇护，王明要开杀戒了。 　　很快，王明在江南省委向何孟雄发难。 　　1月11日，王明召开了江南省委扩大会议，米夫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开始，米夫首先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四中全会的肯定。接着，王明发言，他说：“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伟大的米夫同志领导下召开的，米夫同志高瞻远瞩，排除了‘左’右的干扰，尤其是右的干扰，使大会开得很成功。”王明看了一眼米夫，米夫喜形于色，他第一次被人称为“伟大的米夫同志”，别人听来不免肉麻，而他却自感受之无愧。 　　“但是，”王明见米夫得意的神色，便接着说，“以何孟雄、罗章龙为首的右派分子，对党、对米夫同志、对共产国际，怀有成见，公开地、私下地反对四中全会，发表了什么什么决议。这是他们长期对党不满的爆发，是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何孟雄与罗章龙同流合污，他们是一对老机会主义者，尤其是何孟雄，已成了江南省委发展的一大障碍。” 　　是障碍就要排除，究竟怎么排除，王明自有他的办法。他也懂得在政治斗争中要站稳脚跟，就必须在政治上把与自己过不去的人判为死刑。于是王明提高嗓门道：“我现在宣布，何孟雄及其团伙的一切活动，都是非法的。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同何孟雄的非法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个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是非分明、敢于坚持真理的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就这样被王明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公理何在？ 　　王明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宣布：凡是参加何孟雄组织的活动的党员，要立即退出，并进行检查，否则一律开除党籍；对何孟雄等正在使用的一些机关和宿舍，省委就此撒手不管，并另外建立机关，不与何发生关系；江南省委立即停发何孟雄等一切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1月13日，王明又召开了第二次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通过了王明自己起草的拥护四中全会，反对何孟雄的决议。 　　1月15日，米夫、王明向全党发出了《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动员全党无情地反对何孟雄。 　　这时，王明觉得如此整何孟雄，不仅难以置他于死地，反而还不免让人看出自己是在报私仇，便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召到一起开会，共商对付的办法。王明说：“要打倒何孟雄，必须揭发何与罗章龙的关系，这样才能打中何的要害，才能将何打倒。” 　　正在王明苦于不能一下将何孟雄除掉的时候，却意外地获得一次除掉何孟雄的机会。 　　何孟雄等人对米夫、王明这种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做法，非常气愤。遂不断开会，商讨如何与王明小宗派作斗争的事宜。1月17日，何孟雄于东方旅社31号房间内召集部分反王明宗派的干部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冯铿、柔石、胡也频等人开会。此时，中央特科已获得情报，得知因叛徒告密，租界巡捕要趁何等人开会之机抓何孟雄等人，遂急报王明。王明却不准特科人员去通知何孟雄等立即中止会议，迅速转移，而是阴笑了一声，随后说：“告诉中央特科的同志，不要去东方旅社，既然敌人已经发现了何孟雄他们，特科若要再去人，也会被敌人抓走。” 　　王明的真正意图，不是怕特科的人被捕，而是要借敌人的刀杀死何孟雄。 　　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奉命化装茶房走进房间，接着七八个持枪便衣涌入室内，将何孟雄等所有开会的人当场逮捕。之后，暗探们又于此处埋伏了数天，又逮捕了一些人。 　　当何孟雄等被敌人抓捕的消息传到王明那儿时，王明正主持召开中共江南省委会议。到会的人听了，无不惊得目瞪口呆，王明却冷笑一声说：“天闹有雨，人闹有祸，闹吧，如今闹到了监狱里，看他们还再闹什么。”王明的语气恶狠狠，“何孟雄如此结果，是早在预料之中的，是他们反党反国际搞分裂的必然，是咎由自取!”但王明还觉得这话不够分量，不足以表达心中对何孟雄的怨恨，便一拍桌子，放大声音，“何孟雄一伙是在进行反党活动中被捕的，这与其他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 　　就在这一天，王明又下令将何孟雄开除了党籍。而何孟雄在狱中仍镇定自若，坚决反对分裂党的错误行径，并同林育南、李求实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揭露王明的宗派主义活动。可是，他们已身陷敌人的囚笼，无论他们怎样抗争，已无回天之力。 　　2月7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柔石、胡也频、李求实、欧阳立安等26人被敌人秘密枪杀。何孟雄就义时年仅33岁。 　　虽然王明去了一块心病，但对何孟雄的批判仍没有放过，他对周围的人说：“何孟雄等虽然死了，但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还要彻底清算。” 　　王明看起来像是个文弱书生，但其骨子里却阴险毒辣、残酷凶狠，下一步他要清算的真是何孟雄的错误吗？ 　　竭力反王明，罗章龙越轨 　　王明决不会忘记，何孟雄死了，罗章龙还在。 　　其实，罗章龙也是党内资历较深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0年10月，他就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时为北京大学支部负责人，中共北方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的主任。在此期间，参加领导了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央秘书和宣传部长。中共“四大”为候补委员，“五大”为中央委员，“六大”又为候补委员，负责中央工委和全总党团活动。在王明看来，罗章龙的影响力比何孟雄大，危险性也更大。因此，除掉这一心腹之患，成为王明首要的任务。何孟雄被捕，罗章龙以为是因为王明告密而遭暗害，于是更加坚定了要同王明对抗到底的决心。 　　为了缓和这种局势，周恩来想了一个办法，这是个什么办法呢？张国焘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我第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约在我到上海后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们三个政治局委员外，还有秦邦宪、张闻天、杨尚昆等。周恩来首先以便于秘密开会为理由，提议由向忠发、张国焘、周恩来等三人组成常委，为最高决策机关，其余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据常委决定，进行工作，但必要时得列席常委会。这个提议很顺利地通过了，其作用是为了使那些新进的领导人物退让一步，以缓和党内反米夫派的气氛。”但周恩来的这一番苦心，对罗章龙并未奏效。相反，他大动手脚，将其为“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主持起草的报告大纲印成小册子，通过全国总工会系统下发到全国各省总工会所辖之地。同时他还派了张金刃、韩连会、王仲一等到顺直，唐宏经到满洲，李震瀛到香港进行反王明活动，并指派王克全、徐畏三等带人强占江南省委机关，但没有成功，遂宣布成立第二江南省委。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濒临分裂的边缘。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共产党员正处在敌人严密搜捕的险境之中，一旦出现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 　　在这危急关头，米夫和王明都躲在后面不敢出面直接与罗章龙交涉，因为他们自知做了不光彩的事，便指示张国焘去做说服工作，但罗章龙拒绝与张国焘面谈。没办法，又命令周恩来找到罗章龙、王克全，同他们进行谈话。周恩来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出发，要他们停止反对四中全会和分裂党的活动。 　　“王明没有罢你的官，你就来做说客，来和稀泥了。”罗章龙挖苦着，把手一挥，发怒道，“我不和你谈。” 　　王克全在一旁也是一脸怒容，大骂周恩来，说他没有党性，没有原则。周恩来一气之下，对罗章龙、王克全来了个最后通牒，说：“你们何去何从，五日之内向中央表明态度。”说罢，便转身而去。 　　当米夫、王明得知罗章龙、王克全的态度，预感事情不妙，但也只得等到五日后看罗章龙和王克全的回音了。 　　然而，五日后，罗章龙、王克全不仅没有理睬中共中央，反而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这便是罗章龙的悲剧所在。本来，他反王明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但他以分裂党的手段来反王明，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党内是绝对不允许有这种分裂行为的，不管理由多么充足，也不管动机多么善良，在党内制造分裂就是一种罪过。如果谁企望用分裂的手法来解决党内分歧，结局必然是一败涂地。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7日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 　　同时，中共中央还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风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数日后，又将王克全和王风飞开除党籍。还有一大批与罗章龙有关系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 　　此时，罗派成员一见这势头，大多纷纷发表声明书，宣布退出在“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上推选以罗章龙为首组成的“中央非常委员会”。 　　至此，罗章龙的一切计划已宣告破产，但他没有宣布“中央非常委员会”解散，而由张金保接任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主席之职，此举是罗章龙的安排，还是张金保主动接任，不得而知。但张金保随即召开了会议，通过了《非常委员会致中共中央信》，宣布“中央非常委员会”解散。张金保本人也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致信中共中央，表示了悔过。 　　其实，张金保完全没有必要接任这一职务，更没有必要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来悔过，至多以参与者的身份承认与反思自己的错误也就罢了。她这样做，等于把大部分责任揽过来了。但她这样做，主要是为党负责，因为罗章龙并没有宣布解散“非常中央委员会”，这样长期下去，对党的团结非常不利。因此，她考虑这个临时组织及主要负责人，必须向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王明不分是非，决心把过去跟着罗的人置于死地，不允许这些人悔过自新，不仅开除了张金保的党籍，反而还说张金保的“悔过声明”是向党发起的新的进攻。 　　王明口出此言，绝非一时气话，他不仅没有忘记张金保在四中全会上对他致命的攻击，而且他还怀疑反对的人会有更大的动作。 　　真有这等事儿吗？ 　　瞿秋白落井，王明下石 　　王明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同米夫一起把持着中共中央的大权，要把反对他的人统统整倒。接下去要整的目标，便是他视为眼中钉的瞿秋白。 　　瞿秋白待人宽厚、温善，对事业忠诚，能顾全大局，从不感情用事，也没有政治野心，因而他与王明并无权力之争，只是过去有些小摩擦。在王明看来，瞿秋白与他过不去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他们两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瞿秋白批评过王明搞小宗派的行为，那也只是党内的一种批评，也只是一个老党员对一个年轻党员的批评。另一件事就是瞿秋白回国第二次主持中央的工作，王明因反立三路线受了处分，本想等瞿秋白回来树他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然而，瞿秋白不仅没有对他加以褒奖和重用，而且连李立三给他的处分也没有撤掉。这些都没有上升到争权夺利的高度来看待，只是瞿秋白对王明的人品没有好感，仅此而已。但王明对瞿秋白几乎是恨之入骨了。 　　在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是瞿秋白从前没有想到的事儿，王明、米夫对他采取了绝不相容的态度，撤销其党内职务，这也是他没有想到的。因为思想准备不足，当严峻的现实摆在他面前时，心理上感受到的压力非常沉重。 　　当然，瞿秋白如果要进行报复，条件和机会是有的。 　　四中全会之后，何孟雄、林育南、罗章龙在反王明时感到势单力薄，便四处寻找同盟者。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瞿秋白，因为他毕竟两次出任中共首脑，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如他参与反王明的行列，把王明拉下马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于是他们分别找瞿秋白，向他陈述王明上台的手法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今后将给中共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向他陈述了王明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上台后只能胡闹，必然会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但瞿秋白并没有为他们的陈述所动，他很清醒，心想：如自己加入反王明的势力，必然要导致中共的分裂，这对中共是致命的打击。因此，瞿秋白没有从个人的恩怨去对待他们所陈述的一切。他想，要与王明斗就自己单枪匹马地干，兴师动众对党的团结不利。 　　当时，王明已知道何孟雄、林育南、罗章龙找瞿秋白的目的，王明最怕的是瞿秋白同那些反对他的人结成同盟。虽然他也知道瞿秋白当时并没有与何孟雄等人结盟，但总为此而疑神疑鬼，老是担心瞿秋白要同何、罗站在一起反对他。所以，米夫、王明总是紧紧盯住瞿秋白不放，逢会就批，批别人时也总忘不了批他一顿，并派人监视其行踪。 　　本来，瞿秋白准备要和王明好好理论理论，不料心火太重，把肺都烧出了毛病，导致心力交瘁，已无力再与王明、米夫一争高低。 　　于是，瞿秋白在1月17日给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了《声明书》，书中把自己骂了一通。 　　虽然如此，王明、米夫犹觉不够，在开除罗章龙党籍的当天，亦作出了决议，警告瞿秋白“必须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还要瞿秋白“须写声明表明积极反右派与对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 　　瞿秋白已把米夫和王明看透了，只不过是“黄小人”与“洋小人”而已，他虽然有与王明、米夫斗争之志，无奈重病缠身，只得长叹一声，于1月28日，再次违心地写了一份《声明书》。在这份声明书中，他仿照阿Q的做法，竭力往自己脸上抹黑，黑得不够的地方就多抹一些，越黑越好。他说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支持反王明的“中大”学生李剑如等，回国后也没把王明看在眼里，这更是极大的错误。 　　尽管如此，王明、米夫仍不饶过瞿秋白，继续对他进行无情的打击，并且揪住他自己供认的在莫斯科对王明的不尊大作文章。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专门作出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内称：“秋白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态度，对国际代表的极不尊重的态度，绝不是偶然的，和他的右倾政治意见有密切关系。” 　　在政治上将瞿秋白整倒以后，王明、米夫一伙采取落井投石的办法，在经济上卡瞿秋白，当时瞿重病在身，王明等却停发了他的生活费，每月仅发给十几元钱，为上海工人最低的工资，仅能糊口。从此，瞿秋白沦为“流浪汉”。 　　到此，王明的目的已经达到，党内该平静一下了，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乱云飞渡的岁月 　　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进入了一个更加惨烈的时期，意想不到的事情接连发生。 　　1931年4月下旬，也就是四中全会后三个多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武汉被捕叛变。他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很多重要机密，掌握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当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并没有立即获悉顾顺章被捕和叛 　　变的消息。顾顺章向国民党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获悉了。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中央，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同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擅自外出，并在外面住了一夜，第二天出门叫出租汽车时，遭敌人逮捕，不几日就叛变了，后被国民党枪杀。他的叛变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周恩来骂向忠发：“他的贞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的坠落，给王明创造了机会——他当上了代理总书记。 　　这两起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处于更危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代理党的总书记，不仅工作艰苦，而且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王明是个怕死鬼，盘算再三，便要求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米夫的周旋下，他终于如愿，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米夫也随即离开中国。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于9月18日突然以武力袭击沈阳，在三个月内强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奉命不战而退。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 　　就在民族危机到来的时刻，王明到达莫斯科。 　　王明一走，由谁来继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问题本来只要开一个党的会议，进行选举便可解决。但当时，由于白色恐怖，有的中央委员被捕被杀，有的已受到国民党的通缉而到外地隐蔽起来，无法联络。所以，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远不足半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 　　那么，由谁来牵头，这就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了。 　　从当时情况来看，周恩来是最佳人选，但他已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并准备动身去江西瑞金。话又说回来，即使周恩来不准备走，恐怕也轮不上他，因为王明要遥控中共，这个牵头人必须是他的人才行。 　　当时，究竟哪些人跟王明是一路的？王明自己心里清楚。 　　挑来选去，王明最后看中了年仅24岁的博古。于是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五人组成，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 　　王明看中博古，这是自然的。他们在反李立三时就相互要好，博古为王明的上台，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相同，并且他们的年龄相当，志趣相投；博古很听王明的话，说一不二。正因为这样，博古博得了王明的信任。 　　当然，博古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14岁进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便开始政治活动，参加了“锡社”，并成为“锡社”苏州支部的负责人。18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参加了“五卅”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考入了上海大学社会系，当时这所大学是国共合作办校，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在该校执教，还建有中共组织，博古入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了米夫的学生，也成为王明的同学，还成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博古具有激进的革命热情，并非他出身贫寒。在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下，能够考上高等学府的人，无疑都与非同一般的家庭背景有关。博古就出生于书香门第与官吏合一的家庭。父亲秦肇煌，作为清朝秀才，宣统年间当过浙江温州地方审判厅刑事庭庭长，给他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秦邦宪。后来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博古，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博古通今”的意思，其实真正的含义是“上帝”，也许他自己觉得这个名字比原名更富有意义，所以他很喜欢这个名字，也很喜欢别人称他为“博古”。无论怎样，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号而已。 　　王明临行前，与博古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最后嘱咐道：“记住，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博古望着王明，默默地点了点头。 　　1 　　毛泽东的厄运 　　王明走了，走到了共产国际，而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一切听从共产国际。 　　博古走上了临时中央总负责的岗位，而博古又属于王明派系之内的人。 　　从此，开始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王明遥控指挥，博古坚决照办。 　　从此，王明、博古推行了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 　　虽然他们的政敌一个一个地被整垮了，但他们总怀疑在党内，甚至在整个中国工农红军中都还有与他们过不去的人存在。 　　下一个目标究竟是谁？ 　　这就要看谁与他们有着不同的政见。话又说回来，如果王明和博古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他们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也许还可以原谅。然而，他们根本就不能担此重任，只有一味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在打击不同意见者方面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能”。 　　这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国革命都是致命的。 　　中国不是苏联，中国有中国的情况，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走自己的路。 　　正因为如此，许多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地进行探索，他们之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创立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到1930年时，开始探索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大声疾呼要反对本本主义，并写出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言辞之锋利，显示出他对教条主义的痛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不仅著名而且永恒的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有如此见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原先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而他领导的秋收暴动的受挫，使他比别人更早地清醒过来了，于是他作出了“天才的选择”，带着秋收暴动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始走自己的路，经过实践，他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同时，他也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一针见血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的这番高见，自然触到了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痛处。毛泽东想纠正他们的教条主义，而王明、博古则采取排挤和打击的办法来对付毛泽东。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王明、博古派来了中央代表团，这就是著名的“三人团”。 　　在大会前开了一次苏区中央局的小会，毛泽东按中央代表团的要求，向他们汇报情况。 　　毛泽东报告了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经过，并谈了他对于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一方面军的方针路线。可是，没等他讲完，这些代表就对他发起了攻击，给他扣上好几顶帽子： 　　富农路线。 　　狭隘的经验主义。 　　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 　　面对野蛮无理的突然袭击，毛泽东发怒了，他不接受这些“布尔什维克”们给他戴上的帽子。 　　事实是，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却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王明、博古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主张“分配土地给一切人”，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进行调剂，无论是地主还是富农，只要不是罪大恶极，都要给他一点土地，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人，要吃饭。就这样一个符合情理的主张，被定论为“富农路线”。毛泽东坚持红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寻机灭敌，进攻中心城市必然招致失败，这更不能被王明、博古所容忍，被指责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谁是谁非，在后来的实践中已经得到验证。但此时，王明派的人根本不相信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们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有着正确的主张。 　　“你懂什么马列理论？”有人这样问他。 　　“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有人这样骂。 　　即刻，他们解除了毛泽东主持会议的权力。 　　会议散了，那些咄咄逼人的中央代表虽然离去，但那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仍弥漫在屋子里，久久不散。毛泽东一直坐在那里抽烟，他想不通啊！ 　　不谴责胜利者是一条公理。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不容易呀!不说把毛泽东当做英雄，最起码也应该认这个账。然而，这个时候，公理全没啦! 　　王明、博古等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管你毛泽东打了多少胜仗，但你的主张与我们的不一致就不行。 　　在人类社会，杰出人物在开始时一般都是孤独的，政治上的杰出人物尤其如此。 　　1931年11月1日至5日的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一次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因为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由项英代理书记，后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但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毕竟还很大，怕惹出什么麻烦，临时中央便作出了看似重用的安排。 　　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等63人为中央政府执委，接着在27日举行的执委第一次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于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并存的又一个政府。 　　为了自然而体面地剥夺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又于11月25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等15人组成。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不设总政委，这样就自然解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 　　明眼人一看便知：给毛泽东的是一个空架子和一把空交椅。 　　胳膊拧不过大腿，毛泽东病了。 　　政治上的失落，对政治家而言，就好比走进了一个无尽的黑夜。毛泽东是一位有着远大抱负的伟大政治家，他心里装着的不是个人的沉沦，而是整个中国革命的成败。此时他有理寸步难行，并遭受到政治上的排挤，从而也更加重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忧虑。 　　这，能不使毛泽东生病嘛! 　　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不管你是否生病，已摆在了毛泽东面前。 　　于是，毛泽东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人到华东山去了。 　　华东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这里风景优美，一片葱郁。山顶上有一座古庙，毛泽东就住在那古庙里。 　　从此，毛泽东便隐居在华东山，潜心读书和思考，他要看一看自己的马列主张与王明、博古的马列主张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会在什么时候走出华东山？他在等待，历史也在等待。 　　周恩来第一次遇到麻烦 　　毛泽东隐退华东山之后，周恩来到达赤都——瑞金。 　　周恩来的到来，给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可以肯定，周恩来不同于毛泽东。由于他的出身，他在日本、法国、苏联的广泛的革命活动，使他在党内始终跟各个时期的领导人过从甚密。他一直参与党内的最高决策。 　　毛泽东个性很强，而且他的思想又都是成熟正确的。现在，他与王明、博古形成了对峙局面，周恩来又将如何来协调平衡？ 　　当周恩来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时候，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周恩来，几寸长的胡须连接着那长长的头发，把周恩来弄得面目全非，因为他是从白区来瑞金的，不得不如此。 　　“周恩来同志，我真盼着你来呀!”毛泽东深情地望着这位“美髯公”，很希望周恩来能在自己和上海的博古及王明之间扮演合适的角色，因为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所尊重的资深的党内领导人。 　　周恩来理解毛泽东此时的心情，也意识到自己这个角色很难当。难就难在王明等人蛮横无理，难在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难在眼下正确与错误的主张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检验。操之过急，可能适得其反；观望等待，可能使正确的主张失去张扬的时机。现在看来，无论这个角色如何难当，周恩来也要当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护党的团结的同时，让正确的主张在实践中逐步凸现出来，并被全党普遍接受。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1932年1月9日，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 　　曾经反李立三的人，现在又把李立三的那一套搬出来了。 　　这令人可笑而又不可理解。 　　其实，他们都是教条主义者，在对待苏联的经验上，他们都是照葫芦画瓢的好手。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都是一切照办，唯命是从，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而且都好大喜功，企求在自己掌权期间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王明等人当初反李立三，目的是要把他整下台，自己上台，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政治上的分歧，原则上的不同。 　　而毛泽东则不同，他不曾想过自己要捞到什么政治资本，他是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来思考如何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并遵循中国革命运动的规律来提出自己的主张。 　　那么，周恩来能协调、平衡毛泽东与王明、博古之间的政治分歧吗？ 　　还有比较微妙的一点，就是现在的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 　　这对周恩来而言，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很快，这个挑战就降临了。 　　为了贯彻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革军委决定攻打赣州。他们等打下赣州，把工农兵政府搬进去，并向世界宣布，中国革命已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个梦想十分美妙，可毛泽东坚决反对，也是唯一的一个反对者。周恩来当然也投了赞成票。没办法，毛泽东只好提议调当时在前线的将领彭德怀回来，商量此事。他企求用前线的事实来说服大家，周恩来同意了这一提议。 　　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周恩来问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 　　彭德怀说：赣州守军马昆旅估计有6000人，地方靖卫团2000人，共8000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 　　言语间，彭德怀愿意率部继续攻打赣州，并且很有信心。 　　于是，1932年2月上旬，红军开始了对赣州的围城攻坚，接连打了1个月零4天，仍然没有攻下赣州。后来蒋介石的援军赶到，守敌出击，红军伤亡惨重。彭德怀被迫撤围。 　　赣州久攻不下，周恩来在瑞金坐不住了，他知道，这是处在水与火的中间，红军战士在流血啊! 　　周恩来决定请毛泽东出山，他顾不得王明、博古对他此举的看法。 　　此时，靠边站的毛泽东住在华东山的破庙里，虽然身在山上，心却在山下，无论谁到庙里来，他都要仔细打听红军攻打赣州的情况，战况的发展使他越来越焦急，嘴唇都烧起了泡。 　　3月初的一天，在彭德怀攻城最艰苦的时候，项英奉周恩来之命，带着他的警卫员，骑马直奔华东山。 　　“周恩来同志让我专门请你下山。”项英见毛泽东站在破庙门口等着他们，便催马扬鞭，快速赶到毛泽东面前，翻身下马，舍去了昔日的客套话，直述来意。 　　“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毛泽东猜他们就是为这事而来。 　　“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周恩来请你赶往前线。”项英又补充道。 　　毛泽东没说什么，转身就去收拾文件，准备下山。 　　“润之，不能晚一天走吗？天要下雨了，别淋出毛病来。”贺子珍抬头望了一下天空，只见乌云翻滚，一场大雨行将倾泻而下，便跟着毛泽东转身进得屋里，柔声说道。 　　“红军需要我，区区几滴雨水，岂能挡住我的革命之路。”毛泽东朗声说道，仍不停地快速整理文件。 　　毛泽东冒着寒风冷雨，步行下山，赶到瑞金已是傍晚时分。 　　他往前线发了一份电报，就乘一只小船朝赣州方向驶去。 　　毛泽东的小船经过两天三夜的航行，在赣州东北的赣县江口靠岸。此时，败走赣州城的彭德怀部队，正集结江口。苏区中央局的首脑们，也集中在这里，等待毛泽东到来之后，对这次作战进行总结。这就是史称的“江口会议”。 　　主持这次会议的当然是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王稼祥、顾作霖参加了会议。 　　因为有了争论才开这次会，开会期间又少不了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下一步棋怎么走。 　　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还得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毛泽东又坚决反对。 　　毛泽东坚持打游击，打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方，先吃“豆腐”，后啃“骨头”。 　　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周恩来沉默了，最后宣布：“按临时中央的指示办。” 　　周恩来是自身有想打大城市的意思，还是怕触犯了临时中央？但无论如何，在是否还要打赣州的问题上，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在是否还要攻打大城市的问题上，周恩来坚持按中央的指示办。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采取了在服从中央的前提下，尽量给予毛泽东以支持。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也只能这样做。 　　不过，有人却在毛泽东反对再打赣州这一点上大作文章。 　　3月17日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就紧紧抓住了这一点。《训令》说：“如果认为这次攻打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那便是以反对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该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这个“右倾机会主义”是谁？ 　　毛泽东。 　　“致命的打击”降临毛泽东的头上。这不是他此次冒雨下山的预期，但他不会改变自己的初衷。 　　然而，王明、博古也不会改变初衷。虽然江口会议决定不打赣州，但要继续打大城市，他们确定的目标，就是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又该怎么办呢？ 　　江口会议之后，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重新编为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三路向北进发。 　　周恩来安排毛泽东随林彪指挥的中路军行动。这时毛泽东的身份是政府主席，没有实际军职，只好叫“随军行动”。 　　这种安排，显然是周恩来的一番苦心，因为中路的红一军团，实际上就是原来的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是毛泽东一手创建起来的，包括林彪在内，都是他的老部下。虽然此时毛泽东在军中没有职权，但都会听他的，这样对毛泽东会有利一些。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林彪当时才24岁，他会听毛泽东的话。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成了红一军团的总指挥。 　　3月18日，在中路军沿赣江而上的途中，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沉思，显得愁容满面。 　　“队伍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急切地告诉林彪和当时的军团政委聂荣臻。 　　为什么？因为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这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东的有利，林彪和聂荣臻拥护他的主张，觉得应该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于是，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同意，放弃原定的北进计划，改为向东，朝闽西、闽南进军，并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 　　此后，三路红军都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运转，转来转去，越转越辉煌，到4月20日止，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歼敌4个团，俘获敌军1600多人，缴获枪2300多支，飞机2架。 　　这次战役的胜利又一次表明，毛泽东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筹。 　　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的毛泽东，他还不知道，就在4月25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37期、38期合刊发表长文：《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机会主义的动摇》。 　　谁是党内的“机会主义”？ 　　毛泽东。 　　在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说中央苏区的同志“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那个时期，党内有过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先放风，后整人。 　　毛泽东这次又要挨整了，因为风已经放出。 　　果然，时隔不久，临时中央给中央苏区的一份长长的指示电中，就指名道姓地批判毛泽东是“游击主义”。 　　毛泽东又一次被列为“主要的危险”、“极大的危险”，要予以解决。 　　6月17日，周恩来在汀州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 　　周恩来此时又犯难了，因为恢复红一方面军，朱德自然当总司令，但谁当总政委呢？毛泽东此时正受到中央的批判，他当不成了。 　　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担任总政委，但被周恩来坚决谢绝。周恩来太清楚了，他当政委，毛泽东往哪儿摆？ 　　于是，周恩来决定：不设总政委。 　　可是，后来周恩来自己又觉得这不正常，一来红军历来坚持党的领导，既然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建制，怎么可以不设总政委呢？二来不设总政委就等于不让毛泽东当这个总政委。红军离不开他啊! 　　周恩来着急了，目前苏区中央局再没有合适的人选。是的，他自己当总政委都觉得对毛泽东是一种排挤，别人当就更不合适。但目前要说服大家让毛泽东当总政委是很困难的。 　　于是，周恩来采取了迂回战术，他以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到前线，设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 　　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设总政委，由毛泽东担任。 　　周恩来要设总政委，但是他把红一方面军的权力分成三个层次，作了这样的分配： 　　作战指挥权属朱德、毛泽东； 　　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朱德； 　　最终的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属周恩来自己。 　　然而，苏区中央局不同意这一建议，复电仍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 　　周恩来接电后，于7月29日，再次以他个人的名义给苏区中央局去信，陈述了毛泽东出任总政委的理由。周恩来说：“泽东经验与长处还必须尽量使他发展”，“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任弼时见周恩来态度这样坚决，便不再坚持，最后勉强同意。 　　此时，周恩来松了一口气。 　　8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特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后来，等待毛泽东的又是什么呢？ 　　有理寸步难行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毛泽东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蒋介石发动了对共产党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在指挥前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干得那般漂亮，潇洒自如，这一次呢？ 　　这一次不同于前三次。苏区中央局之所以最后勉强同意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的职务，也是出于以观后效，看他听不听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指挥。 　　可是，后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就与苏区中央局发生了三次“顶牛”。 　　第一次是因为苏区中央局要毛泽东找蒋介石的宠将陈诚的主力决战，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是让红军去送死。 　　第二次是因为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要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苏区中央局坚决不同意。 　　第三次是毛泽东要向红一方面军发布体现他战略思想的训令，苏区中央局又是坚决不同意，由于军情紧迫，毛泽东不顾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就发了这训令。 　　苏区中央局接到已发布的训令后，大为震怒，并单独致电周恩来，要他对这种分散赤化的观点，“给以无情的打击”。 　　毛泽东又面临着无情的打击。 　　10月初，江西宁都城郊。 　　那一天，毛泽东独自一人站在一农家小屋门前的田间小路上，显得有些发呆，虽然田野里一片片金黄色的稻谷在向他显示赤诚和热烈，那微风掀起的谷浪温柔极了，似乎是要抹去人们心中所有的不快，但它却无法抹去毛泽东胸中的烦闷。 　　过一会儿他就要参加在这个农家小屋里举行的苏区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宁都会议。他预料到这次会议对他很不妙。不过，究竟不妙到何种程度，他还不能作出精确的估计。 　　在周恩来还没有从前线赶到的情况下，便宣布开会。 　　果然，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毛泽东，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有的指责他“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不顾后方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发布《训令》，是“组织观念的错误”；有的也指责他从打赣州以来都是错误的，是右倾的。当时，彭德怀的心态极为复杂，他在赣州吃了败仗后还要打赣州，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只顾面子的莽撞而加以阻止。于是，彭德怀咽不下这口气。其实，世上哪有常胜将军呢？但他此时没有想到这一点，因而他也反对毛泽东。他后来在回忆中检讨说：“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对毛泽东了解很深的，除了朱德之外，就是彭德怀。彭德怀的反对，客观上造成了落井下石之效，引起对毛泽东更加猛烈的批评，使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更加艰难。现存的《苏区中央宁都会议经过简报》是这样写的： 　　“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尽管与会者的批评是那么尖锐，但毛泽东心里不服，在他看来，“过去七个月”确实“都错误了”：他反对打赣州，果真打赣州失利；他主张东征、打漳州，曾遭到反对，但是打漳州大胜。错的不是他，而是苏区中央局。于是他据理反击，结果又罪加一等，被认为“毛泽东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因而苏区中央局主张要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撤除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把毛泽东从前方调往后方，让他专做政府工作去。 　　毛泽东说什么都是错。中国有句古老的格言，叫有理走遍天下，此时的毛泽东有理却寸步难行。 　　就在这时，原是“三人团”成员的王稼祥作了不寻常的发言：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为了排除人们的非议，王稼祥又补充道： 　　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 　　这意思很明白，他支持毛泽东，不是搞帮派，而是坚持真理。王稼祥极力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毛泽东莫属。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已很激动，他没有想到王稼祥能如此地理解他，支持他。他也分析过，王稼祥不反对他的主张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人在变化啊!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使会议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周恩来飞马赶到。 　　他来的是时候又不是时候。 　　在会议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急需要有一个人出面担负“裁判”的角色，他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最高领导，他此时到来正是时候。然而，两个月前是他再三说服苏区中央局才恢复了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现在，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要撤掉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从这一点来看，他又来的不是时候，使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但无论怎样，事已至此，周恩来必须要表态，大家都看着他，毛泽东也看着他。周恩来沉默了片刻，便左右地看了在坐的与会者，等于与屋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相碰了一下，当他的目光与毛泽东的目光相碰的一瞬间，感觉并不那么轻松，他想起了四中全会上米夫在批评他和瞿秋白持“调和主义”时给他的那番话语：“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了错误。” 　　现在，周恩来该怎么办呢？ 　　许久，周恩来终于开口：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毛泽东听着不是味儿，心想，你周恩来就在前线，那里的实际情况你是清楚的呀!毛泽东这样责备周恩来也并不奇怪，虽然毛泽东早在1923年底在广州与周恩来相识，但没有深交。这次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时间也并不长，但周恩来对毛泽东却有了一些真正的了解，特别是毛泽东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使他颇为佩服。正因为如此，在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是他再三坚持，终于说服了任弼时，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然而毛泽东也正是凭着这一点来听周恩来今天所说一切的。 　　当毛泽东在心里责备周恩来的时候，又听周恩来说道：“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接着，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种方案是让毛泽东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方案是由毛泽东主持战争责任，周恩来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 　　听罢周恩来的话，毛泽东开始理解周恩来的难处。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方案，都是想把毛泽东留在前线，要毛泽东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不主张毛泽东回后方去“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显然，对周恩来的后一种方案，一些首脑们是不能接受的。最后是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这里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是怎么回事儿？原来，毛泽东面对会议的决议是这样表态的：既然苏区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他的总政委的职务，他很难在前方“助理”。于是，他提出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 　　就这样，毛泽东又一次被剥夺了军权。他默默地回到小源村黄泥草屋，当他的政府主席了。 　　周恩来随后便匆忙地去草屋看望毛泽东，他要安慰毛泽东，劝他想开一点。但当他在草屋里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却没有丝毫灰心绝望的情绪，反而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如此豁达，不是因为别的，也更不是要做个样子给周恩来看，因为他要重建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他早已把自己的一切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因而他不计较自己的一失一得。他更懂得，在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风云年代，没有军队不行。现在他唯一的渴望，就是能按照他自己对中国的理解而得出的主张，建立一支属于人民自己的军队，走自己设计出来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他热爱红军，渴望打仗。 　　但从现在起，他需要等待。 　　等待，是一种孕育过程。 　　周恩来被毛泽东的这种豁达情绪所感染，便有力地握了握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一定!”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任命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 　　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说：探望毛泽东时，“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何时来”。目前，“因为治病对他确实是十分需要的”。周恩来这样做，使毛泽东的等待有了可以期待的时运。 　　因为是身体有病，那就意味着病好之后可以官复原职。 　　毛泽东并没有甩手不干，而是提出养病，给周恩来以斡旋的余地，妙也就妙在这里。 　　毛泽东离开了他终生难忘的给他带来痛苦的宁都，直奔汀州。因为他的妻子贺子珍在那里，红军的休养所也在那里。 　　一到汀州，才得知自己又得一子，贺子珍和孩子在一个福音医院住院。 　　休养所离这个医院约有半里路。毛泽东经常去福音医院，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病员，名叫罗明。 　　罗明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那时，他腰部受伤，在福音医院动了两次手术。在病房里，毛泽东跟罗明聊了起来，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虽然被解除了军职，但他还是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所以便问起了福建的情况。罗明告诉他，自从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就进军闽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3000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种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赣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宣传。毛泽东还详细地介绍了江西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讲述了他的作战的战略思想及方针。 　　罗明听得入神，他坐不住了，还没有等伤彻底医治好，就匆匆出院，他要立即向中共福建省委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并在上杭、永定和龙岩等地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略。 　　他没有想到，此去竟然引出了一场灾难。 　　“杀鸡给猴看” 　　毛泽东走了，周恩来就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挥红军作战，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但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中统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并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 　　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决定迁入瑞金。这标志着他们的城市道路已彻底失败。 　　几经周折，博古于1933年1月下旬，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途经福建上杭时，遇见了前来迎接他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 　　罗明是第一次见到博古。他没有想到中共总负责人是这样的年轻，身材是那样的高大，模样又是那样的英俊，圆圆的脸膛还透着稚气。 　　“好年轻啰!”在寒暄中，罗明心里感叹着。 　　罗明与博古的见面，将发生什么呢？ 　　“你是省委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博古望着罗明责问道。 　　罗明并不清楚博古问话的意图，只是以为博古刚进入苏区，需要了解和熟悉情况，便介绍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你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博古犹豫了一下又问。 　　“当前，重要的是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因为……”还没等罗明把话说完，博古就很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 　　博古心想，毛泽东不是被排除在红军之外了吗？怎么还有如此神通把个罗明支配得团团转，他预感到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看。 　　一路上，博古因此而心里不得安宁，琢磨来琢磨去，他放心不下毛泽东这个人。现在，他从罗明身上已看到毛泽东的影响力，更使他忧虑万分，便寻思着如何向毛泽东下手。 　　几天之后，博古便到达瑞金。他的到来，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便随之消失，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长官。 　　博古到瑞金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中央机关选择办公地点。当他来到瑞金县城西面五公里处的沙洲坝时，看中了下肖村一幢古老的杨姓私宅。这幢房子建于1879年，占地1100多平方米。整个房屋是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颇有些古色古香之气。于是，博古便把这幢房屋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在地。 　　附近还有一幢房屋，也是杨姓私宅，眼下成为“少共中央局”(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即何克全)、秘书长胡耀邦、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少年先锋队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在这座屋子里办公。 　　博古到瑞金后办的第二件事，便是杀鸡给猴看。 　　2月15日，博古以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省委的决定》，这个《决定》显示出一种大祸临头，刻不容缓的气势： 　　中央局在检查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部 　　的一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 　　一个省委书记，并且是一个代理书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竟然被博古高看一眼。因为当时凡是称得上什么路线的，其代表人物必定是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如“立三路线”等，可是博古刚到苏区一个月，就大张旗鼓批判“罗明路线”，令人难以理解，就是罗明本人也都感到纳闷。 　　唯一看清博古此举真正目的的是毛泽东，他觉得博古太过分了。 　　毛泽东没有看错，罗明挨批，无非是他在汀州福音医院听了毛泽东的长谈，便把毛泽东的一套主张在福建进行贯彻。博古没有直接公开批毛泽东，不是博古不想这样做，而是共产国际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那电报说：“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除此之外，博古还考虑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和威信，怕批出毛病来不好收场，便抓了罗明当替罪羊，可以任意地批。 　　《决定》公布后，第一个作出响应的是凯丰主持下的少共中央局，于2月20日作出了《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号召“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 　　接着，新组成的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作出响应中央局决定的决议，斥责了福建省委一些人“对罗明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 　　两天后，博古认为时候已到，便从幕后“导演”一下跑到前台，以《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为题，在瑞金作了长篇政治报告，“深刻揭露”了“罗明路线”的“实质”，号召全党投入反“罗明路线”的“伟大斗争”。 　　经博古这么一煽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斗争》连续发表火药味很浓的批判文章。这其中起着定调子作用的文章《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出自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张闻天之手。文章称，“罗明路线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福建省挨了三天三夜的批斗之后的罗明，又奉命前来瑞金检查，一到瑞金就遭软禁。 　　博古亲自找罗明谈话。此时，两人相见，都不免有些尴尬，罗明沉默，博古出于政治需要，先是安慰了一番，继而单刀直入，说明他亲自来谈话的意图。在谈话中，博古提到了罗明1933年1月底写的《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他为什么要提及这份报告呢？是因为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在这份报告里，有最使博古刺眼的话，就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所以博古就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 　　至此，罗明才完全明白自己为什么挨批了。 　　博古还说，不光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指谁？指毛泽东。 　　当然，这不是臆断。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言时，就这个问题作了检查，他说：“在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其实，博古找罗明单独谈话，目的不在于帮助教育，也谈不上需要帮助教育，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搜索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材料，最终把毛泽东彻底整垮。但罗明那里并没有别的材料，唯独就是他写的那份报告，而这份报告博古早已捏在手里，大不了就是写了“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这句话。 　　在博古看来，罗明身上没有什么“油水”了，但他不甘心如此罢休。毛泽东已经成为他胸间的一块心病。因为有毛泽东在，王明的路线就要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这一点上，博古倒是看得很准。其实，他博古不就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吗？虽然背后有王明作靠山，但王明也同他一样，书生气十足，关键时刻恐怕也很难靠得住。博古自己对此心里也很明白，所以他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干到底了。 　　2月20日，《斗争》刊载任弼时的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批评“永吉泰和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 　　这其中的“永吉泰”和“会寻安”是什么意思？所谓“永吉泰”，就是指永丰、吉水、泰和三县，位于江西的中西部，红军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以后，为便于领导，就三县联合，设立中心县委，书记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所谓“会寻安”，就是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亦联合设中心县委，书记便是邓小平。 　　博古决定抓住这两个中心县委做文章。 　　原因同样简单，那便是这两个县委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这自然与王明遥控下的博古路线是相对立的，特别是这两个中心县委坚持游击战术，使博古再一次看到了他不愿看到的毛泽东的影响力。他总感到，你们不贯彻我的路线，而总去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于是博古首先拿这两个县委书记开刀。 　　邓小平于1932年7月调到“会寻安”任中心县委书记，走马上任就积极推行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特别是在1932年10月以后，原本守卫那里的红军独立三师奉命调往别的地区，广东国民党陈济棠部队便乘虚而入，向“会寻安”扑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邓小平放弃寻乌县城，开展游击战争。博古抓住这一点，就给邓小平扣上了“纯粹防御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这两顶帽子。邓小平挨批之前已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毛泽覃是在1931年6月担任“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的。他也是采用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不过，博古给他扣的帽子，在名称上与给邓小平的帽子有所不同。指责毛泽覃推行的是“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说这是一种“怕有伤亡打滑头仗”、“怕有疲劳反对追击”的战术。挨批前，已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但是，博古仍觉不够劲儿，他要拔出萝卜带一串泥，带谁？ 　　博古把眼睛盯在了谢唯俊和古柏这两个人身上。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两个人当时都不在那两个中心县委工作。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会和农会工作，参与领导耒阳的肥田暴动，1928年到井冈山后在红军工作，后曾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1932年时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 　　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后从事农运工作，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苏维埃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江西省党团书记等职。 　　这两个人中，只有古柏在寻乌县工作过，但那已是很早的事情了。当然，这两个人与邓小平、毛泽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抵制王明和博古他们那一套。 　　其实，博古看得最重的还不是这个，而是谢唯俊和古柏与毛泽东有密切的交往，并且他们俩的名字都曾出现在毛泽东的文章里面，这是有据可查的。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就提及他俩的名字： 　　1930年11月18日，红军放弃吉安，19日我和古柏、谢唯俊二同志从吉安往永丰属之蘅田，会合红军主力，21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此次古柏、谢唯俊与毛泽东同行，是因为他俩当时都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完全是工作需要。当然，人都是有感情的，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长了，关系也就密切了，尤其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大家在一起同舟共济，相依为命，特别需要感情的融洽和慰藉。更何况，古柏、谢唯俊与毛泽东早就相识了，并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谢唯俊是1928年随朱德、陈毅部队上井冈山，在红军中担任连党代表、营党代表、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他成为总前委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五师师长后，还与毛泽东经常保持通信联系。而古柏是在1929年1月31日，朱毛红军急行军途经寻乌县菖蒲区，古柏连夜赶去，与毛泽东见面，他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毛泽东在1930年5月去寻乌进行调查工作时，就急着找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这一次，古柏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天，结下了很深的友情。毛泽东也一直没有忘记他，并且在自己写的《寻乌调查》中，两处提到古柏这个名字，而且还不是一般地提一提： 　　在全部工作中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有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分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有梅和范大明两位先生…… 　　就因为这些，博古后来就将邓、毛、谢、古捆在一起推出来批，并指责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 　　博古的批判不断升级，批判大军也在不断扩大。有的是别有用心地批，也有的是善意地批，还有的是盲目地批，稀里糊涂地批。 　　当时有个叫罗迈的人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火药味很浓，但这个人1933年3月才从苏联回国到达苏区，新来乍到的他，见别人在批，他生怕落后，也急忙批起来。博古见他批得积极，便带他一同去参加江西省委的工作总结会议，对邓、毛、谢、古进行批判。 　　果然，他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没有丝毫相同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罗迈万万没有想到，由于这一错误批判给自己留下了终生的遗憾，由此在心里形成的一种深深的内疚，在他后来的回忆中已淋漓尽致的流露出来：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提出要他们作检讨。……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正是有了这些不同心态的批判，打击面也在不断扩大，许多人都因此受到批判和处分。 　　中共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苏维埃主席张鼎丞被撤职； 　　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的密友何叔衡，被指责为“右倾”； 　　…… 　　并且，博古把反“罗明路线”同已进行长达几年的苏区“肃反”结合起来，使大批的中共优秀干部被清洗或被处理。 　　后来，博古反思道：“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1933年5月5日，经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唯俊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内称： 　　“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的派别观念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 　　这个决议还作出了如下规定： 　　省委最后一次责成四同志执行下列工作： 　　(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起，经过党代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声明书为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允许作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地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地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地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 　　这个决议，目的就是要让这四人把博古认为的毛泽东是小组织的头目供出来，如果当时他们四人中有一人违心地编造事实，说毛泽东是他们的头目，那毛泽东的政治生命可能就到此结束了。 　　好险啊! 　　所以，毛泽东没有忘记。1972年8月14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是这样批示的：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这是后话。那么，当时在批“罗明路线”期间，毛泽东在干什么呢？ 　　毛泽东在汀州休养了三个多月后，回到瑞金。1933年2月10日，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所谓“查田运动”，是认为中央苏区农村由于受“富农路线”的影响，有些地方划错了阶级，导致土地分配不合理，需要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运动，这就是“查田运动”。 　　实际上，“查田运动”用不着像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去管，只须“土地人民委员”，也就是土地部长去做就行了。看来，安排毛泽东去管这项工作，也是大材小用了。 　　其实，令毛泽东痛苦的不在于“大材小用”，而在于让他自己去纠正所谓的富农路线。毛泽东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只得服从，便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查田运动”上。 　　在这次人为制造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不过，邓小平被撤职以后，博古仍不放过他，把他关进了禁闭室，受到不人道的待遇。美国记者索尔兹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到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 　　“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 　　邓小平遭受着苦难，当时毛泽东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他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在批“邓、毛、谢、古”的声浪中，博古还要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口出此言，谁还敢接近毛泽东？而毛泽东也觉察出这令人窒息的风声，便不再与别人单独往来，甚至很少与别人说话，他怕牵连别人。落到这个地步，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三十年后，毛泽东还向外国友人说起过这段最痛苦的时期：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6月上旬，毛泽东出席了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也许是宁都勾起了他的痛苦的回忆，也许是反“罗明路线”的浪潮稍有些平缓，便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了批评，并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他说：“前次宁都会议对我的批评和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明明我是对的，却硬说我错了，这哪还有什么是非，这不是有意整人吗？” 　　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博古，而博古却一言不发，沉默了许久，他才说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于是会议继续进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博古的不安，他预感到有些不妙，虽然会议仍旧进行，但他的心却被毛泽东的一席话紧紧地揪住了。 　　会议临近结束，博古在作会议结论时，提起毛泽东与前次宁都会议这个话题，他不能不提，不提就是一种默认，而默认就意味着要给毛泽东平反，这是绝对不行的。因而他如此说：“前次宁都会议是对的，如果没有那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说完，他便宣布散会。 　　毛泽东想结束自己的痛苦时期，但没有奏效。 　　此后，毛泽东仍一直保持沉默。然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此后，博古心间的危机感加重。然而，不在危机中升腾，就在危机中坠落。 　　历史，在这种痉挛中艰难地前行。 　　博古没有拉住梦的手 　　博古虽然有王明在背后撑腰，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整日忧心忡忡，惟恐毛泽东的影响超过他。他甚至想，如果王明在身边就好了。 　　无论怎样，博古毕竟年轻，且不懂军事，现在又面临着蒋介石第五次对苏区进行“围剿”的严重时刻。他意识到，如果这次反“围剿”失败，毛泽东取代他是必然的。因而他做梦也在想能有一只手帮助他做好中共中央总负责这个工作。 　　但苏区还没有这样一只手。 　　博古在焦虑地等待。 　　形势越来越严峻。自1933年4月以来的几个月，蒋介石都在忙着调集军队和飞机用于第五次“围剿”，其中有50万大军用于江西，以求“剿灭”中央苏区。一切部署妥当之后，便于同年的7月18日登上庐山，亲自给参与“围剿”的军官面授机宜。 　　7月24日，博古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内称： 　　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 　　虽然口号提得响亮，但博古心里却不免有些胆怯，他知道这不是耍儿戏。 　　当他等到9月，苏区来了个德国人。 　　此人名叫李德。他的本名叫奥托·布劳恩。李德是他的化名，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他还有个化名叫“华夫”，意思是中国的男子汉。 　　李德这个人，颇有些传奇经历。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4岁的李德应征入伍，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进行改造，这竟成了他命运的一个新起点。“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并于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就在这一年，24岁的李德做了新郎。1926年，当他准备再过8天就过自己生日的时候，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妻子3个月后获释，而他被囚车送入莫阿比特监狱。18个月后的一天，他居然成功地越狱，并秘密逃往苏联。 　　博古很清楚，李德只是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李德自己对此也很清楚，正像他在《中国纪事》中写到的那样： 　　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即阿瑟·尤尔特，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 　　但李德到瑞金的当天晚上，博古、张闻天就跟他进行了长谈，即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德。 　　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证实了这一点：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博古为什么如此器重李德？ 　　原因只有两条，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让他指挥红军，也等于共产国际在指挥红军，这是其一。其二，李德是军事顾问，而博古对军事又是一窍不通，他相信李德的军事天才。正因为如此，李德的到来，博古真正抓住了梦的手，心里踏实多了。 　　于是，博古把李德抬到了红军主帅的位置，但如此把整个红军的命运系在一个外国人身上，这本身就意味着悲剧的开始。 　　尽管如此，博古仍觉得毛泽东碍事，放心不下，便想办法要把他支走。 　　毛泽东因受到博古的排挤而被架空，只当了个空有虚名的政府主席。他此时想到了红军的命运，心情郁闷，导致病魔缠身。博古见此机会已到，就建议毛泽东去上海疗养。而李德则建议他去莫斯科休养。毛泽东当然看出了他们的用意，执意不依，并说：“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还可以，就到会昌去休息吧!” 　　对此，博古只得点头同意。 　　其实，博古如此器重李德这样一个外国人，排斥洞悉中国情况的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所为，更不能使他抓住梦的手。 　　博古真正能抓住梦的手在哪里？在历史提供的机遇中。 　　说起机遇，机遇就来了。 　　1933年11月20日，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从瑞金的东面传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 　　这个事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早在1932年1月，在东华山养病的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1月28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郑重宣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由于这个宣言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4月15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这个宣言发布以后，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福建事变的发生，便是这一宣言影响的必然结果。这极大地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因而，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 　　这个机遇，对博古来说，没有第二次，抓住了将使党和红军乃至整个中国的民族革命出现转机。毛泽东看出了历史提供的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立即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包围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实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大本营也许就不会设在荒凉的陕北，更不会被迫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 　　蒋介石最担心的是红军挥师东进，援助十九路军。 　　令人痛心的是，博古由于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使他的政治眼光更加浅薄，竟认为像十九路军这样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同时，他还担心和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丢失根据地，便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以至于红军未能主动及时地援助十九路军，并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 　　博古帮了蒋介石的大忙，让蒋介石躲过了一劫。 　　失去这次机遇，就决定了博古的政治生命的走向，决定了党和红军的走向。 　　福建政府由于没有得到红军的援助，势单力薄，孤立无援，很快被蒋介石压下去了。 　　蒋介石从容地解决福建事变之后，便回过头来集中兵力对付红军。 　　1934年4月，蒋介石调集十一个师直接向中央苏区的北部大门广昌推进，实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稳稳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战，在中央苏区周围，竟有5000多座钢筋水泥构筑的堡垒。 　　博古把毛泽东支走以后，便和李德一起去广昌前线。早在1933年12月，李德以便于统一指挥为名，将原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亲自任政委，李德实际上就是司令。调集了红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死守广昌。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和采用“短促突击”的战术，于是红军在广昌也建造堡垒，可红军没有钢筋水泥，只得用木头作架子，垒上泥土，就算是堡垒了。 　　广昌战役的开始，标志着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 　　然而，经过数十天的决战，红军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红军的五分之一。而国民党军队只死亡600余人，伤1800余人，不及红军的一半。4月28日，红军被迫撤离广昌这个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博古、李德亲自指挥的这场战役，以失败而告终。 　　当广昌失败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大为震怒。可是，指挥大权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他已奈何不得。他只能等待时机。 　　广昌之败，虽然博古没有抓住梦的手，但他的梦并没有破灭。 　　广昌之败，红军上上下下对博古和李德怨声载道。 　　红军官兵在想念他们真正的领路人——毛泽东。 　　第二章长征初期：谁主沉浮 　　魂断瑞金 　　历史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当历史被盲从的人物所操纵的时候，那代价则更加沉重。 　　中国共产党，自从将其命运之舵交给了王明、博古这两个狂热而固执的年轻人以后，就开始为此而付出代价。 　　1934年的春夏之交，天总是阴沉着脸，整个瑞金被笼罩得喘不过气来，也许是它不忍心目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红军战士的鲜血已经染红了瑞金周围的山山水水，如果说红军战士的鲜血能够换来革命的胜利，那也是值得得，然而换来的却是失败。 　　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当然看不见从红军战士身上流淌出来的血；而博古看见了，可他还在坚持着自己错误的主张；李德看见了，兴许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他的瞎指挥带来的恶果，但却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啊!毛泽东看见了，但他被博古排挤在决策圈之外，即使有回天之力，此刻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急得他大病一场。 　　历史在这里落脚，又在这里起步。 　　红军战士的血还在流! 　　广昌战役的失败，给红军带来了几乎是致命的损失。然而，博古依然推行其错误路线。 　　在以后的日子里，博古、李德似乎更忙了，但忙得乱了方寸，面对蒋介石的步步进逼，只一个劲儿地要红军节节抵抗。 　　广昌战役失败后，红军的处境日渐艰难，虽经连连苦战，但蒋介石的包围圈依然越收越小，中央苏区已经危在旦夕。 　　在1934年5月，博古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蒋介石的军队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 　　1934年7月23日，在会昌休养的毛泽东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火速赶回红都。 　　那么，毛泽东被召回瑞金，究竟是为什么？ 　　“意外”的“倒戈” 　　毛泽东告别了会昌，冒着酷暑，行程七八十里，风尘仆仆的赶到了瑞金，这时他才知道博古、李德已决定派红六军团西征，以求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三军(即原红二军团)会合。他们断定，如果此举成功，红军主力在无法守住中央苏区时，可以西征。毛泽东回来后，博古和李德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倒是毛泽东主动向博古、李德提出建议，他说：“中央红军目前不应固守中央苏区，也不应该是逃跑，而应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博古和李德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只赞成红六军团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 　　不久，中央所在地——沙洲坝突然遭到蒋介石军队的飞机轰炸，于是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不得不迁往瑞金城以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 　　然而，这一次搬家之后，却发生了人们没有想到的事情。 　　严格地说，云石山不能称其为山，因为这山高不足百米，步行几分钟便可到达山顶，平坦的山顶矗立着一座青瓦黄墙古寺，就叫“云山古寺”。 　　不知为什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各部机关，都分别驻扎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唯独把山顶上的古寺分配给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政府“总理”张闻天居住。他们两人却不是同时搬进来的，毛泽东和贺子珍迁进云山古寺时，张闻天正在“闽赣省”巡视，直到8月下旬，张闻天结束巡视后才搬入云山古寺。 　　毛泽东和张闻天住得这么近，他们的经历却大相径庭。一个出自山沟沟，没有走出过中国这块地盘，一个是几度越洋留学，到过日本、美国、苏联。虽然他们一个是政府主席，一个是政府“总理”，但彼此还不知能否合作。更何况张闻天曾起劲地批判过毛泽东，批判“罗明路线”，批判邓、毛、谢、古。博古让他来当这个“总理”，目的之一就是要从毛泽东手里夺取政府的权力。 　　毛泽东也深知博古派他来担任“总理”的意图，即使有话也不愿给他讲。 　　其实，张闻天也有他的苦楚，因为他与博古产生了裂痕。博古派他来政府任职，也是一种排挤。张闻天后来这样回忆道：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也许是张闻天当时已经看出他与毛泽东有同受排挤的相似处境，便主动向毛泽东靠拢。 　　怎么靠拢？ 　　有一天傍晚，张闻天主动约毛泽东到古寺后面的一棵大樟树下聊天，两人谈起了文学。这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爱好，这一谈而不可收，一直谈到深夜。谈来谈去，最后谈到了对人的认识，话到此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把对博古的不满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 　　从此毛泽东开始改变对张闻天的看法。 　　奇怪的是，他们相处仅二十多天，并且在红军主力准备转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离开了这座古寺，离开了张闻天，离开了贺子珍，带着文书、卫生员、警卫员、伙夫、马夫，到于都去了。 　　毛泽东为什么在张闻天向他靠拢时，断然离他而去，并且把自己的夫人留在了云山古寺？ 　　其实，这一切都是博古的安排。尽管毛泽东身体有病，但博古硬是派他去于都搞调查，毛泽东只好抱病前往。 　　毛泽东到了于都，在他的住处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以后，病情突然加重，发高烧到40℃。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立即给张闻天打电话：“毛主席病了!发高烧!赶紧派医生来！” 　　张闻天立即通知瑞金中央红色医院，并指派医院院长亲自去于都为毛泽东治病，后又天天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的病情。就因为张闻天及时派去了医生，才使毛泽东的病情没有继续恶化，并很快有了好转。医生也说再晚一天就不好办了。 　　在这关键时刻，张闻天给予毛泽东如此真切的关怀，令毛泽东感动。 　　的确，毛泽东此时得了重病，太不是时候了，因为在他离开瑞金到于都的那些日子里，博古和李德作出了关系红军和中央苏区命运的重大决策。 　　这是一个什么决策呢？ 　　甩出去的“黑名单” 　　经过几个月疟疾折磨的毛泽东，已不是原来那副模样了，深陷的双颊，高耸的颧骨，披肩的长发，令人不堪目睹。 　　其实，毛泽东不仅被疟疾折磨着，更折磨他的是革命根据地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和红军的命运。原来有70个县的中央苏区，现在只剩下6个县。现在，中央红军只有“转移”这一条路了。然而，红军究竟向何处去才是生路一条？毛泽东为此忧心如焚，彻夜难眠。 　　有一天，毛泽东迎来了他病后第一轮也是唯一的一轮来探望的两个人——林彪和聂荣臻。他们是回总部接受任务后，顺道来到毛泽东住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看望老领导。 　　老部下的到来，使毛泽东脸上绽开了病后的第一次笑容，这是发自内心的笑。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这一段时间我这里是门可罗雀哟。”毛泽东开玩笑似地说道。 　　“我们今天才从福建前线回来，到总部接受了新的任务。”林彪听出了毛泽东的话中话，忙解释道。 　　“什么新任务？”毛泽东问。 　　“你应该知道，要作战略转移。”林彪似乎有点不理解。 　　“主席，我们要到啥子地方去？”聂荣臻操着浓浓的四川话，焦急的问。 　　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连军团一级的首长都不知道红军要去向何处，看来这是一次极秘密的行动。这么大的行动，竟然连军团级首长都不知道，这咋行呢？毛泽东心里这样想着，不免有些担忧。 　　不行也就这样了，当时红军行动的决定权掌握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手中。这种格局形成于1934年夏天，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一个白种人成为黄种人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先例。 　　当然，真正决定中共和红军命运的不是这次行动本身过于秘密，而是有的人将借此机会排除异己。这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情。 　　历史总是出现这样的怪事：越担心的事情往往就越要发生。 　　这时，中共中央已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以便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开展工作。由此引出了一个人员去留的问题，尤其是中高级干部的去留。当时谁都明白，跟随红军主力转移，虽然困难重重，而留下来则处境更为险恶。瑞金周围的几十万国民党大军不是拣红军破烂来的，它是一只张着血口的狼。 　　博古知道这一点。因此他规定，凡高级干部，谁去谁留由“三人团”决定，中级干部则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由“三人团”批准。政府中留守的中级干部，便是由张闻天提出名单，呈报“三人团”批准。 　　其实，谁去谁留，在中共内部应该不成为一个问题，作为决策者，按工作需要安排，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就是了。但是，博古要借此机会把那些与他不是一条心的人甩出去，这就成为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了。 　　留谁不留谁，正在极端秘密中进行选择。 　　首先要选的是留守的党政军领导人。留谁？博古翻开了高级干部名单。 　　第一个被留下的是项英，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被留下，其背景颇为复杂。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的经验，委任他为留守首脑，是恰当的人选之一。但从博古的需要来看，他不应当留下，他尽管因为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而曾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斥，不过当他在赣西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十月来信”后，很快就表示服从王明路线的领导，并受到赏识，最后在博古的提携下，成为中共的核心人物。在今后的日子里博古更需要他。 　　最后，博古忍痛留下项英，也是有他的考虑，因为红军主力转移后，瑞金更需要项英，博古也需要项英忠心耿耿地来守住这个赤都。 　　项英对自己被留下来，没有更多的想法，表示坚决服从，愿意在危难之际当此重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博古是必须把他留下来的，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尽管当时他被列入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理由是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周恩来心里明白，博古要借此机会，甩掉他不喜欢的瞿秋白。 　　那是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在被毛泽东正式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后的第二天，拖着倦怠的身躯，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跋涉，来到了他日夜向往的瑞金。 　　这位红色领袖，自三年前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之后，他的安全失去了保障，曾四次避难于鲁迅家中。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继续用手中锋利的笔，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鲁迅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写下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句，表达他对瞿秋白的深情。虽然他得到了鲁迅的尊重，但王明、博古仍然没有停止对他的打击。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亦即瞿秋白)，《决定》内称：“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无情的斗争……” 　　瞿秋白的到来，博古是不欢迎的，每天只给他一钱盐，这使他感到忧郁、苦闷，肺病加重，三天两头发高烧——他承受着政治和病魔的双重折磨。 　　现在，博古把他留下来，意图很明确。 　　瞿秋白那病弱的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结果不幸落入蒋介石之手，但他没有向蒋介石屈服，更没有成为阶级敌人的应声虫，而是壮烈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博古继续翻阅着他那神秘的名单，透过镜片的目光落在了刘伯坚这个名字上面。 　　刘伯坚是谁？就是那个给张闻天打电话，报告毛泽东病危的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如果不是他及时报告，那次毛泽东就去见马克思了。看来，他的这一人道主义行为，竟也引起了博古的不快。 　　博古拍了一下桌子，坚定地自言自语：“刘伯坚留下!” 　　刘伯坚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到苏联学习过，中共曾派他任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总政治部部长，为北伐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在策划宁都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下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叶剑英长征路过于都时，刘伯坚迎接他，并为他饯行。两位战友对酒畅叙，诉说衷肠，心情非常沉痛。 　　“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跟着走吧!”刘伯坚泪流满面，哽咽着央求道，但叶剑英说了不算，不过他立即向博古反映了刘伯坚的这一要求，并正式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了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没有被批准，刘伯坚只得留在中央根据地，后来在于都突围时被俘。在狱中，刘伯坚不屈不挠，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在移囚时，他拖着沉重的脚镣，镇静自若，气宇轩昂地走过大街，写下了壮烈诗篇《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就在《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的当天，他倒在了刑场的血泊之中。叶剑英曾赋诗一首，怀念这位战友：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博古继续翻着名单，不时地用手推一推那细细的圆圆的黑框眼镜。终于，他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贺昌。 　　贺昌曾参加南昌起义，并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党的五届和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也是不小的官。 　　博古脑子一转，顺手拿起一支笔，在“贺昌”这个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博古为什么在这个名字上作如此明显的标记？其实很简单，意思是他必须留下，别人可以变动，他不可以变动。这是博古对他的信任吗？不是。 　　博古不会忘记，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贺昌因支持李立三犯了错误而被取消中央委员资格。现在博古要“重用”贺昌，并任命他为留守的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但这却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官衔。 　　留下的贺昌在突围时，身负重伤，敌人逐渐逼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这时，他用枪膛里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举枪射向自己。 　　那么，当初挨整的“毛派”——邓、毛、谢、古这四个人，博古将作何种安排？按照他的想法，这四个人都得留下，但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做。博古考虑再三，觉得周恩来讲得有道理，如果他们四个人都留下，人们岂不要说我博某不能容人吗？ 　　在究竟留谁的问题上，令博古用尽了心思。他想，如果留邓小平，这等于把四个人都留下是一样的效果，更何况周恩来不一定能同意。突然间，他感到毛泽覃必须留下，因为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把他留下，毛泽东肯定会有所反映。如果真是那样，便可以再给毛泽东一点颜色看看，让他再老实一些。 　　妙极了，博古一阵兴奋，接着把古柏也留下了。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带领游击队在翻越瑞金黄膳口的一座名叫红林的大山时，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毛泽覃中弹牺牲。后来敌人从他的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着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题赠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泽东的胞弟。 　　古柏留下来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3月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两个战友在广东龙川鸳鸯坑被一百多名敌军包围，从清晨坚持到中午，最终因弹尽，三人全部饮弹牺牲。 　　1937年秋，毛泽东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为古柏挥毫题词：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博古把他认为该留下的都留下了，能留下的也都留下了，这样他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贯彻他的意志了。 　　但历史却戏弄了他。 　　担架上的“阴谋” 　　博古把谁去谁留安排妥当后，红军就开始转移，向着最高“三人团”决定的目标和方向转移，这就是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这一时刻，被刻进了历史：公元1934年10月10日。 　　这一时刻，就是后来称之为长征的开始的时刻。 　　长征开始前，党政军机关及直属单位编为第一、第二两个野战纵队，总称为军委纵队，由两个军团的部队掩护行军。中央最高“三人团”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实际上，第一野战纵队就是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长征的总指挥部。 　　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被作了另外的安排，把他们三人分散到各军团行军。这无疑是博古的意图，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博古隐约感觉到他们思想上有些共鸣，就把他们分开，不让他们有接触的机会。除此之外，就是不让他们参与决策圈的活动。 　　毛泽东看出了博古的意图，立即对这种安排提出异议，要求三人一路同行。 　　其实，毛泽东的这一要求很容易引起博古和李德的怀疑而适得其反，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大帽子而使毛泽东没有翻身的机会，但他为什么会冒如此大的风险，要求安排他们三人同行呢？这种“同行”对他就那么重要吗？ 　　毛泽东想过，此次红军转移是凶多吉少，弄不好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特别是博古把此次转移作为一次大搬家，坛坛罐罐都要搬上征途，更使他忧虑不安。他虽然有自己的正确主张，但没有人支持也是白费，但这需要有一个交流的过程。在这以前，他不便与他人有过从甚密的交往，那样会引起博古的猜疑。王稼祥、张闻天对他的主张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尽管他与张闻天有过这样的机会，但还不便谈得很深，需要有一个过程。王稼祥虽然在宁都会议上向毛泽东靠拢，但他只是感觉到毛泽东的有些做法和主张是对的，后来也没有更多机会在一起交换思想。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转移中如能与他们两人同行，那便是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的最好时机，如能得到他俩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目前极为严重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还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再等下去，万一哪一天因李德的瞎指挥彻底断送了红军，那就永远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于是，毛泽东才大胆地提出了“同行”的要求，也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响应。 　　那么，博古的态度如何？他能同意他们三人同行吗？ 　　博古思虑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因为博古认真掂量了一下这三个人的分量，毛泽东有病在身，王稼祥身负重伤，相信他们也走不了多远，剩下一个张闻天，也不会出现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博古也就同意他们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同行，对红军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伟大的人物，其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在关键时刻、关节点上，勇敢而机智地抓住机会。 　　事又凑巧，毛泽东和王稼祥都是因病躺在担架上开始长征的。 　　毛泽东在于都所经历的那场大病，险些夺去了他的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无法行走。其实，毛泽东最不愿坐担架，他喜欢走路，也很能走路，红军的领导人当中，大概没有谁比他走的路更多，但眼下身体的状况不允许他步行。所以，过了于都河，毛泽东就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王稼祥是由于受伤才坐担架的，这伤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天，他正在江西乐安县的一个叫谷岗村的庙里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等出席会议。正在开会，空中响起飞机轰鸣声，起初大家不在意，仍旧开会，过了一会儿，敌机又来了，并响起爆炸声。王稼祥大喊一声：“快跟我到外面隐蔽!”便冲出大门，仰头观察空中的敌机，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已经落下来，他在爆炸声中倒下，弹片钻进了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立即被送往瑞金医院，但因医疗条件所限，无法动大手术把弹片取出来，只得采取保守疗法。可是不久腹部化脓，成了慢性病。正因为这样，长征开始时，他也只能坐担架。这一坐，就一直坐到陕北。 　　张闻天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因而有时骑马，有时也步行。 　　无论怎样，他们三人走在一起了。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那么，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此次一路同行长征，则是改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命运的一次不平凡的同行。这是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的。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被安排在第一野战纵队的后面行军。 　　战士们抬着担架，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形影不离，晚上还要在一起宿营。他们走一路谈一路。王稼祥、张闻天才真正开始了解毛泽东，了解毛泽东的主张，他们感到毛泽东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其实，毛泽东在这以前，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为中国革命勾画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并为此作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不是在这个时候才亮出来的，王稼祥、张闻天过去也了解一些，但那时他们根本不相信山沟里的泥腿子也会那么精通马列，也会有着超人的智慧。现在他们开始相信，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这正应验了那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老话。 　　无论如何，他们毕竟在向毛泽东靠拢。 　　最高“三人团”中的博古和周恩来，忙于军事，只有李德忙里偷闲，时时关注着这三人的一举一动，已经觉察到了一些不妙。 　　有一天，李德专门把王稼祥、张闻天找来，以警告的语气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王稼祥、张闻天已听出李德的言外之意，但兵败言微，他的话已不太起作用了。 　　博古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却不像过去那么敏感了，他似乎也感到李德的那一套不那么管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中断，王明再也不能遥控指挥了，所以他现在不像过去那样趾高气扬，目空一切。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有时就不坐担架，偶尔还到各军团去看看，了解部队的情况。这一举动更引起了李德的恼怒，正像他在《中国纪事》中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李德找王稼祥、张闻天所谈的那番话，实际上起了相反的作用。因为他们三人开始还是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只是在一起走走而已。现在，他们两人都在想，既然你李德已经看出来了，那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公开行动。于是，当时就有了中央队“三人团”的说法。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初王明为了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三人团”；长征开始前，博古为便于控制，组成了李德、博古、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现在又有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眼下，中央队的“三人团”是“偶然”形成的，没有决定权，甚至这三人在一起行军的权力李德都要夺去。现在，李德已无法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分开，命运已经把他们拴在了一起。 　　红军向何处去 　　红军在没有走出瑞金之前，最高“三人团”就确定了红军的去向。这就是到湘西与红二军团会师，那是贺龙的部队。 　　1932年秋，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贺龙不得不率红二军团退出洪湖地区，前往湘鄂边界，暂避强敌，到了1934年6月，便转移到地广人稀的湘西黔东地区。最高“三人团”并不知道红二军团具体在什么地方，但在广昌战役失败，瑞金难保的情况下，只能退却向贺龙部队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了探明这条退却之路，便派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由江西向湘西挺进。 　　当博古、李德得知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的消息，便认定红六军团走过的路，就是红军主力的西征之路，并决定红军主力“大搬家”，搬到贺龙那里。 　　然而，蒋介石不是笨蛋，他很快判断出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并制定了“剿匪计划”，布下了口袋，等待红军往里钻。 　　于是，红军向何处去就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 　　毛泽东三次谏言遭拒绝 　　红军走出瑞金已经一个多月了，冲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走得异常艰难，有二万多红军被蒋介石吃掉了。但李德、博古仍不改初衷，非要在预定的地点越湘江天险不可。蒋介石也就倚仗湘江天险，筑起了第四道封锁线。 　　毛泽东看着红军队伍一天比一天少，心急如焚，如果像这样走下去，红军是没有前途的。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但出于对中国革命负责，对红军负责，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但都被李德、博古拒绝。就这样，军事上的分歧上升到了政治斗争。 　　当红军到达湖南宁远地区之后，敌情越来越严重，蒋介石布置了五路大军，100个团，40万人，在湘江东岸、广西北部一带追堵红军。蒋介石命令各军：“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面对这极严重的形势，毛泽东提出关于红军进军方向的建议： 　　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毛泽东这个建议的意图，就是打乱敌人的阵脚，寻找有利的时机、地点与敌人决战。然而，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被李德、博古拒绝。在李德的心目中，毛泽东算什么，不就是一个乡巴佬吗？没有他照样能闯过去，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不是闯过来了吗？其实，第一道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毛泽东。 　　那还是在长征前，毛泽东在会昌期间，与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住在一起，共同分析了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陈济棠曾三次通电反蒋，力图保住广东这块地盘，永居“南霸天”宝座。陈济棠深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反复无常，居心叵测。蒋嫡系部队在镇压十九路军后，屯兵闽西南地区，对广东虎视眈眈，蒋介石还以重金收买陈济棠的部下，陈济棠大为震惊。他看出蒋介石让他进攻红军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但因蒋介石实力强大，控制了南京中央政府，陈济棠只得暂且俯首听命，派兵围堵红军，但并不真想替蒋介石卖命，消耗自己的实力。因而，他表面上摆出继续进攻红军的架势，以骗取蒋介石供应他的军饷，暗地里却派人前来同红军作试探性和谈，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最后毛泽东对何长工作了这样一番交代：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是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壮大自己。 　　毛泽东还交代： 　　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何长工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并照着去做了，使陈济棠看到了红军的态度。 　　时隔不久，红军要转移，要突破的第一道防线，便是陈济棠的防守部队。事又凑巧，就在这时，陈济棠电约红军派代表举行秘密军事谈判，并点名让何长工去谈。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决定派何长工为谈判总代表、潘汉年为副代表，前往白区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在谈判中，何长工以毛泽东的思想为基础，使谈判取得了成功，达成了如下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因无线电不保密)；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正因为达成了这个协议，红军转移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比较顺利，只损失了3000多人。也正由于红军保存了实力，才有可能突破第二、第三道封锁线。但损失却越来越大。 　　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却成了李德拒绝毛泽东建议的资本。 　　尽管如此，毛泽东以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以革命利益为重，始终密切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当我军占领道县以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李德、博古仍然不屑一顾，顽固地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按照蒋介石算定的路线走，硬往蒋介石布置的陷阱里钻；他们仍然坚持从桂北渡过湘江，夺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他们似乎非到贺龙那里，红军就活不下去了。当然，如果能与贺龙会合，也确是一件好事，整个红军就可以形成一个拳头同蒋介石作战。但眼下会合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要冒全军覆没的危险。而李德、博古没有看到这一点，就像拖儿带女奔娘家一样，不要命了。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湘江，渡河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等部为侧应，从后卫和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但就在这时，蒋介石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红军在全州过湘江时，一举将红军全部消灭在湘江。 　　面对如此的严重情况，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博古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这正像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述的那样：“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 　　当红军进入广西时，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并向中央郑重地提出：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 　　在这最后的关口，李德、博古依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 　　这样，红军血染湘江就不可避免了。 　　红军一路激战向着湘江挺进。 　　11月28日，空前激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界首，一个不足500户人家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一时间，这个弹丸之地成为红军临时司令部的所在地，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恩来则在湘江对岸组织渡江。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但被排斥在最高“三人团”之外，只能遵照“三人团”的指令行事。毛泽东连发言权都没有。 　　蒋介石在给他的将领们下达命令时，则引用了战国兵家尉缭的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待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蒋介石还要求部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打一个歼灭战。 　　蒋介石的那些形合神不合的将领们，见时下已有利可图，也都非常卖命，要抢先捞取消灭红军的功劳。 　　就在湘江把红军切成两半的时候，蒋介石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兵书上所谓的“半渡而击”，是最厉害的一招。 　　一时间，静静流淌的湘江，一下被拖入了从未有过的喧嚣。黑压压的机群，一波一波地轰炸，那不知从何方飞来的炮弹，也落在了渡口，落在了湘江。江中掀起的是水柱，岸边扬起的是尘土，那水柱和尘土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像火山喷出的岩浆一样，落下来便是一条鲜红的血河。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帽、穿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的尸体，这一次漂走了三万余名红军官兵。 　　湘江，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梦中的河，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恰在湘江亲身经历这般悲惨的一幕。 　　毛泽东的肺都要气炸了。他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 　　因而，在一江鲜血还没有流去的时候，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败北后的最高“三人团” 　　胜利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失败后的心情却各有不同。 　　红军主力虽然渡过了湘江，但伤亡损失过半，由从瑞金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现在的三万多人。 　　湘江大败，在红军中激起了极大震荡和不满。博古、李德受到了全军上下的强烈指责。从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在红军官兵胸中炽烈地燃烧着。 　　那么，作为最高“三人团”，他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吗？ 　　李德面对红军官兵投来的愤怒的目光，心烦意乱。但他此时不是为那一江鲜血而感到不安，而是他将来回到莫斯科不好交代，他知道斯大林的厉害。他本想在中国这块地盘上大展宏图，不料想弄到这般地步。 　　李德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有些绝望。实际上，他从前的想法太天真了，他以为在苏联不可能有他大展雄才的天地，到了中国就可以铺下前程似锦的路，但中国不是苏联，更不是西方，更何况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对中国又能知多少？这是他的可悲。 　　现在，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不那么妙，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天，他见到周子昆和妻子曾玉说着什么，便指着周子昆吼道：“你带的什么兵？整个部队都叫你带没了，可老婆还带着!” 　　周子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弄得摸不着头脑，愣在那里不动。 　　“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还逍遥自在!”李德继续指着周子昆的鼻子吼着。 　　周子昆这才明白，是李德搞错了。 　　周子昆的确当过三十四师的师长，那是1933年3月至1934年2月间的事，在他离任之前几个月，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所以他有这个印象。他离任后，已经有过两任师长，接替他的是彭绍辉，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但陈树湘却在湘江战役中光荣牺牲了，很壮烈。那是1934年的12月10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牺牲于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 　　周子昆刚要张嘴解释，李德就要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好在毛泽东当时在场，博古也在场，只是博古默不作声。 　　“把周子昆交给我处理好了。”还是毛泽东解了围，他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博古见此情景，深知李德心中的不快，便把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从休养连里调来，安慰这位狼狈不堪的顾问。本来，按红军的行军纪律，女战士集中在休养连，行军途中是不准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的，但为了安慰这位顾问，博古也只得破例了。 　　然而，萧月华的到来，也只是给李德送来了“出气筒”，她被李德无端地揍了一通。 　　萧月华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小时候，父母迫于子女太多，养活不了，就把她送给一个姓杨的家里当童养媳。13岁那年，她就到广东海丰县一家布厂当童工。在那里她结识了彭湃夫人蔡素萍，受到了革命影响。1926年，刚满16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不久，她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她家乡大埔县的妇女部长。1931年成为少共闽粤赣特委负责人。1932年8月到瑞金，在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 　　不幸的是，她竟成为博古的牺牲品。 　　李德刚到瑞金时，独身一人的他，不甘寂寞，便按西方的那种方式，讨好少共中央一位领导的妻子，不时给她送一些礼物。这种做法在中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事，当博古知道这件事后，生怕这位洋顾问在红都惹出桃色新闻而身败名裂，如果真到了那种地步，博古就失去了靠山。正因为如此，博古才急忙给他找了一个中国姑娘做他的“妻子”。这位姑娘就是萧月华。受命在中间说媒的是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李坚真。萧月华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也不算漂亮，在今天一些姑娘们看来，她能做这位特殊洋人的太太，已是偷着乐的事儿了。但此时的萧月华难以接受，因为她经常见到李德，给她的印象李德是一个热情下面掩盖着冷酷的洋人。尽管如此，迫于博古的压力，她不得不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 　　少共中央所在地与李德的住处只有数步之遥。开始，萧月华只得遵命夜里去“照料”李德，白天就到少共中央工作，这是属于那种公开的秘密。后来就彻底公开了，萧月华被正式调到李德处，也正式做了李德的妻子。 　　在一起生活的结果，不幸被萧月华言中，虽然她竭尽所能来照料李德，而李德竟常常怀疑她偷吃面包，又是打又是骂，萧月华受着皮肉之苦。 　　萧月华多次向博古诉说自己的痛苦，并要求离婚。博古当然不能同意，以“服从组织”来迫使她维持这场政治婚姻。 　　如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萧月华应博古的召唤，例外地从休养连来李德身边受皮肉之苦。好在战事急，没几天，萧月华脱离了苦海，回到了休养连。 　　李德彻底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连发脾气的对象也没有了。 　　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名红军的死伤，博古的心情与李德不一样，他的良心受到了震撼。因为他毕竟还是中国人，毕竟还是一名中共党员。 　　博古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他自己造成的。 　　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做错了两件事。本来，他与毛泽东没有个人恩怨，甚至在他到达瑞金前，还不曾和毛泽东谋过面。在上海时他也没有亲自出马批判过毛泽东。他完全可以和毛泽东合作。然而，他却惟恐毛泽东取代他，便无缘无故地批所谓的“罗明路线”，想引蛇出洞，把毛泽东排挤出去。但毛泽东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公开与他作对。就这一着棋，博古就已经成为失败者了。到了红军转移这样重要的时刻，博古最需要的是毛泽东这样的人，而不是李德，但他却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对毛泽东适时提出的正确建议，又一概不予采纳，这就注定他的悲剧命运。这是他做错的第一件事。 　　博古做错的第二件事，则是执行了王明的路线。虽说王明指定博古临时负责中央的工作，但既然是负责人，那你就得负起这个责任。如果说中央还在上海的时候，因远离中央苏区，许多实际情况还不了解，执行王明的路线还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当他到了苏区以后，却没有把心思用在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也没有广泛听取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只是王明怎么说他就怎么干。这也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失败者。 　　就因为他做错了这两件事，给红军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 　　博古也感到这个责任他难以担当。是啊，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特别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人类最先进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必须具有相应的才能、品质和胆略，才能胜任。现在，这些对于博古来说，都是马后炮，对惨败的局面已无回天之力，他无法解脱心中的痛苦，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如果不是聂荣臻及时劝说，就可能自决了。后来，聂荣臻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经过聂荣臻的劝说，博古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并且还打算继续干下去。怎么继续干下去？他想来想去，没有勇气放弃原来的设想，如果放弃，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彻底失败。 　　人，在没有认识自己错误的时候改变其错误做法比上天还难。 　　最高“三人团”里还有周恩来。他在“三人团”里的职责，就是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所以红军开始转移后，他就忙前忙后，向各军团指挥员交代如何执行作战计划。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亲自跟随先头部队的红一师的三团行动。当时担任这个团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回忆道： 　　一天早晨，部队在广东归仁、长江圩北一个茂密的树林里小憩，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我们红三团。周副主席穿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黄布雨衣，脚上穿着草鞋。从他那张消瘦的脸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够劳累的了。 　　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后，就加入到我们团直属队的行进行列中去了。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憩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我们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调查行军路线。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电，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青年人一躺下就睡着了。当时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充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 　　湘江惨败之后，周恩来很疲倦，心情格外地沉重，好像不是原来的他了。他觉得自己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当然也有责任，因而他面对红军在湘江的失败，除了痛心之外，更多地是在反思。他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挽救红军。 　　最高“三人团”在失败面前，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心态。那么，这最高“三人团”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吗？ 　　初次正面交锋 　　过了湘江，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只是湘江惨败后，损兵折将，蒋介石的军队又尾追甚急，无暇顾得上开会。周恩来许诺稍微安顿一点的时候召集会议，加以讨论。 　　是的，红军现在仍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迫切需要甩掉后面的追兵，而目前甩掉追兵的唯一办法，只有钻大山了。 　　天无绝人之路。过了湘江，前面就是桂北的高山密林。 　　12月11日，红军走出高山密林，攻占了通道县城。 　　通道，名副其实，虽然它是湖南西南端的一个县的镇子，但它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之处，是通往东西南北的一个通道。 　　红军如今到达这里，从地理上看，是红军必须作出选择的一个地方。因为向北可以进军湖南，向西则可以挺进贵州，向南还可以退回到广西的群山之中。 　　周恩来并没有忘记他给毛泽东许下的承诺，也许他看中了这个地方。12日，周恩来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 　　会场设在城外一个农民家的厢房里，因为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所以不能在正堂里举行这次会议，但却时逢一个喜庆的日子。也许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要从这里转弯。 　　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参加了这次会议，史称“通道会议”，而李德把这次会议称为“飞行会议”，因为军情紧急，红军只在通道城停留了一天，便匆匆赶路了。无论称什么会议，都是后来的事儿了。现在通过参加会议的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一次“三人团”对“三人团”的会议。因此，激烈的交锋也在所难免了。 　　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要求与会者讨论以后的作战方案。 　　讨论未来，就离不开回顾过去。因而大家在讨论中就自然触及到过去的作战计划。就在这时，李德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正像他在《中国纪事》写到的那样： 　　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湘江的失败仍没有改变李德的初衷，还是坚持在瑞金定下的路线，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依靠二军团占据的根据地，创建湘鄂黔川根据地。其实，到此时为止，他应该知道蒋介石已经摸透他的意图，他也更应该知道蒋介石在干些什么。当时谁都明白蒋介石早已布好口袋，等待李德率红军钻进去。 　　按照李德的意图办，等待红军的是灭顶之灾。毛泽东对此看得最清楚。 　　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参加中革军委的军事会议，他打破了从前的沉默，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主张放弃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的原计划，改为进军贵州。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主张，已经是深思熟虑的了。他把李德这一套，蒋介石的那一套，都分析得很透彻，一个布置好口袋，一个专门往里钻，两人配合不错，但吃亏的是红军。现在必须采取“择弱军打”的战略。弱军是谁？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那是不经打的豆腐兵。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如此判断？那是他早已知道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即步枪和鸦片枪。更何况，蒋介石对那里是鞭长莫及。 　　毛泽东的反对，引起了李德的不快，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正像李德所言，毛泽东“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实际上是毛泽东终于有了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这机会是几万红军战士的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毛泽东当然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来挽救红军。 　　周恩来代表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红军的意志，给毛泽东提供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功在千秋。 　　毛泽东抓住了这次机会。他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支持，特别是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使他第一次战胜了李德。 　　李德见自己的建议遭到否决，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他也就无心再听毛泽东的那番表达自己想法的谈话，便气恼地中途离开了。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去劝他返回会场，走了就走了，会议照样开下去。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夜之间，中国共产党好像成熟了许多。 　　李德中途退出会场，本想吓唬一下，让大家屈从他的建议，不曾想当时竟没有人理他。这样，会后他便急忙找周恩来、博古打听他离席后的会议情况，结果使他大吃一惊，因为他已陷入孤立的境地。 　　李德已经意识到，最高“三人团”开始分裂。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博古虽然同意红军进入贵州，但话中之意，还是要与贺龙的部队会合。 　　通道，它以其不凡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共产党的要员们在这里作出了历史性的选择。虽然这次会议决定的是纯军事问题，但第一次打破了李德一统天下的格局，打破了“左”的坚冰。 　　有了通道会议，才可能有黎平会议，有了黎平会议，才可能有遵义会议，红军惨败后的真正转机是从这里开始的。 　　此时，蒋介石并不知道毛泽东有了发言权，如果他知道了，一定会坐卧不宁，他怕的就是毛泽东掌权。红军长征以后，蒋介石悬赏几十万元捉拿毛泽东，而没有悬赏捉拿博古、李德，尽管毛泽东被排挤在决策圈之外。 　　12月13日，红军从这里继续西行，向贵州挺进! 　　果然，王家烈的部队像毛泽东所言，是不经打的豆腐兵。12月15日，红军一进贵州，就轻松地攻占了一座颇为繁华的黎平县城。当时黎平县的县长是这样给他上司报告的：“朱毛大股倾巢窜至，12月14日匪由锦屏属之平茶进窜，分道环攻，县城遂陷。” 　　此刻，红军已经把蒋介石的“围剿”军甩在了湘西。因为蒋介石还不知道红军已经放弃了与贺龙会合的计划，还在那里赶修了四道堡垒防线，等待红军钻进他的口袋。直到12月12日，蒋介石才得到情报：“昨晨长安营之匪，转向通道……”但他仍然无法断定红军究竟向何处去。 　　现在，红军终于有了喘气的机会。 　　毛泽东在跟随红军向贵州开进的途中，仍感到通道会议太匆忙，好多话还没有说完，并且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也不能只开军事会议，要开政治局会议，要作出白纸黑字的正式决议下发全军。这个决议他已经酝酿好了。 　　红军攻下黎平县城后，中革军委总部住进了那座德国路德式教堂。这座教堂颇为独特，门多窗多，窗比门大，显露了西方人的那种开放的性格。但两层房檐使整个教堂凝重起来，那刺向天空的房顶两端的尖角，又使这凝重跃然升腾。这大概显示了德国人的那种充满矛盾的心境。无论这座教堂蕴含了什么，表现了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眼下它已成为红军首脑机关的暂时落脚之地，也许它以独特的目光在注视这里将要发生的一切。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这座教堂里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史称的“黎平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还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读者也许要问：李德先生呢？ 　　据李德自己称：“我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 　　李德不能参加会议怎么办？周恩来再一次表现出他办事的精明，会前郑重其事地征询了李德的意见。但李德仍坚持他在通道会议上的主张。 　　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 　　周恩来宣布会议开始后，会场反而寂静无声，很沉闷。 　　博古低头不语，此时的他与从前的他判若两人。从前的他爱高谈阔论，爱出风头，处处总要显示自己的才能，今天是怎么啦？如果说在通道会议上他没有思想准备，那么今天他是 　　有思想准备了，为什么不先表现一下？在场的人都看了他一眼，随之都把目光集中在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并没有发言，也许他是在等博古先发言，因为毛泽东很少先发言的。 　　周恩来耐不住了，又讲了讲这次会议的目的和要解决的问题。 　　接着有几个人发言了，都回顾了红军的惨败，但没有触及今后怎么办的问题，只提出要改变目前红军面临的困难局面。 　　毛泽东随后在会议上作了不长不短的发言，实际上是他在通道会议上主张的继续、补充和完善，但中心是今后怎么办的问题。他明确主张放弃北进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合及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计划。同时，他还提出攻取贵州第二大城——遵义，并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他最后指出，要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也就是他在通道会议以前提出来的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发言完毕，与会者都表示支持，唯有博古表示反对，仍坚持他和李德定下的原计划。于是，博古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现在，我们北上是有条件的，”博古讲他主张北上与贺龙部队会合的理由，“从贵州北上不会遇到敌人大的抵抗”。 　　“你这种想法太天真，”毛泽东说，“红军只要北上到湘西，就必然要钻进蒋介石布下的口袋，去不得”。 　　…… 　　他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地争论起来。 　　博古年轻气盛，眼珠子在镜片后面瞪得很圆，圆圆的脸膛涨得通红。 　　毛泽东则心平气和，似乎是在以老大哥的身份，有理有据地同博古争论，只是嗓门有点尖细，但听起来很清脆。 　　这种争论，实际上在会前就开始了。周恩来后来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这也许是李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真正原因。 　　会议在争论中持续了两天。最后，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政治局同意通过一项书面的决议，正式认可毛泽东的意见，表达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重大改变。于是，便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 　　兹将电告中央政治局本月18日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此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在部署中关于本决定之解释，总政治部另有训令。…… 　　1．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 　　2．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利于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以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 　　决议终于形成了，这标志着毛泽东的崛起，标志着红军的命运开始改变，标志着博古、李德的地位已经动摇。 　　细心的周恩来最后阅读了一遍决议稿，便吩咐翻译人员将决议翻译成俄文。 　　当天夜里，周恩来亲自将决议送给李德过目，这也许是周恩来出于对李德的尊重。 　　周恩来坐在一旁，认真地观察着李德的表情。 　　李德开始看得比较慢，也比较认真，但看着看着脸色变了，后来他干脆一目十行地往下看了。 　　“啪”的一声，李德把决议翻译稿往桌上一放，随手一拍，便发泄心中的不悦。原因就是这个决议排斥了他的主张。 　　周恩来心想，这个决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你李德作为一个军事顾问，把决议给你看是对你的尊重，而你竟然凌驾于政治局之上，说三道四，冲我发脾气。忍无可忍，周恩来与他顶撞了起来。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回忆这一情景时说： 　　吵得很厉害，总理(引者注：建国后的习惯称呼)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灯都熄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李德看着周恩来发愣了，心想，向来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今天是怎么啦？ 　　周恩来走后，李德暗自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两手一摊。这一西方人特有的动作在此时无疑是表达着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境。 　　是的，李德对决议的不满，没有挡住决议的下发和贯彻执行。 　　12月20日，中央红军离开黎平，分两路西进，直扑乌江，进军遵义。 　　乌江，又称黔江，穿梭于绝壁悬崖中，因而比湘江要险峻得多，在军事家的眼里，它是一道天然屏障。当时，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下们声称：“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至于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然而，红军就是要在敌人想象不可能的情况下渡过这一天险。当1934年还剩最后一天的时候，红军已到达离乌江不远的瓮安县小镇猴场。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乌江，着手抢渡乌江天险。 　　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一场新的风波发生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博古、李德因湘江的惨败，心有余悸。又听说乌江比湘江还要险峻，他们两人就在一起合计开来。当然，他们不仅只是因为乌江太险而担心红军过不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想乘此机会来实现其原来的计划。因此，他们主张不过乌江，再次提出与贺龙部队会合。 　　真是万变不离其宗。 　　怎么办？博古毕竟还是中共的总负责人，李德也还在指挥着红军。周恩来发愁了，他想自己去说服他们，可弄不好又要发生顶撞，即使说服了，万一红军渡乌江时有个什么闪失，那就不好办了，他们肯定会借此大作文章，把反对他们的人都排挤出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央红军就将被彻底断送。他也想让毛泽东去说服他们，但毛泽东刚刚才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让他出面于他不利，于红军也不利。 　　开会。周恩来只能这样决定，尽管刚开过会，但目前只能采取开会的办法，以多数人的意见来解决问题。除此别无选择。 　　那么，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他认为博古、李德仍然独自掌握红军的指挥权是危险的，必须对他们有所制约，这样才能保证“黎平会议”决议的实施。因此，他向周恩来建议，这次不仅要开会，而且还要作出一个决议。 　　周恩来有些不解地问：“在黎平刚作出决议，现在有什么决议可作？” 　　“就作一个渡乌江后的行动决议。”毛泽东语气坚定地说。 　　周恩来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点了点头。 　　于是，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会议期间，虽然发生了争论，但博古、李德的意见很快被否决了，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这个《决定》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由于我们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跨进我们12月18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特有以下新的决定…… 　　这个《决定》共七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写道：“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最高“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当然拥有了过问军事的机会和权力，红军就更能够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行动。 　　不过，眼下虽然打破了最高“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格局，但博古、李德仍然拥有对红军的指挥权，毛泽东仅拥有过问的权力，而没有决策的权力。 　　王稼祥、张闻天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便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 　　生死攸关的较量(1) 　　红军并没有像博古、李德所担心的会有湘江第二，而是奇迹般地渡过了乌江。毛泽东感慨万千：“莫道乌江天险，看红军等闲飞渡。” 　　这时的红军已经开始从湘江失败的痛苦中摆脱出来。 　　然而，领导红军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党内的政治危机之中。 　　王稼祥的“地下”运筹 　　尼采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类必须为创造孤独的伟大人物而不停地工作。”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崛起，已有许多人为他而劳作，这其中的一个就是王稼祥。 　　王稼祥见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感到非常恼怒，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深为忧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必须变换军事领导。 　　于是，他跟毛泽东说，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毛泽东听了，虽然内心里十分赞同，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有些担心，没有立即表态，沉默着。他在分析，虽然红军中对博古和李德的不满情绪在增长，但跟随他们的人还占着多数，并且还有一部分人处在中间状态，单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要把他们“轰”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多数人的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片刻，毛泽东说：“能行吗？我们人少。” 　　“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王稼祥更加坚定地说。 　　“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毛泽东嘱咐道。 　　王稼祥答应了，他深深理解毛泽东的意图，要打有把握之仗，尤其在政治斗争中，更不能瞎胡闹，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那么怎样去“活动活动”？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寻思着，他望着湛蓝的天，几朵白云飘然而过，似乎带走了他心中几多沉闷，几多惆怅，但同时也在他心中留下了几朵疑云。这“活动活动”如果有所闪失，自己就可能被指责为奸臣而遭到无情的打击。因为这种“活动活动”在历史上也曾带来过血流成河的悲剧。想到这里，他有些退缩了，但此时在他眼前出现了湘江那悲壮的一幕，又坚定了“活动活动”的决心。为了党的命运，为了红军的命运，他只能豁出去了。 　　王稼祥定了定神，他开始一个个地过滤着中共每一位要人。 　　王稼祥过滤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便是周恩来，因为他是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尽管他与博古、李德有过不少分歧和争论，但历史毕竟把他们拴在一起了，是好是坏也是责任同担共负，更何况他还是中共多年来的核心人物，虽然后来人们一直认为毛泽东是周恩来的上级，但当时他却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现在要他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能接受这一建议吗？王稼祥想来想去，觉得周恩来为人正直，他对毛泽东是尊重的，他也曾多次说过，毛泽东有军事才能，打仗有办法。兴许他能支持这一建议，如果不支持，他也一定会持中立态度，不会在他身上出现其他的不测。 　　王稼祥又想到了朱德，他认为朱德肯定能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甚至会渴望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朱、毛共事多年，他们在一起带领红军创造过辉煌的业绩，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朱毛红军的美谈。以致老百姓以为朱毛是一个人。 　　“朱德没问题。”王稼祥暗自断定着。 　　张闻天是王稼祥比较放心的一个人物。 　　王稼祥与张闻天有过长期的个人交往。红军转移以来，他对博古、李德有诸多的不满，对毛泽东的主张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而且王稼祥也了解张闻天的秉性，他有着很强的正义感，有话也敢说，他也愿意别人对他说直话，不是那种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他下定决心，向张闻天单刀直入，把自己的想法明白无误的告诉他。 　　几个关键人物他都过滤了一遍，总体看来，风险是有，但问题不大，加上现在的红军已经在按毛泽东的战略行动，并且出现了转机，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是顺理成章。 　　就这样，王稼祥开始行动了。 　　“应该撤换博古、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你看行不行？”王稼祥首先找到张闻天，一见面便直截了当地问。 　　“好哇，红军离不开毛泽东，让他来领导红军是理所应当。”张闻天当即表示坚决支持。 　　“那就到遵义城开一个会，总结一下党的军事路线。” 　　接着，王稼祥不顾伤痛，找到了周恩来。 　　“周副主席，前面快到遵义了，我们是不是在那里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重点研究一下军事问题。”王稼祥很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建议。 　　“上次政治局已经定了要开这个会，不能改变，我看在遵义开这个会很好嘛，就这样定了。”周恩来没有半点犹豫，当即作了明确的答复。 　　王稼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利用各种机会，王稼祥又找了其他一些中共要人，一一交换了意见。 　　聂荣臻支持； 　　刘伯承支持； 　　彭德怀支持； 　　杨尚昆支持； 　　林彪也支持； 　　…… 　　王稼祥又找张闻天商量，决定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行军路上，王稼祥、张闻天通知博古，要他准备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至此，遵义会议的部署工作基本就绪。 　　至此，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被停止。 　　至此，周恩来开始一人支撑着军委的工作。 　　红军以闪电般的速度，逼进遵义。 　　1月7日凌晨，遵义城全部落入红军之手。 　　1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移驻遵义。 　　遵义，也算得上是一座古城了，唐朝时设遵义县，明朝时设遵义府。它在城市建筑上也彻头彻尾地表现出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有城就必有城墙，有城墙就必有城门。但这城墙并不像北京紫禁城的城墙那么高，可一跃而过，似乎是象征性的，而那几座城门却显得颇有些气派。毛泽东走进城门时，幽默地说：“进夜郎国了!” 　　其实，在贵州还真有一个古时候叫夜郎国的地方，不在遵义，而在遵义以北的有个县过去叫夜郎县(即现在的桐梓县)，西晋时代就叫“夜郎郡”。相传汉代朝廷派使者到了夜郎，当时的夜郎侯问道：“汉朝同夜郎比，谁大？”这个夜郎侯真够昏的了，竟然不知道夜郎是汉朝的一个县，更不知道二者谁大谁小。于是，就有了“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借以嘲讽妄自尊大的人。毛泽东此时也许是想起了这个典故的由来，便有了“进夜郎国”的感觉。 　　遵义被一条江劈成两半，这条江也叫湘江，但不是红军惨败的那条湘江，湘江西岸是老城，湘江东岸是新城。 　　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来到了东岸，不过，王稼祥仍然躺在担架上。他们过了遵义新城最繁华的丁字路口，走进了一条僻静的小巷——古寺巷。毛泽东刚进入这个小巷，便停住了脚步，细心地观赏着前面的一切。小巷深处有一堵青砖砌成的高围墙，有一座颇为气派的门楼，那扇门很宽大。 　　“看来这是大人物住的地方。”毛泽东说毕，后边的随从人员便介绍这屋主是“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荃，他风闻红军欲取遵义，早已逃之夭夭。 　　“哈哈，这还得了，把屋主都赶走了。”毛泽东边说边笑，边往前走，随即便推门而入，里面是一座用特制的大块青砖砌成的两层洋楼，颇为豪华。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就被安排住在这座洋楼。 　　谁安排的？是当时任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安排的，他之所以把他们三人安排在一起，并非邓发的主意，而是毛泽东本人在未进遵义，就已关照邓发，在遵义他要跟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后来王稼祥对邓发也做过类似的交代。邓发是遵命从事。 　　洋楼内，红漆的地板，宽大的楼梯，明净的窗户，令人舒展。他们三人都住在二楼，一楼住着他们的随行人员。 　　王稼祥被抬着上了楼，他躺在床上就睡着了，看来他是过于劳累了。 　　如果他走进了梦乡，将会看到什么？经历着什么？当他醒来的时候，又将看到什么？经历着什么？ 　　什么都还没有到来，一旦到来，那一切都将非同凡响。 　　决战前的沉默 　　红军进入遵义，已经把蒋介石的军队甩在了乌江以南、以东，终于有了喘口气的机会。 　　到达遵义后，红军的宣传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散发了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表的《出路在哪里》的传单： 　　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们： 　　万恶的国民党军阀蒋介石、陈济棠、何健等，不但把我们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使我们变为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奴隶牛马，而且他们自己也拼命地屠杀你们，压迫你们，剥削你们，你们整年整月做着苦工，然而你们总是养不活你们自己与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苛捐杂税，是永远还不清的，修堡垒，筑马路等各种兵差劳役是永远做不完的。再加上地主，资本家，高利贷，土豪恶棍，对于你们的残酷剥削，使你们倾家荡产，出卖妻子儿女，也还不清他们的田租与债款。 　　你们是在忍受着饥饿、疾病、寒冷与痛苦，你们像牛马一样，死在道路田野里，没有一个人来埋葬你们。 　　你们不能反抗，不能说一句不满意的话。国民党军阀、民团、警察、流氓恶棍，会如狼似虎一样，鞭打你们，杀死你们，砍你们的头，把你们放在监狱里。他们还要说你们是“共匪”，要杀你们的全家老少。国民党军阀、地主、资本家都威胁你们，说“共匪”是“杀人放火”，是“共产共妻”。他们要压迫你们出钱、出力、出生命去帮助他们“围剿共匪”，要你们组织民团、守望队、铲共团，防堵“共匪”。但是你们自己还只是听到人家骂共产党、骂苏维埃红军，你们自己还没有看到过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是什么东西。 　　你们只要知道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的主张，你们就会赞成他们。他们主张： 　　我们穷人，我们工人、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我们要大家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我们工农自己的军队，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这种工农的军队，就是红军，这种工农兵的政府，就是苏维埃政府。 　　我们要立刻取消一切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与兵差劳役，取消一切高利贷，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的农民，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我们要使每一个工人农民有衣服穿暖，有饭吃饱。取消强迫的雇佣兵役制，改为自愿兵役制。把土地分给士兵，改善士兵的生活，不准打骂士兵。保障工农群众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等一切自由的民主权利与男女的完全平等。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与红军，就是你们的出路，你们不但不要反对苏维埃与红军，而且还要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在一切方面帮助我们苏维埃与红军取得胜利。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出路就在这里。我们贫苦工农大家要合心，要团结，拿我们的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去杀尽国民 　　党、军阀官僚，号召白军士兵杀死他们的长官，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坚决地为了你们自己的出路而斗争！不要惧怕卖国贼刽子手国民党军阀，不要惧怕豪绅地主资本家，他们那里只有少数人，我们这里有着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帮助，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 　　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这份传单，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揭露得淋漓尽致，对共产党的主张阐述得明白易懂，对工人农民的出路说得清楚透彻，因而它所产生的号召力量，使整个遵义城都沸腾起来了，各种欢迎活动、慰问活动此起彼伏，红色政权也建立起来了，并召开了群众大会，毛泽东作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著名演讲，把人民的斗争热情推向了高潮。 　　然而，遵义的百姓们并不知道此时的中共内部正面临着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党内的沉默与外面的热闹景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那沸腾的背后，中共的要员们却在紧张地进行遵义会议前的准备工作。 　　奇怪的是，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共要员们并没有开个什么预备会，也没有就这次会议怎么开法进行商议，而是各自闷头准备。 　　奇怪的是，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湘江东岸外，其他中共领导人都住在湘江西岸。 　　周恩来、朱德及红军总司令部住在老城一条南北大街的一座“柏公馆”。这是王家烈手下一个师长叫柏辉章出资为其家人建造的，因而被人们称为“柏公馆”。柏辉章知道红军过了乌江必取遵义，就发来急电。于是，柏家老小，雇了轿子，带着细软，悄悄溜往贵阳。 　　李德住在一家地主的四合院，离“柏公馆”很近。 　　博古也住在一个背靠玉屏山的四合院里面，离“柏公馆”也不远。 　　只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的易宅离“柏公馆”远一点，约有一刻钟的路程。 　　现在都暂时安顿下来了，他们既不在一起研究作战，也不研究遵义会议怎么开，各自都在干什么？ 　　博古在闷头写他的主报告，怎么写，他在伏案沉思…… 　　周恩来和朱德研究一些军事问题，也在着手准备他的副报告。不过，他也并不轻松。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干什么？他们肯定不会空度时日，也在进行紧张的准备，至于准备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是啊，红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怎能不使这些中共的要员们作一次认真地反思呢？ 　　在这一时刻，一切都应该静默下来，让理智的思维更多地伸展，因为在这里要锻造开启未来的钥匙。 　　转眼间，几天过去了，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遵义会议在“柏公馆”举行，“柏公馆”也因遵义会议而著名，这是出资建造它的主人柏辉章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的。看得出，当初设计“柏公馆”的人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尽管是一个住宅，但显得很有气势，尤其是支撑屋檐的那排柱子，给人以顶天立地的感觉，像是专门为召开遵义会议而建造。 　　柏辉章万万没有想到，他留下的这个“柏公馆”，会成为举世瞩目的建筑。直到今天，甚至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只要人们一提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就自然会想到它。 　　此时，“柏公馆”开始承受历史之重。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六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古)：中共中央总负责，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实际上，按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委员应该还有王明(在莫斯科)、项英(在瑞金)、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任弼时(随红六军团去湘西)、顾作霖(1934年5月28日病逝于瑞金)等六人。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其中关向应不在遵义，因此出席遵义会议的只有四人，即(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国家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还有： 　　林彪：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五军团政治委员。 　　李富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员。 　　列席这次会议的有： 　　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邓小平：中央秘书长。 　　伍修权：翻译。 　　共有20人参加这次会议，他们将在这里决定党和红军的命运。 　　历史在等待这一时刻。太阳显得愈加沉重，快速地西落而去，把整个遵义城拖入了神秘的夜幕。 　　从新城的古寺巷深处，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王稼祥，他已经醒过来了。跟随在担架后面的是毛泽东和张闻天。他们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朝“柏公馆”走去。 　　这段路虽然不长，但却延伸到历史的深处，延伸到未来。当时，他们只是静静地走着，没有人说话，那杂乱的脚步声才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在往前走。那种感觉，在人的一生中也很难遇上几次，当你向关键时刻走去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脚下的路，也感觉不到自己是在走路。因为你此刻关注的不是脚下的路，也不是你自己是否在走动，而是那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 　　那么，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此去的结局如何？ 　　毛泽东“发射导弹” 　　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从新城抵达“柏公馆”时，与会者都基本上到齐了。 　　会场设在楼上的一个客厅里，客厅正中放着一张约二米长、一米宽的长方桌子，四周放着十几把藤椅和一些木凳，另外还放有一张引人注目的抽脚藤躺椅，下方有一张可伸可缩搁脚用的竹凳，这是王稼祥的专座。 　　博古和周恩来坐在会场中心。会议由博古主持。其他的出席者，随便找个椅子、凳子入座。毛泽东、张闻天并没有随便坐，而是紧挨着那张藤躺椅而坐。那挂在天花板正中的美孚煤油灯，射出黄晕的光芒。 　　“现在开会。”博古宣布。随即他拿出一叠纸，开始作报告，免去了那些烦杂的程序。 　　博古以中央负责人的身份，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这一阶段的情况实际上是他到达瑞金之后的情况，他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这段情况如何，是他政绩的基本体现，遗憾的是这段情况很不妙，并且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他在报告中也承认党和红军经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对他所推行的王明路线的错误及其严重危害，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不仅没有反省，而且还掩非饰过。他在报告中坚持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并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 　　博古用手推了推眼镜，提高嗓门，咬文嚼字地来强调他的这些理由，他说：“总之，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极差，党对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响应与配合不够，等等。这在客观上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在主观上也是没有法子粉碎的。” 　　在博古看来，党和红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没有什么责任，谁当这个头都是这样。博古的这个主报告大约持续了一小时，与会者都在细心地听着。 　　毛泽东听得尤其认真，在博古开始发言的同时，他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叠纸，不时地做着笔记。 　　接着，作为“三人团”的成员，周恩来作副报告，因为他是中央军委负责人，着重谈军事问题。此时的周恩来是有苦难言，在别人看来，他是“三人团”的成员，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他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实际上他在“三人团”里说了不算，现在只能背这个黑锅。他有勇气背这个黑锅，不像博古那样为自己开脱责任。他不仅检查了“三人团”在指挥上的重大失误，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与会者听出来了，这主报告和副报告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李德也听出来了，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原因，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 　　周恩来讲了半个小时。虽然时间不长，但很有分量，给其他与会者思考问题开拓了广阔的空间，留下了许多话题。这是史学家们没有估计到的。 　　此时，在博古看来，该作的报告都作完了，因此他希望与会者就这两个报告进行讨论，最后形成一个决议。 　　“现在，请大家发言，讨论一下这两个报告。”博古环视了一下所有的与会者之后说道。 　　“我讲点意见。”博古话音刚落，张闻天立即开腔，他也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 　　博古发愣似地看着他，意识到有些不妙。他知道，写过长篇小说的张闻天，思路清晰，擅长表达，除了正式发言，他一般是不写发言提纲的。看来，今天他是有备而来。 　　的确，今天张闻天的发言，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但准备这个发言提纲的还不仅仅是他一人。正如杨尚昆后来回忆时所写的那样： 　　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 　　现在看来，他们三人同住在易宅，没有虚度时光。 　　博古忧虑地等待张闻天开口，他甚至恨不得一下夺过那发言提纲，看看究竟写了些什么。 　　坐在门口的李德也伸了一下脖子，看了看张闻天，又耸了耸肩，他很关注张闻天将讲些什么。 　　然而，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使博古和李德坐不住了，他说：“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张闻天在发言中用了“我们”这个词，这就无疑是表示代表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博古对张闻天此时用“我们”这个词也异常地敏感，心里在想，不就是你们那个“三人团”吗？ 　　张闻天没有看博古、李德表情如何，只一个劲儿地往下讲： 　　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此时博古不由得推了下眼镜，他听到张闻天把他的报告称为“机会主义”，虽然在心里震荡了一下，但他很快平静了自己加速跳动的心，仍然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认认真真地记着笔记。 　　张闻天越讲越尖锐： 　　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引者注：即李德)的“短促突击”的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杀了。 　　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责任。 　　…… 　　张闻天的发言，完全超出博古的意料。尽管他已经预计到与会者对他的报告提出一些意见，但他绝没有想到会遭到如此彻底的否定，更没有想到，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同志、老朋友张闻天会对他这么不留情面。 　　整个会场笼罩在烟雾之中，李德在抽烟，毛泽东也在大口大口地抽烟。那缕缕烟雾，在升腾，在弥漫。此时此刻，与会者的思维马达都在高速运转。 　　但与会者没有想到，在张闻天发言过后，毛泽东紧接着发言。以往，毛泽东在这种会议上，总是等大家讲得差不多了再发言，今天却一反常态。 　　毛泽东稍稍整理了一下手中的那叠纸，那上面记的都是博古所讲的观点。 　　“这次会议应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不争论。”毛泽东的发言，首先抓住了当时最迫切、最紧要的问题，也是其他与会者乃至整个中央红军官兵最关心的问题。因而，正像周恩来后来回忆的那样“很多人一下子接受了”。 　　这便是一个领袖人物的智慧。 　　毛泽东也深知红军到了目前这种状况，最根本的是博古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那么他为什么不提出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呢？这就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解决政治路线问题需要时间，而当时没有这个时间，蒋介石的军队还在后面紧追不舍。如果仓促地触及政治路线问题，一些是非就很难理得清楚，就可能造成党内的分裂，而一旦造成这种局面，对中共和红军都是致命的。毛泽东也考虑另外一种现实情况，那就是当时的政治路线的是非曲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许多人不一定能看得清楚，能看到本质。而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在党内在红军中，谁都看得很明白，是非曲直一目了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当时红军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军事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和红军就面临着死亡的命运。不过，还有更深一层次的原因。毛泽东非常明白，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不是孤立的，其背后有共产国际，有斯大林的因素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现在否定了这条错误路线，必然要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中共同共产国际、同斯大林关系的破裂，或者是正处于张扬时刻的正确路线被夭折。无论出现哪种结果，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都极为不利。 　　所以，仅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发射的是“制导导弹”，并不是乱炸一气，既方向明确，又有爆炸效应，力求在改变中共和红军命运的同时，又能继续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帮助和支持，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毛泽东的发言时间最长，大约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毛泽东整整等待了三年，观察了三年，思考了三年，也痛苦了三年，现在他不能再等待了，他要把这三年的思考都讲出来。 　　毛泽东没有准备发言提纲，三年的思考，时间也够长的了，三年的所见所闻所思，使他的思想与主张已成熟于胸，达到了出口成章的程度。 　　那么，毛泽东究竟讲了些什么，原始的记录迄今未曾查到，陈云回忆说：“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他的这篇力挽狂澜的宏论，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注明的时间是一年多以后的1936年12月，那时他正在陕北的窑洞里。 　　毛泽东为什么把时间推到这个时候，出于什么用意，已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这段时间里，他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一些修改。 　　毛泽东的发言，虽然锋芒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军事错误，但并不是像开批斗会那样，言辞激烈而内容平淡，而是像老师面对无知的学生一般，从理论与实践、胜利与失败、历史与现实、国情与军情的分析中，把自己的看法与观点、思想与主张传授给博古、李德，当然也传授给与会的其他人。因而他的发言很系统，从如何研究战争讲起，讲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讲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讲到中国内战形式是“围剿”与反“围剿”，最后讲到了红军的战略防御问题。 　　毛泽东不曾踏进过军事院校的大门，但现在却大谈军事问题，在李德面前可谓是班门弄斧了，然而李德也不得不服。 　　毛泽东说：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洪教头。 　　毛泽东言此道理，博古不知道，李德更不知道。他们就连自己犯了什么军事错误都不知道。因此，毛泽东依然继续他那一针见血地发言： 　　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忘记王明、博古、李德过去对他的攻击。现在他反戈一击，说道：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完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博古听着毛泽东的发言，仍然是闷着头在那里记笔记，他没有勇气抬起头。而李德则是边听伍修权的翻译，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 　　毛泽东没有注意博古和李德的表情，他也没有必要根据他们的表情来决定自己的发言策略，因而他越讲越幽默而辛辣，直到讲到最后一个问题，有一段话却引起了会场爆发揶揄的笑声： 　　“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不适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 　　毛泽东自己也禁不住笑了，唯有博古和李德没有笑。 　　毛泽东在发言中，不仅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因为他知道，批评一个人如果没有承担起启蒙的任务，那是太不公平的。中国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只顾得批判，忘却了自己承担的启蒙任务，而启蒙者本身则需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一句话，就是要有足以启蒙别人的东西，假如没有这种能启蒙别人的东西，那你就没有批评别人的资格。如果真是牢记着启蒙别人的使命，那就没有随意的批评了。 　　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承担的启蒙任务，并且追求着给与会者以更多更深的启发。因而他的发言，犹如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每一位与会者，陷入思想混沌的人被冲醒了；关闭思维大门的人被冲开了；极端固守的人被冲垮了；思想清醒的人被冲到了一个新的天地…… 　　这神奇的力量，正来自于毛泽东的启蒙。 　　博古，不得不服。 　　李德，不得不服。 　　其他与会者，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如果没有启蒙，那遵义会议便不会有希望的曙光。 　　那么，面对这位来自湘江岸边的农家子弟，并且有着如此发达的头脑和深邃的思想的毛泽东，与会者将怎样对待他？ 　　决定历史的瞬间 　　会议继续进行。 　　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观点与主张。但这次会议并不是一个学术研讨会，各自亮出自己的见解就完事了，要害的是要决定由谁来掌权的问题。 　　权力，是推行政治主张的工具，没有权力的政治主张，就很难得到推行，除非被权力所认同。 　　而这四个人都没有触及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可有可无，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权力太重要、太敏感的缘故，才使他们不轻易提出权力问题。 　　博古不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还想继续充当中共总负责的角色。 　　周恩来实际上早已作出选择，他认为领导红军非毛泽东不可。他在发言中之所以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并非他自己有什么野心，而是考虑到谁掌权的问题将要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焦点，他要留有调解矛盾的余地，把握会议的走向，他作为党内“元老”，有这方面的政治资本，也有这方面的谋略。 　　张闻天不提权力问题，更多的是考虑推举谁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如果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事情就不好办了，就可能引起党的分裂。这决定了他不会轻易提出这个人选问题。不过，如果有人提出由毛泽东来主事，他会赞成的。 　　毛泽东不提人选问题，主要是由其自信心决定的，他相信自己的主张是对的，特别是经过对这次失败的教训和以往成功的经验的比较中，使他真正发现了自己。毛泽东不是神，过去王明、博古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说他是泥腿子，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还真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因为他确实没有像王明、博古那样到过莫斯科的马列主义的高等学府去专门攻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本。所以，当他自宁都会议遭到排挤以后，他真用功读了不少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现在他发现只会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不会结合实际去运用，只是机械地照搬，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更大。王明、博古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和列宁的书，并自喻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结果又怎样呢？毛泽东相信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是对头的。因而他出于对自己的正确估量和一种历史的责任感，相信自己能够挽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也深信党内多数人和整个红军都相信他有这个智慧和能力。一句话，他相信历史会选择他的。所以，他要让与会者来决定由谁来掌权这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 　　作为与会的其他人，只要会议继续进行下去，就必须作出选择。 　　历史在这一刻停滞了。 　　选择的结果，正如人们的预期。那么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是谁？ 　　是王稼祥。 　　王稼祥听完毛泽东那极富启蒙性的讲话后，更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的决心。他没有等待，没有犹豫，从躺椅上欠起身，很吃力地站了起来，激动地发言。周恩来劝他坐下，他就坐着讲。他的发言不长，除了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外，讲了三条： 　　第一条，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 　　第二条，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第三条，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至此，王稼祥获得了三个第一： 　　他是从教条宗派集团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 　　他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 　　他是在遵义会议上继毛泽东之后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第一人。 　　这“三个第一”，决定了王稼祥这一票的分量。王稼祥作为从王明、博古“左”的阵营中走出来的人，能够如此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这本身就宣告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这一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关键的一票”。 　　20世纪70年代初，王稼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又一次检讨了自己在30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生不安”。毛泽东看完信后，和周恩来谈了很多关于王稼祥的事，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王稼祥同志写了一封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引者注：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这一公正评价极为感动。 　　当然，此时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并非是为了获得毛泽东的公正评价，而是出于对党和红军的命运负责，投了这“关键的一票”。 　　历史赐给每一个人发挥推动历史作用的机会并不多，就看你是否善于把握历史赐予你的机会。王稼祥当时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在开遵义会议之前，有人劝他，“你正生病，会议不必参加了”。而他却回答道：“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还重要，我要坐担架去开会。”他牢牢抓住了参加会议的机会。在会场上，所有与会者站起来都比王稼祥要容易得多，方便得多，但王稼祥却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毛泽东。王稼祥如果不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那他这一票的价值无疑地降低了，虽然对历史同样具有推动作用，但其作用的历史回音不免逊色一些。 　　那么，第一个反对毛泽东领导红军的是谁？ 　　是凯丰(何克全)。 　　凯丰在会前和会议开始时就很活跃，进行了私下游说活动，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 　　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当王稼祥讲完自己的意见后，凯丰站起来以挖苦的口气讲道：“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他懂军事？他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水浒》、《三国演义》!” 　　凯丰的话，极大地刺痛了毛泽东的心，恐怕他在见马克思的那一天也没有忘记凯丰的话。在事隔三十多年后，毛泽东还多次这样提及这件事： 　　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当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 　　尽管毛泽东后来谈及这件事，心情是很平静的，但当时他却是窝着一肚子的火听凯丰讲话的。 　　凯丰攻击了毛泽东之后，接着又吹捧博古、李德，他不断地引用他早在莫斯科就背熟的马克思的话和列宁的话，以证明博古、李德是完完全全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忍无可忍，他反驳了凯丰，但不像凯丰那样用讽刺和挖苦的语调，而是语调平和地进一步说明了在他心中形成的那条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实际上，凯丰的发言没有起到他想起到的作用，反而给毛泽东提供了第二次发言的机会，这使得毛泽东的主张更全面更透彻地摆在与会者的面前，因而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 　　夜，将被黎明取代。 　　毛泽东结束他的“补充发言”之后，博古便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明天继续讨论今天的议题。 　　人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同样也没有不散的会议。不过，今天的会议虽然散了，但可以肯定，今天的夜，是一个骚动不宁的夜，是一个令与会者难以入眠的夜。 　　16日，会议仍在夜间进行； 　　17日，会议还是在夜间进行。 　　因为大部分与会者军务在身，白天忙于处理军务，会议只能在夜间进行。 　　夜间开会，少去了许多干扰，与会者更便于集中精力来思考问题，冷静地发表意见，作出选择。 　　继王稼祥之后，张闻天第二个站出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他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 　　张闻天这一票也很重要，正像毛泽东后来所说：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张闻天的名字就这样被载入了史册。 　　与会者的发言在继续。伍修权回忆说： 　　在我的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 　　朱德发言虽不多，但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这话落地有声，整个会场都在震颤。 　　周恩来在会议上全力推举毛泽东为中共和红军的领袖，并强调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来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聂荣臻等与会者的积极支持。 　　所有与会者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支持毛泽东还是反对毛泽东，唯一保持沉默的是林彪。 　　此时，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一个很红的人物，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自黄埔军校毕业后，以其聪明才智和卓越战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军团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将领，令国民党将领望而生畏。此时虽然他 　　在党内没担任什么职务，但讨论军事问题，他是有发言权的。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军事路线问题，他应该发言。 　　此时，作为毛泽东的得意门生并寄予了厚望的林彪，在这关键时刻，即使不从党和红军的命运出发，只看在他与毛泽东的情谊上，他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毛泽东呼与鼓。 　　然而，他只是沉默。 　　沉默，是一种默认，也可能是一种对抗。 　　沉默，令人难以琢磨。 　　林彪在这关键时刻保持沉默，已成为一桩历史公案，人们对此有种种猜测，就连与会者也是这样。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认为： 　　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基本是一言不发的。 　　而当时和林彪搭档、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在回忆此事时只是说：“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他猜不透，所以就不说别的了。 　　不过，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谈了由于大力推行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而陷入被动局面之后写道： 　　为了从战术上另找出路，2月14日(引者注：指1934年)，我们军团由我和林彪署名，曾向军委提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这项建议，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自然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即使这种局限性的建议，军委也没有接受。……告诫我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还写道： 　　林彪那时(引者注：指1934年)忽然在6月17日发表《论短促突击》文章……对林彪发表这篇文章，我开始感到突然，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大约在1934年2月上旬，李德到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会上大讲一通阵地战。干部们都听不懂。林彪说：“你们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突然发表《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 　　林彪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表了《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因为那时的政治气候就是谁不推行“短促突击”，谁就是违抗军委命令。聂荣臻说这是林彪在政治上的一种表态，符合事实。正因为如此，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才保持沉默。 　　如果林彪发言支持毛泽东，否定李德的军事指挥，李德就会把他当初发表的《论短促突击》端出来，可能指责他是反咬一口。 　　如果林彪发言支持李德，支持毛泽东的人也可能把《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端出来，并指责他早就和李德串通一气了，这无疑将有损于他的政治生命。 　　所以，林彪干脆什么都不讲，听听就是了，这样连毛泽东也没有看出他此时的复杂心态，甚至可能认为他年纪轻，又是自己的老部下，不发言更好一些，不发言也是对自己的支持。 　　林彪鬼就鬼在这里，使他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当然，后来林彪对李德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无情批判的李德，想起了一向对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他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指挥权之后，李德提出到红一军团去随军行动。这个要求被批准。李德拉着驮满特殊食品的一匹马，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没有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后，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一甩手离开了李德。这使李德十分恼火。二进遵义时，翻译伍修权去看他，他一肚子气没处发，见伍修权拿了小桌上的一个核桃，勃然大怒：“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 　　虽然林彪保持沉默，没有发言，但在最后的表决中，林彪还是举手支持了毛泽东。这从陈云遵义会议传达提纲的手稿记录中可以看出： 　　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引者注：指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由此可见，20位出席者中，除了博古、凯丰、李德，有17位支持毛泽东，这17位中当然也有林彪。 　　在这次会议上，又臭又硬的是李德，并被深深留在了伍修权的记忆里： 　　会议上直接被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坐在他旁边，他完全像是处在被告席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会议的时间很长，前半段会议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军事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东西。 　　会议进入尾声，尽管博古、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辩护，但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化了。于是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 　　一、毛泽东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现在，还有一个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红军向何处去，虽然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但到遵义实地一看，这个地方也不理想。这样，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伯承和我在会议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们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 　　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红军的行动方向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北上川西北。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生了变化，除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仍是常委外，此时正在瑞金进行艰苦斗争的原常委项英消失了，排在其后的陈云进入常委，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上排在最后的毛泽东也进入了常委。遵义会议专门就毛泽东进入常委作出一条决定。看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确实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器重。不过，毛泽东只是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决策圈，但并没有掌握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这也难怪，直到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仍没有交出中共中央总负责这个权力。 　　然而，这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阴差阳错”的权力更迭 　　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走出了遵义城。他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最高的指挥者。 　　早在1月11日，蒋介石的黔军总指挥蒋在珍在遵义之北的正安发出的关于遵义动态的电报中称：“遵义设匪军总机关，毛泽东当主席。” 　　蒋在珍用词不准确，毛泽东从1931年11月起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非进遵义才“当主席”，但蒋在珍的电报意思很明确：“毛泽东当了中共总负责”，因为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这在国民党报纸上早已披露过，已不是什么秘密，蒋在珍更清楚。他的这份电报表明，红军进入遵义后，毛泽东已是红军“总机关”的“主席”，连国民党的密探都已得到这样的情报。 　　后来，红军撤出遵义，第一个回到“柏公馆”的柏章辉的表弟余大勋，却愣住了，这里的一切如旧，二楼的餐桌仍放在原处，四周的木椅也整齐地摆放着，只是多了些简易的木椅和那张藤躺椅。红军变了，并不像从前那样丢盔弃甲，他立刻意识到红军没有溃败而去，肯定是毛泽东当了红军的头头。 　　余大勋没有猜错，此时的红军确实在由毛泽东指挥。 　　毛泽东被压抑几年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据侦察，在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小镇——土城，驻守着“双枪”黔军，不过2000多人。毛泽东得知这一情报后，于1月26日在前往土城的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定消灭这股“双枪”黔军，因为在毛泽东眼里，“双枪”黔军是不经打的。 　　在离土城不远的青杠坡村里，毛泽东坐镇指挥，周恩来和朱德在一旁协助。谁知一交手，对方火力很强，人马众多。原来对方是川军，足有1万兵马。结果，导致战役失利。 　　世上没有常胜将军，而毛泽东恰恰在他“复出”后的第一仗失利，尽管这是由于情报错误，但也使得对他甚高的呼声顿时跌落下来。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以至于事隔21年后，毛泽东对土城之败仍记忆犹新。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历数他的“真错”时，说：“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当时的博古，见毛泽东首战失利，就对人说：“看起来，狭隘经验主义者指挥也不成。”此时，他也萌生了另一番想法。 　　遵义会议结束后，博古就意识到“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这一决定，已经告诉他要交权。因此，他也准备把权力交给毛泽东。现在博古又开始犹豫起来，心想，你毛泽东不是有本事吗？照样吃败仗。这权力暂时还不能交，看一看再说。 　　凯丰也在此时提出了挑战：“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出现这种局面，只是当初遵义会议期间，因战事紧，蒋介石趁着红军在遵义休整，重新部署了追堵红军的计划，要把红军剿灭在遵义地区。“柏公馆”的主人——柏章辉师已逼近遵义城，由谁接替博古的问题就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谁知，这一搁置，历史却发生了变化。 　　张闻天对博古迟迟不交权，颇为不满，在土城战役之后，他公开提出要变换领导。周恩来曾十分清楚地谈起这件事： 　　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 　　洛甫做一个时期。 　　博古得知毛泽东要让张闻天接替他的职务时，他也断然决定立即“交权”。因为在他看来，自己下台已成定局，张闻天毕竟与他有过深交，也毕竟是从莫斯科走出来的，并曾经为他摇旗呐喊过，把权力交给他比交给毛泽东要好得多。 　　当凯丰得知博古准备“交权”时，一再向他说：“不能把中央的权交出去!” 　　博古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 　　所以，在土城战役之后的第七天，也就是2月5日，张闻天便接替了博古。当时，土城战役失利后，红军的处境极为不利，但交权的问题却在急速地进行着。周恩来回忆说： 　　我们赶快转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就这样，在一间小茅草屋里，博古把跟随他三年多时间的象征“权”的那几副装有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 　　话又说回来，当时尽管毛泽东首战失利，但他的主张是被党和红军所接受了的，只要毛泽东点一下头，他仍然可以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但毛泽东却没有点这个头，并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这有他的考虑。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更换领导人，需经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尽管不服王明、博古等人曾以“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这类言辞对他的攻击，但他此时又不得不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毛泽东出自“山沟沟”，从未去过苏联，共产国际缺乏对他的直接了解。而张闻天是王明、博古的密友，共产国际信得过。更何况，自从张闻天从“左”的阵营中杀出来之后，跟毛泽东紧密合作。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站出来作反报告，立了头功，毛泽东看出他“是不争权的”，容易与别人合作，也能团结别的同志一起共事。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同博古、李德进行坚决斗争，根本目的不是要去坐那个“宝座”，而是为了挽救党和红军，在他看来，只要路线正确了，只要有人有能力来执行这条路线，领导党和红军摆脱目前的困境，无论是谁掌权都是一样的，不能非我不可。 　　当然，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两条原因，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充满了自信，因为他的思想和主张在党和红军中占据了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之所以产生历史性影响的关键所在，不在乎是否真正当上那个“头头”。 　　那个鸡鸣三省的地方，不知道它是否刻下了这一幕，反正是张闻天接替了博古。 　　让张闻天接替博古任中央总负责，这是毛泽东的高明，想想看，当时共产国际是中共的顶头上司，权力很大，过去它让谁当第一把手谁就当，在这种情况下，把共产国际信赖的人轰下台来，让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靠边站，这样大的事情如果没有共产国际信赖的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话，那是很难办到的。 　　当时，博古把那个象征权力的挑子交给张闻天的那一刻，毛泽东坐在一旁，注视着那平淡而不平凡的场面，心里百感交集，这是多少红军战士的鲜血才换来了这一刻!这是多少次挫折和失败才换来了这一刻! 　　毛泽东特别注意了博古的表情，他发现此时的博古和从前的博古不是一个人了，好像在一夜之间，他变得成熟了。过去，他因怕失去手中的权力而整日显得有些惶惶不安，而此刻，他反而没有失去权力的那种失落，没有失去权力的那种痛苦，没有失去权力的那种孤独。他细心地向张闻天交接每一份文件，耐心地交待注意事项，诚恳地介绍当总负责的一些体会。开始张闻天还显得有些不自在，后来也就忘记了这是在交权，两人便谈笑风生，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毛泽东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然而，土城之败的阴影并没有散去，毛泽东在常委中的角色还没有定下来。 　　究竟能给毛泽东定个什么角色？实在难以预料。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在“鸡鸣三省”刚开过常委会，翌日行军到云南省东北部、赤水河上游的一个镇——扎西(后成为威信县政府的所在地)，又接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有两项，一项是讨论遵义会议决议，一项是讨论常委分工问题。 　　遵义会议决议究竟怎么写，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现在党的总负责是张闻天，理应由他来全面把握，但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能在党和红军中牢牢占据领导地位，他不仅要从眼下的得失去考虑，还要从更长远的得失去考虑。 　　焦点还是要不要触及政治路线问题。 　　在遵义会议上只讨论军事路线问题，不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是正确的。而形成会议决议，就不能不触及政治路线问题，但如果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否定中共中央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不合适的，更何况12名政治局委员只有六名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 　　怎么办？毛泽东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正因为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就可以避而不谈了。这样既触及了政治路线问题，又只谈军事路线问题；既达到了通过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显示他们下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目的，也达到了以否定错误的军事路线去否定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目的。所以，这次会议顺利地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 　　正当毛泽东为他自己的这一高明策略而感到心里踏实的时候，常委的分工却出乎他的意料。 　　会议正式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显然，土城之败，使毛泽东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危机之中。 　　此时的毛泽东，并不像后来人们说的那样，当了党和红军的“头头”，在党内只是一个常委而已，在军事指挥上，他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 　　尽管毛泽东被土城失利的阴云笼罩着，但他仍然充满着自信。 　　不过，还有更严峻的挑战在等待着毛泽东。 　　第三章长征中期：惊雷四起 　　风云突变 　　在扎西，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与会者举手通过遵义会议决议时，标志着遵义会议最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对失败的反思是进步的杠杆。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使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转机，迎来了一缕曙光。 　　然而，奇怪的是，这次会议决定张闻天为党的总负责，后来人们对此知之甚少，而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又成为后来人们不愿相信的事实。 　　毛泽东任政府主席时的副手、现在正领导着目前力量最强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遵义会议在推举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他被“遗忘”了，而中央红军目前的行动方向就是奔他而去。一旦会面，又将如何？ 　　中央红军前途未卜。 　　作出决定，是为了打破和超越决定本身。 　　当扎西会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时候，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充满自信和责任感的毛泽东，他绝不会把自己的天才般的谋略和军事指挥艺术，锁在自己的脑子里不用。 　　其他人又将怎样对待他呢？ 　　闪电般的罢官与复职 　　作为高明战略家的毛泽东，他走出遵义城后的首战失利，绝不是他天才般的谋略出现了问题。出问题的恰恰是人们对这次失利原因的错误判断。 　　毕竟毛泽东的谋略要高人一筹，别人抓不住的东西，他能抓住，别人想不出的智谋，他能想得出，别人看不透的迷雾，他能看得透。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在事实上成为党和红军的主帅。 　　当然，这是后来人的普遍看法。其实，在当时还有一些人并不这么看待毛泽东，甚至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许多人对他的谋略存有疑虑。 　　193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负责人会议，研究红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与会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没有取得一致看法，甚至发生了激烈争论。 　　“现在，红军应该回兵黔北，因为黔军易打，且黔北空虚。”毛泽东最后发言，提出了眼下红军的行动方针，立刻被大家所接受。 　　于是，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红军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这一仗，总共歼敌2个师又8个团，成为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 　　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一起，追赶落日，登上娄山关。举目远眺，那天边的晚霞正红，红得似火，红得似血，把整个娄山关的一半抛入金色的海洋，另一半抛入暮色之中。 　　这里静极了，山间没有了一点儿声响，也许是刚才激烈的枪声、炮声、厮杀声夺走了这里的一切声音。 　　“好一座铁关啊，终于被我们敲开了。”半晌，周恩来兴奋的声音才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这样的雄关隘口，能攻下来，不容易!不容易!”朱德顾盼四周险峻的峰峦，以军事家的口吻叹道。 　　毛泽东面对此情此景，心潮涌动，百感交集，诗兴大发，吟出《忆秦娥·娄山关》新词一首：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此次大胜，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1935年3月4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这，无疑正式恢复了宁都会议所撤销的毛泽东的军职。 　　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第二天，司令部所发电报，就开始在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了。 　　然而，毛泽东刚刚戴上的“政治委员”这顶“乌纱帽”，没过几天就被摘了下来。 　　这是后来人们很难想象的事实。 　　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后的第六天，也就是3月10日。这天凌晨1时许，一军团给在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一份急电：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一、三军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仍旧。 　　林聂 　　10日1时 　　这封电报，显然是林彪的意见。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这封电报的抬头只写着“朱主席”，因为朱德是军委主席，他为什么不写“朱司令”？这并不像我们今天有些人为讨好领导，在称呼副职上司时把“副”字去掉那样，往高的叫，而是另有用意，那就是要避开毛泽东。如果在这封电报的抬头写“朱司令”，就必然要写上“毛政委”，否则，让毛泽东看了会有想法，而称“朱主席”，“毛政委”就自然不必写上了。这封电报也只有朱德先收到，他收到这封电报，无疑要先有个意见，朱德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林彪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也预料朱德会同意他的建议。 　　那么，他的用意是不是就这些？不是。 　　自遵义会议后，在红军中还没有出现军事指挥上的权威人物，虽然后来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了一个胜仗，但也有土城的失败。更何况眼下的红军仍处在重围之中，处境很不妙，北有强硬的川军堵截，长江天堑无翅难飞；南面省会贵阳驻有蒋介石的嫡系军薛岳纵队，乌江天险，又挡住去路；东面是突围的来路，有湘军紧随，唯有向西才有一线生机。现在，虽然红 　　军第二次走出遵义城，正在向西开拔，但究竟如何向西开进，走哪条路西进，还没有明确，处在盲目西进的途中。 　　如果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话，眼下就是表现惊人之举的时候了。林彪看准了这个时机，他要脱颖而出。因此，他站在中央红军总指挥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他的这一建议被采纳，并取得胜利，那么，他就有可能与毛泽东抗衡，最终获取指挥整个中央红军的权力。 　　林彪的预料是准的，朱德接到电报后，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但朱德办事向来稳重，立即将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 　　张闻天看完电报后，搞不清林彪的建议是对还是错。不过，在他的心目中，林彪是一个常胜将军，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一军团的军团长，所提建议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他鉴于过去博古搞独断专行的沉痛教训，就采取了另一种简单的做法，无论大事小事，事事都要找一堆人开会讨论，并依据多数人的意见行事。于是，他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对林彪的建议进行讨论。此时，张闻天还没有意识到，他这种做法，也同样会出问题。 　　在讨论会上，朱德首先发言，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果然，朱德的意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同意进攻打鼓新场。 　　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 　　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的这封电报只发给朱德而没有同时发给他而感到不快。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进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是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有迅速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虽然毛泽东再三陈述自己的意见，无奈众人未被说服。在这种情况下，不懂军事的张闻天，就简单地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是否采纳林彪的建议。 　　毛泽东深知，打鼓新场不是可打可不打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红军的存亡。他急了，抛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 　　张闻天一见此情，就采取了表决的办法。经过表决，众人不仅采纳了林彪的建议，拟出了给林彪的电报，还作出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 　　张闻天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布了这一决定。这是他自接过博古那个挑子以来，作出的一个最重大的决定。 　　毛泽东从来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当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时候。回到住处，毛泽东辗转反侧，烦躁难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来住处走去，他要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毛泽东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着迎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 　　“果然不出我所料，打鼓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转头向南猛扑贵阳。”毛泽东因势制变，又献上一计。 　　“好，明早就开会，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周恩来果断地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是这样说的： 　　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在3月11日一早的会议上“把大家说服了”，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并陈述了理由：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引者注：指黔军犹国才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滇军鲁旅(引者注：指鲁道源旅)已到黔西，12号可到打鼓新场，安龚两旅(引者注：指安恩溥、龚顺壁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打鼓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打鼓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引者注：指周浑元的第二纵队及川军)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 　　…… 　　一早的会议在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的同时，也恢复了毛泽东的原职。 　　这次毛泽东从被撤销职务到恢复原职，仅几个小时，这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撤职又复职间隔时间最短的了。 　　林彪建议引起的风波，虽然平息了，但毛泽东由此悟出了一句名言：“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同时，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建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二十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毛泽东认为，批判李德、博古，不能把“三人团”也否定掉。“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需要的。过去的毛病在于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错误，不是“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错了。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张闻天也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因为这些天的讨论会把他折腾得疲惫不堪。他想，往后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怎么行呢？于是，他决定把毛泽东的这一建议提交给大家讨论。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建议被一致通过。 　　于是，新的“三人团”就这样诞生了。其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新的“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 　　新的“三人团”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角色变换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地位仍然是脆弱的，复杂尖锐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林彪向毛泽东发难 　　5月8日，红军到达四川的会理城下。攻城未克，在城郊进行休整、扩军、筹款。 　　谁料，在这期间风波又起。 　　前一时期，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的过程中，红军声东击西，大踏步进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埋怨情绪开始漫延起来。 　　到达会理后，这种情绪就以爆炸的方式喷发出来。 　　“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手持电话，表情极为严肃地向对方讲道。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至于我，则更不适当。”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 　　林彪放下电话，苦笑着对聂荣臻、左权和朱瑞说：“彭德怀真倔。” 　　坐在一旁的聂荣臻，他对林彪刚才给彭德怀打电话所表露出来的那种不满，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在行军途中，林彪就流露过对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快到会理时，林彪当着聂荣臻的面抱怨道：“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以为他是走路走得多了，不耐烦了，就以开导的语气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如何出得去？” 　　此时，聂荣臻却又感到非常惊讶，他没有想到林彪胆子这么大，竟擅自煽动撤换中央领导。他禁不住站起身来，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林彪站在那里，望着聂荣臻，摆了摆手坐下了，那意思是不关你的事。 　　“你不要乱来。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聂荣臻提高嗓门，警告这位年轻的军团长。 　　林彪并没有擅自下令部队行动的打算，他认为聂荣臻误解了他的意图，所以就没有把聂荣臻的话当一回事儿。之后的事态发展，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要反对你签字上送。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最后，他单独签字送上了。 　　5月12日，“三人团”随军委纵队到达会理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就收到了林彪的这封信，信中写道： 　　……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太多，而且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部队弄得精疲力竭，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一个人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个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 　　毛泽东震惊了。他是第二次接到令他震惊的林彪的信。第一次是在“古田会议”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提出了道路怎么走，是走州打府，还是打游击的问题。毛泽东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文章。 　　其实，这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后来为什么改了呢？说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那是后来的1948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准备出版《毛泽东选集》，这封信也将编入其中，就给当时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的林彪去信征询意见，他很快回信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在这篇文章中再不要公开他的名字，并说这样可以“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避免国外“种种无端的推测”。 　　中共中央宣传部接到林彪的信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考虑到林彪的面子和顾及党内团结，同意将信的前面几段和最后一段删去，并将《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此，在《毛泽东选集》里再也看不到毛泽东写长信批评林彪的内容。直到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问世时，此文的题注才再次真实地写道：此文是毛泽东当年写给林彪的一封信。 　　毛泽东这封回信的第一部分写得很长：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有些事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贡献给你呢？ 　　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着。现在我想到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行动问题。我以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的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得来，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相互争夺的殖民地一件事认识清楚。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毛泽东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一次，毛泽东没有这种激情了，而只有激怒。他决定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然而，毛泽东又一次宽恕林彪的同时，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断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是在比他年长八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成这封信的。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 　　彭德怀对这飞来之祸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因为他考虑到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得失，遂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在困难中有过牢骚，由于鲁班场、习水两次战斗没有打好，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意见，这是不对的。” 　　接着，彭德怀又说：“我们应当坚决拥护新领导，继续北上，与四方面军靠近。” 　　彭德怀的话是真诚的，他想用真诚的心去换取毛泽东对他的真诚理解和信任。可他当时没有想到，毛泽东对此事却耿耿于怀，在以后的24年中讲了4次，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成了彭德怀的罪状之一。 　　那么，毛泽东当时为什么对彭德怀产生这种疑心？这也是事出有因。 　　在这之前，当时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共同署名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反映了彭德怀同刘少奇谈到的关于部队指战员因连续作战而产生的一些思想负担和过度疲劳的情况，以及不同意进行鲁班场和习水战斗的意见。 　　毛泽东看过这封电报后，并没有引起他的不快，认为提建议反映问题是每个人尤其是每一个指挥员应有的权利，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到了会理接到林彪的信，他就感到事情的复杂性了，认为林彪的信不是孤立的，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个挑战者不是林彪，而是彭德怀。 　　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曾经给他过难堪。 　　读者也许没有忘记，在1932年红军准备攻打赣州，毛泽东极力反对红军去硬碰硬，但没有说服大家，在无奈的情况下，就建议让在前线的彭德怀回来介绍情况，他希望彭德怀通过介绍情况来证明他不能打赣州的主张是正确的。结果，彭德怀也主张打赣州，当时使毛泽东十分难堪，他也因此在后来宁都会议上遭到了批判，并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改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从此陷入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这件事，毛泽东恐怕不会忘记，也许从此对彭德怀有了疑心。不然，他为什么如此断定是彭德怀煽动林彪写了这封信呢？ 　　林彪明知不是那么回事，对此却缄口不语，俨然是一个受害者，这就更使毛泽东坚信不疑了。 　　其实，毛泽东当时不仅怀疑彭德怀，还怀疑张闻天到三军团去与彭德怀勾结反他。这种怀疑是毛泽东听了个别人的猜测和判断而引起的。也正因为如此，在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批评张闻天。但这种误解埋在毛泽东的心里，直到延安整风时才挑明。在1941年6、7月间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批评张闻天的缺点，特别提到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闻天“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指挥”等。对此，张闻天当场表示“保留”。 　　张闻天后来回忆说：“当晚回家后，关于这件事情曾写了一封申明信给毛，但后来没有发出，想事情没有旁证，说也无用。” 　　到了1943年9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张闻天这回才认真对待。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做了调查取证工作，在随后写的“整风笔记”中作了澄清：“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某同志的造谣!(林、 　　彭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至此，这一误解才算消除。 　　当时，毛泽东找到了问题的根子，因而批评林彪时，毛泽东的语气变得柔和多了，他说：“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不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做，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从毛泽东这番话中可以看出，他没有忘记他曾经给林彪写过的那封信，依然是语重心长。 　　林彪闷坐在条凳上，斜视了毛泽东一眼，解释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没等林彪继续讲下去，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毛泽东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说林彪不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 　　其实，毛泽东说错了，林彪虽然年轻，但对政治斗争也颇有研究了。 　　其实，毛泽东不是说给林彪听的，而是说给彭德怀听的，那意思是说你彭德怀不要利用林彪的无知来对付我。 　　这场风波，以毛泽东那句“你是个娃娃”的话平息了。 　　中央红军继续朝着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标前进。 　　毛泽东与张国焘握手在即。 　　暗渡陈仓 　　从会理出发，中央红军过彝族区，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已抵达夹金山脚下，过了夹金山，便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四方面军也早已渡过了嘉陵江，并派李先念率领三十军及九军各一部，正西进小金山地区，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终于快要到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官兵都在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这两大红军的主帅毛泽东、张国焘都在加紧思考着会师后的一切。他们两人都是中共的元老，经历了不平凡的岁月，如今，兴许各自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相会后，他们能接受彼此的改变吗？ 　　两颗心照不宣的心 　　毛泽东与张国焘是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相识的。作为地主的儿子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注册学生，而毛泽东则是一个无着落的兼做图书馆助理员的旁听生。他们的风格和背景相距甚远。张国焘瞧不起毛泽东，说他脱不了湖南的土气，而毛泽东看不惯张国焘的目中无人、自以为高明的那种绅士派头。久而久之，彼此之间就产生了一些互不信任的情绪。不过，后来他们也有合作的时候。那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党要重视农民运动问题，张国焘对此是持赞成态度的，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他(引者注：指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当然，这已成为历史。在时隔多年之后再次相会，他们之间会是合作多于分歧，还是分歧多于合作？现实实难预料。不过，到眼下为止，两人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是明摆着的： 　　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以“肃反”的名义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干部时，毛泽东认为他是一个血腥味极浓的人物。 　　当张国焘了解到毛泽东的战法时，就认为他是陷入了“游击主义”的泥坑。 　　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在北川、茂县、理县一带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成立了“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时，毛泽东说：“这又是张国焘的创造发明。” 　　当张国焘得知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时，他认为遵义会议不合法，决定应该修改。 　　…… 　　尽管如此，命运又将要把他们拉到一起。 　　毛泽东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张国焘自认为自己应该是共产党的领袖。的确，张国焘属于党内的元老派，他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还是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 　　1931年3月中旬，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身份，来到鄂豫皖苏区，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沈泽民与陈昌浩。从此，张国焘开始了他的五年游击生涯。 　　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第四次大规模进攻面前，最终撤出这片血肉相濡的土地，不得不作开发川北新苏区的千里之行。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辗转来到巴山蜀水，一切又得从头做起。终于又开辟出一片新的苏区。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入川之后不久，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红四方面军采取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在长达10个月的艰苦战斗中，红四方面军以付出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换取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使川陕苏区空前扩大。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至营山、渠县，北迄陕南的镇巴、西乡、宁强，总面积达42万余平方公里，建立了23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此时，红四方面军已从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余人发展到4个军、8万余人，成为红军中一支强大的劲旅。 　　张国焘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撤出瑞金的消息，他就开始意识到中央红军处境不利，后来他听说中央红军北上四川西北部，估计到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定会被拖得精疲力竭，而他的部队却养精蓄锐，兵强马壮。因而，他在动员一切力量，迎接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到来。同时，他也在想，你中央直接领导下的红军失败了往外逃，肯定是中央的路线错了。而我的部队却越来越强大，证明我的路线是对的，现在到了我挽救红军的时候了。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张国焘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便挥师西渡嘉陵江。 　　在渡江准备过程中，他就对陈昌浩说：“其实，策应一方面军，可以说是一个战略行动。”这言外之意便是他要乘此机会来挽救一方面军。这在他看来确实是一个战略行动。 　　作为中共元老的张国焘，当他意识到中央红军是因为失败而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的时候，产生“挽救”中央红军的想法是必然的。然而，挽救党和红军的使命已经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担负起来了，并结束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党和红军的命运已经开始出现转机。一旦会面，张国焘将如何面对这一切？此时，张国焘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想到了要实现自己的“挽救”使命。 　　毛泽东呢？ 　　毛泽东也是中共的元老，参与了党的创建工作，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他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张国焘，虽然他没有到过莫斯科，更没有见过列宁，但他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只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他的主张无法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如果他一直领导着中央红军，也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但历史没有“如 　　果”，毛泽东只能受命于危难之中。目前他率领的这支军队，是他从生死线上拉出来的，已经是“骨瘦如柴”。 　　毛泽东举目远眺，那夹金山顶上的千年积雪，使他心里不免有些惆怅，他意识到，红军不仅面临着蒋介石的追剿，也面临着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因为红军就要翻越这座雪山。他默默地摇了摇头。是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也是不得已而选择了这条北上的路。 　　想到北上，想到两军会师在即，毛泽东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会如何？一个是久经休整，兵强马壮；一个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张国焘将如何面对这种反差？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所辖红一军团要主动搞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团结。他亲自为一军团拟定了三条标语，供两军会师后用：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欢迎张主席! 　　这三条标语，向我们透出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第一条标语“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本来中国工农红军就是一家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这不会有什么误解，从目前两军官兵的情绪看，都在盼望着会师那一刻的到来，因为他们都知道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看来，毛泽东拟定这条标语是要告诉张国焘，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哪一个人的军队。那么，毛泽东拟定的最后一条标语，为什么只“欢迎张主席”？这同样在告诉张国焘，我们对你是尊重的。 　　毛泽东没有管过这么细小的事，这次他亲自拟定这三条标语，看来其用意是深远的。 　　但标语只能提供一个信息，其作用取决于人对它的领悟。如果不被领悟又该怎么办呢？ 　　因此，毛泽东电令林彪、彭德怀统领的一、三军团所部向不同的方向前进。 　　显然，这是一种防范措施。那就是不能把部队过于集中在一起，以防不测。 　　毛泽东、张国焘都期待着两军的会师，但又都担心会师后意见不能统一，产生矛盾冲突。 　　毛泽东想的是如何团结四方面军。 　　张国焘想的是如何帮助中央纠正政治路线上的错误。 　　毛泽东郁闷地想到与张国焘会面时可能发生的一切，焦虑再一次成为生病的前兆。 　　张国焘激动地想到与毛泽东会面时跃升中共首脑的机会可能降临，“挽救”中央的热血再一次沸腾起来。 　　这两颗心，隔着夹金山，就这样跳动起来了。 　　短暂的拥抱 　　夹金山，以其险峻和高大，滞留了冬来的雪，凝固了夏来的雨，却没有挡住北上的红军。 　　毛泽东站在雪山之巅，举目四顾，环宇白茫茫，好像自己的整个身子也被白雪所溶化。当年他戏水湘江，观赏百舸争流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在自己的一生中，竟然有机会踏上这刺破青天的雪峰，与这千年积雪接吻。 　　这雪山也绝不会想到此时站立在它头上的却将是影响人类半个世纪的伟大人物。在人类的历史上，也不曾有过他这样伟大的人物能像探险家一样，出现在这人类不曾涉足的雪山。 　　毛泽东尽管喘着粗气，但有一种情愫却在他胸中涌动，这涌动的是血是泪。当他望着山上艰难爬行的红军队伍时，眼眶湿润了，他与他的战友们之所以选择走雪山这条险路，也是为了尽快与兄弟部队会合，减少一点敌人的拦截，争取少流一滴血，少一点牺牲。但他不曾估计到会有那么多病弱的同志长眠在雪山之上，他为之难过。 　　在下雪山的路上，毛泽东边下坡边考虑两军会师后的行动方针，因为在他身后有一两万人的命运，在他的前面，有红军的命运，有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有中国的命运。红军下山后，向何处发展最为有利？到底应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边走边在寻思，那些青年战士为了下坡省劲，坐在雪坡上往下滑落时不断经过他的身边，他扬起手和他们打招呼，并不停地告诫他们：“小心点，别滑到峡谷里去了。” 　　“报告，前卫团在山下碰见了四方面军部队。”总部的罗参谋急急跑来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吃了一惊，喜出望外地说：“啊！会师啦!是哪个部队？” 　　“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 　　“好啊，走!我们赶快走!”毛泽东边说边朝山下迈去。 　　6月初，李先念率领的迎接一方面军的四方面军部队，攻占懋功，歼敌川军近千人，继占达维。一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前卫部队已来到达维。 　　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达维，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同志的热烈欢迎。一时间，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响彻了达维，大家都热泪盈眶地拥抱在一起，尽管他们都不曾相识，但都像久别重逢的兄弟，那种场面绝非能用语言表达的。 　　在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直接会合的战略目的以后，中央根据新的情况，改变了建立川西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6月16日2时，中央发出了《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全文如下： 　　张、徐、陈各同志：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丁)我野战军于12号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18号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戊)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 　　16日2时 　　张国焘于17日即复电，主张应向川西北，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为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先向南进攻。 　　初次切磋，分歧就出现了。电报频传，羽书交驰，不得而决，张国焘不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联名给张国焘发电报，电报最后一句说：“弟等已至达维，候兄速来一见。” 　　张国焘接到电报，阅罢电文，心情既兴奋又复杂。各种思绪，纷至沓来。是啊，对于这些老战友，算起来有的已经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最短的也有三四个年头。毛泽东，他还是1923年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时见过面，以后就各奔东西。张闻天是他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于1931年在临时中央匆匆一晤后，他便奔往鄂豫皖苏区去了。他想着他们这些中共要员，经过数年血与火的苦斗，想不到今天竟在这荒僻西陲相会，患难相逢，也属难得，值得庆幸。而眼下，两军相会，成为一家人了，究竟谁来当头，今后的路究竟怎么走，得有个说法。 　　张国焘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也正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踏上去懋功的路。 　　张国焘此行虽然辛苦，但却也领略了沿途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这里面也夹杂着一种政治眼光。这一带多系藏族区域，每到一地张国焘都要到藏民家里看一看，藏族人民的善良和对喇嘛教的虔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他也看到了藏民家里堆满的青稞、牛酪和衣物，感觉着这里适合于红军的生存。他想到前些日子，他与中央在两军会师后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已经在来往的电报中进行过数次商讨，但中央没有同意他的西进主张，正因为如此，中央才电令他到懋功进行商议。现在通过实地考察，他意识到红军不能继续向西走，但也不能向北走。 　　究竟往哪儿走，他一时还没有拿定主意。反正会晤在即，见面再议。 　　当中央红军得知张国焘已由茂县出发至懋功途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感到由衷的高兴。为表示对张国焘的敬意，实际上也是对四方面军的敬意，毛泽东等人决定离开抚边驻地三里多远的地方去迎接。连在下雪山时感受风寒正在病中的周恩来也去了。他们还带去总部、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40余人一同前往迎接。毛泽东想：张国焘是中共的元老人物，四方面军的统帅，加之他这几天与三十军指战员的接触中，感到这支兄弟部队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兵强马壮，装备也好，精神状态不错，比之中央红军要强。他深深感到张国焘、徐向前等一批四方面军将领，领导这支部队是颇有成绩的。今后两军合作，共同战斗，实现中央未来的战略方针，开创新的局面，一定大有希望。为今后前途计，为今后更好合作，也应该远出驻地迎接，以表示尊敬与友好。 　　抚边这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镇子，从来不曾有过今天这样的景象，墙上用石灰水刷出大幅的欢迎标语：“欢庆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街上也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有的房屋前还挂着红旗，红旗上用白字写上欢迎口号。村与村之间还装上了电话，以便随时保持联系。镇中央的草地上，搭起了一个讲台，讲台四周用苍松翠柏镶起一个绿边，缀上一束束鲜花，虽然比不上今天人民大会堂主席台那般的气派，但在这荒凉的小镇上，也算头一回有这般的架势。 　　当毛泽东等人从抚边驻地步行三里多路来到一个小山村，这是张国焘到抚边的必经之地，不料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雨来。开始淅淅沥沥，继而点点滴滴起来，不一会儿，便滂沱如注，倾盆而来。随行人员不得不赶快在路边撑起油布帐篷，毛泽东等人踅在其中，焦急而喜悦地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 　　不一会儿，雨停了。远处响起马蹄声，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近。 　　“来啦!来啦!”有人在喊。 　　毛泽东闻声定睛一瞧，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张国焘。 　　“国焘兄!”毛泽东赶快叫了一声。 　　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 　　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一书中写到了这一刻： 　　6月的一天下午5时左右，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而置好的一张桌子旁，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央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 　　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 　　其实，张国焘记错了，欢迎会是在抚边开的，而不是在迎接他的地方，也许他当时只顾观察毛泽东等人的面容了，因为他们的面容实在对不起张国焘那双小眼睛了。毛泽东脸颊黄瘦，头发很长，棉衣的袖口破损，露出的棉花已经不是白色，变得污浊不堪。周恩来一副病容，胡须快要垂到胸前了，俨然是一个老者的样子。老实厚道的朱德依然和南昌起义时差不多，身子虽然结实，但显得苍老。学者模样的张闻天很瘦，面色青白，像一个教书的穷先生。博古却由于脸庞瘦削，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显得特别大，好像眼珠子快要滚出来似的。 　　张国焘深感诧异，难道说一方面军真的打了败仗，眼前的这几位大员，好像都经过大劫大难的那副模样。 　　于是，张国焘边走边向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说了一番问候的话语，便把话题转向毛泽东，关心地说：“润之兄，近来身体欠佳吧，看你有些消瘦。” 　　毛泽东立刻意识到这话里有话，便莞尔一笑：“自从你我上次见面后，就一直是这样。”毛泽东下意识地转过头来，瞧了一眼张国焘，这时他才发现他面前的这个头不高的张国焘，脸庞白净肥胖，穿戴整洁，精神也好。比当年在广州见面时，身体还要强健。便接着说：“国焘兄，看你这副模样，混得不错哩!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多年不见，不胜抖擞!”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一片笑声。 　　“唉，上海一大那时候参加会的人，脱党的脱党，叛变的叛变，牺牲的牺牲，剩下继续干的人，已经不多了，眼下还属润之兄是党内中坚。”张国焘斜视了一眼毛泽东说道。 　　“国焘兄不要夸奖。这些年，老蒋总是与我们过不去，非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国焘兄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带出这么一支精锐之师，不容易啊!”毛泽东这番深情的话，说得张国焘的心里热乎乎，他想到自己到鄂豫皖后这几年的奋斗，东拼西闯，南征北斗，最后拉扯起这支七八万人马的队伍，我张国焘也确实不容易啊，还是润之能理解我。 　　“中央红军如果有些减员，需要补充，我可以拨一点部队，武器装备也可给一点。”张国焘以动情而慷慨的语调说道。 　　“两支部队会合了，就是一家人，好说好商量。”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语气带有一点儿不在乎的味道。 　　他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地边交谈边挪动着步子，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抚边。 　　当毛泽东、张国焘等走进事先布置的欢迎会场，数千红军立刻欢呼起来。毛泽东、张国焘、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并肩走上主席台，不断向欢呼的红军招手致意。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 　　“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 　　中央红军突围西征，半年多来，击退无数次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自然界数不清的艰难险阻，为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不惜牺牲，艰苦奋斗，初步取得了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大渡河边，蒋介石希望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英勇的红军，没有让敌人的阴谋得逞，终于闯过了大渡河，翻过了大雪山，和英雄的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为了迎接中央红军，作了许多艰苦的努力，为中央红军准备了大量物资，热情支援兄弟部队。我谨代表中央红军全体同志，衷心感谢四方面军，感谢张国焘同志。两军终于会师了。今后，一、四方面军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并肩战斗，团结前进。我们一定会成功!我们一定会胜利！胜利永远属于兄弟的一、四方面军……” 　　毛泽东讲话完毕，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随即，毛泽东请张国焘讲话。 　　“总书记讲讲。”张国焘谦虚地对身边的张闻天说。 　　“我不讲了，泽东讲的代表我们几个。”张闻天谦和地说。 　　“那好，我讲讲。”张国焘微笑着用一口江西话讲开了： 　　“我们今天在这里胜利大会师，是两军广大干部、战士英勇西征的结果，我们欢庆我们的成功!我们欢庆我们的胜利！我代表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四方面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现在好啦，中央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对艰苦奋斗的一方面军，我表示深切的慰问。胜利属于一方面军！胜利属于四方面军!胜利属于一、四方面军大会师!” 　　台下又是一阵掌声。 　　开完了欢迎会，已是黄昏。毛泽东等将张国焘送到住处，并向他介绍了自己和各机关的住处。 　　一切安排妥当，毛泽东和张国焘有说有笑地并肩来到了抚边镇尾的喇嘛庙，张国焘在这 　　里设宴款待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人。 　　按照中国的传统，款待客人是否真诚，一看宴席便知。今天，张国焘摆的宴席是丰盛的，大殿的地上东一堆西一堆地摆着丰盛的菜肴，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大殿神龛一侧的一张长方桌上，大碗大碗的牛羊肉、炖鸡、烧肉、辣椒拌酸菜，还有大瓦钵盛的米豆汤。毛泽东、张国焘等人来到桌边坐下。 　　“今天国焘兄准备这么多美肴，我等真要大饱口福啦。”毛泽东喜滋滋地对张国焘说。 　　“一方面军的同志辛苦了，加几个菜以示慰劳。”张国焘说着从桌上的大罐里倒出一杯白酒，他开始向毛泽东敬酒。 　　直到此时，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拥抱，已进入无话不谈的阶段，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多少杯酒都是挡不住的，自然话也就如冲出闸门的水，收不住了。 　　然而，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拥抱恰就到此为止。其间自有原因。 　　张国焘探虚实 　　席间，相互敬酒，流觞交错，笑声不断。 　　欢宴固然显得有些轻松，但张国焘感到有些奇怪，毛泽东等人不说当前的战略方针，不告诉他一方面军的有关情况，不说遵义会议的有关细节，也不盛赞四方面军的成就。他感到不快，感到沉闷，感到困惑。正像他在《我的回忆》中写的那样： 　　在当晚的聚餐中，要人们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毛泽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笑谈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革命的妙论。秦邦宪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辩，我在悠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其实，张国焘感到沉闷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探听到红一方面军究竟有多少人。 　　“恩来兄，中央红军现有多少？”张国焘想了想，探过身子，眨巴着眼睛试探着问周恩来。 　　“四方面军呢？”周恩来也想了想，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 　　张国焘寻思，周恩来不作回答，是否有隐衷？恩来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难道还不知道部队的人数？现在却反问起四方面军来，是什么意思？难以揣摩。于是随便答道： 　　“人马10万!” 　　张国焘回答的这个数字有点夸张，有意显示一下四方面军的实力。其实，四方面军是8万多人。 　　“嗬，不错嘛。国焘兄领导有方。一方面军西征以来，几经征战，有些损失，现在还剩下3万多人，但保存了一大批干部。”周恩来高兴地说道。 　　周恩来回答的这个数字也有些夸张，实际上，这时的一方面军由开始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只剩下2万多人了。那么，是周恩来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就自己作了这个估计，还是有意不告诉张国焘这个实际的数字，以免他产生轻视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思想，今后不好打交道？也许这两种可能兼而有之。 　　从遵义出发，红一方面军一路激战不断，并且翻越雪山刚到这里，究竟还有多少人马，在那样的条件下，恐怕一时也很难有准确的统计。 　　其实，两军会师，不在于谁兵多兵少，只要会师了，就是很了不起的胜利。但张国焘却很关心红一方面军人马的多与少，因为他要依此作为采取何种政治策略的基本根据。 　　尽管周恩来把一方面军的人数夸大了一些，但张国焘的脸色一下变了，顿生疑窦。心想一方面军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什么减员如此程度？不及四方面军人数的一半，他为之不安，同时也感到自身很有力量。在那必须以武力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年代里，张国焘作为拥有比一方面军多几倍的四方面军统帅人物，感觉到自身的力量也是自然的。不过，这种对自我力量的感觉，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膨胀为断送事业的野心，另一种结果是凝聚成事业发展的动力。眼下，张国焘对自我力量的感觉，究竟会演化成哪种结果？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方面军既然有那么多的干部，今后可调一些到四方面军中来，我们正缺干部哩!”张国焘心口不一地说。 　　“不成问题。”周恩来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毕竟，红军是一家人。席间的气氛是热烈的，欢宴也在这种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欢宴过后，张国焘便拉着朱德来到他的住处。 　　张国焘住在抚边北端的一所店铺内，门是敞开的，远远就能看见里面放着的柜台，他的随从人员住在柜台外，柜台内则是他临时办公的地方。张国焘热情地将朱德迎进柜台内，两人相对而坐。 　　虽然毛泽东与张国焘相识很早，但张国焘对朱德的了解要比对毛泽东的了解深一些，尤其在南昌起义前后的一段时间，他经常和朱德在一起。那时张国焘是带着中央的决定，由汉口往九江到南昌，因张国焘“假传圣旨”，阻止南昌暴动而受到开除中央委员的处分。这次相见自然有很多话要说。 　　朱德在向张国焘介绍红一方面军一路过关夺隘、死里还生的历险经历之后，说道：“八年前南昌暴动我们在三河坝分手后，我带着的那班人马，在敌军的压力之下，逃亡甚多。最惨的时候只剩下28个人。后来逐渐好转，经过多年奋斗，才造成一方面军的局面，现在又与当年不相上下。但这次却保存了大部分的干部。现在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因而一方面军虽只剩下一副骨架，却是极可珍贵。” 　　听了朱德这番掏心窝的介绍，张国焘突然问道：“玉阶兄，一方面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究竟是何原因造成的？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还是苏维埃运动失去了前途？” 　　“中央的政治路线，遵义会议已经有了个说法，我的看法也在那个说法里面。眼下最要紧的是军事问题，也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应采取何种军事行动。这次有劳你远道而来，就是专门商量军事方面的事情。”朱德看出了张国焘的用意，便把他提出的话题撇开了。 　　“我不知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装备状况如何，但就四方面军的情况而言，要谋个立足之地，还是不成问题的。”张国焘话中套话，两眼盯着朱德。 　　朱德见张国焘想了解一方面军的兵力和装备情况，也就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介绍。朱德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种维护团结的愿望，如果不把红一方面军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一旦他自己了解到以后，反而使他产生疑心，不利于团结，更何况张国焘毕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在会师了，要在一起共事，应该让他清楚一方面军的情况，不然怎么研究军事问题呢？ 　　但张国焘从朱德口中得知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后，他却走向朱德良好愿望的反面。 　　张国焘从朱德口中得到的并不多，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就那样，一旦明了他反而觉得没什么价值。现在他最想了解的是中央存在什么分歧，这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因而他四处打听，找这个谈话找那个谈话，其中就有一些人向他谈了一些不该谈的话。聂荣臻回忆道： 　　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一些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 　　当然，张国焘不仅了解到这些，尤其了解到了会理会议的情况，了解到那时林彪要毛泽东下台和彭德怀在会上受到毛泽东批评的详细情况，他由此断定一方面军内部不团结，并寻思着“挽救”中央的策略。 　　焦点时刻开始到来 　　在中国，一些政治问题、政治争论、政治斗争，都与地缘有一定的关系。这也许是地域广阔，拥有太多选择的缘故。从长征开始引起的争论，是红军向何地去的问题，到遵义会议的争论，也是红军向何地去的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引起的争论依然是红军向何地去的问题。 　　这也不奇怪，因为地理环境是人类能否生存的基本条件，红军目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到何地去才能生存下来，只有生存下来，才有可能谈其发展问题。 　　建立根据地，是红军生存的一种有效方式，在何处建立根据地才更有利于红军生存，这是一个亟待决定的问题。 　　张国焘来懋功与毛泽东会晤之前，中央就感觉到张国焘对军委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因而才通知张国焘赴懋功开会解决。 　　6月26日，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共商大计。 　　在这一带地方，举行大型活动，离不开喇嘛庙，前些天张国焘设宴款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是在喇嘛庙，这次开会的地方又是一所两进院落的喇嘛庙。这座庙的四周有高高的围墙，第一道院落的大门外，有一道影壁。整个院落的房屋，均系木柱木板装嵌，开间很大。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落，会议则在第二进院落后面的屋子里举行。西征以来，中央已多次举行了类似的会议，坐在一起的都是熟悉的面孔。而今天则不同，虽然彼此都曾经相识，但因张国焘的参加，使与会者都感受到了几分陌生，因而整个会场的气氛就显得有些严肃而沉闷。 　　“同志们，”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主持这次会议，并拿着一份讲话提纲，“野战军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一会合，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大加强了我们同敌人作战的力量，便于我们更大规模地消灭敌人。由于我们的会合，大大地提高了全体红军指战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战斗情绪、胜利的信心；使两大主力在过去长期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得到了相互的交换与总结；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的两主力，现在完全放到了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 　　讲到此处，张闻天虽然有些激动，但他的目光仍然紧紧盯住那讲话提纲。看来，他对今天的会有着特殊的感受。不过，他并没有一丝的紧张，有板有眼地继续讲道：“这一会合虽是在松潘等县，地形不利于作战，物质给养上非常困难，但正是这一地区，使我们能够利用地形，箝制追击与进攻我们的敌人，使蒋介石刘湘一切阻止我们会合的企图归于失败，使野战军得到整理休息的机会，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就有可能实现这一战略方针。这就大大地缩短了我们野战军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 　　“红军主力不利于长久地停留在这一地区，在这一地区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也是不利的。因为这种不良的地形，使我们不能以大踏步的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这种地形，是便利于我们箝制敌人，但同时也便利于敌人封锁我们。给养的困难，在这一地区内是不容易解决的，并且在我们的西北与西南，则是广袤无际的青海草原与西康，很难成为我们后退的依托。 　　“现在，敌人正在使用全力，力图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杨森、邓锡侯的部队，正在从南面建筑工事，逐步推进。东南，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队，正在完全封锁岷江以及威州到川北以南的地区。胡宗南指挥27个团的兵力，盘踞在平武松潘一线，而蒋介石的主力，也正在川军的后面集结待机。在我们的西面的西康与丹巴一线，刘文辉、李抱冰也集中了约15个团的兵力，防止我们向西康发展。综合起来判断，蒋介石封锁我们在这一地区内的企图，是十分明显不过的。” 　　张国焘听着张闻天的讲话，心想，过去一直认为张闻天是个书生，肚内马列主义的东西倒装了不少，但军事方面的事，知之甚少。今天，当着大家，竟大谈起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了，不简单!说明人都在变化。但他隐隐感到不快的是，张闻天明显不同意他对目前战略方针的看法，还影射了数日前他给中央电报里提出的问题。 　　张闻天并不知道张国焘此时此刻的感受，他只想立即结束自己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不能长久地停留在这一地区。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目前的战略方针，朝有利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的发展来考虑。下面，请总政委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然后大家再讨论，发表意见。” 　　张闻天的这个开场白，是有所准备的。他在开会前两天，就认真分析研究了当前敌我双方的态势，为了解决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曾写下《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印发向部队宣传。这个开场白，基本上是那篇文章的前半部分。 　　张闻天讲完之后，周恩来开始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代表中央与军委回顾了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来，战略方针几度变化之后，话锋一转，“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再转到西康，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两个方面军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应在什么地方建立苏区呢？这是当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周恩来一下端出来一个“怎么办”的问题。 　　在一个政治集团内部，一旦提出“怎么办”的问题，无论涉及什么，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都已成为严肃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是在为着“怎么办”而产生和形成；所有的政治分歧也都在为着“怎么办”而发生和消除。 　　列宁，为着解决俄国革命“怎么办”的问题，就有了那篇著名的《怎么办》的论著。 　　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就面临着关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怎么办”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不同的主张，也就有了分歧。周恩来在此不仅提出“怎么办”的问题，而且他还要回答“怎么办”，因此，他的语气变得越来越严肃：“建立苏区的条件，中央和军委认为应该是：第一，便于我们作战，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了，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应该比较大，以便于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然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我们，使我们不易反攻。敌人正企图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第二，群众条件，要人口较多，有利于红军本身的发展，便于我们做好扩红的工作。但是，松潘、理番、懋功、汶川、抚边一带，据我们初步调查，人口只有20万左右，其中少数民族还占多数。第三，经济条件，应是能解决军队供给的地方。而这一带粮食奇缺，牛羊有限，解决我们的穿衣都成问题，军事上的补充更困难。因此，在岷江两岸的懋、松、理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长久陷在这里，没有前途。我们新的战略方针应是集中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接着，周恩来进行了战略部署：“至于谈到战略行动问题，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发展不利，向东过岷江对我亦不利，因敌在东岸有130多个团；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争取这一地域。这里道路比较多，人口多，山少。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开展运动战消灭敌人。可向陕西还击敌人，再向北行动，背向西发展，南可以以青海南部作依靠。四川方面，现有地区可以成为游击区。得到的地方，是否再扩大，到时再决定。我们现在反攻，是无后方的运动战，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消灭蒋介石的主力，是我们的任务。现在，我们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第一，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向松北转移，行动要迅速。第二，要高度机动。现在敌人已先我部署，因此我们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让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我们不要被敌牵制，不要因此妨碍我们的机动。第三，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的统一指挥，如遇困难，也要统一意志来克服。” 　　讲到这里，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说：“关于战争指挥问题，我想简单讲三点：一是应集中统一，指挥权要集中军委。二是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三是要实现战略计划，须有政治的保证，当前的一些困难，须从政治工作的加强来克服。” 　　周恩来的报告鲜明地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共同主张，通过周恩来的口亮了出来。 　　那么，张国焘呢？他将怎样回答这个“怎么办”的问题？与会者都在等待张国焘讲些什么。张国焘也看出了这一点，因而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第一个发言的便是张国焘。他介绍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以来的情况后，讲道：“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恩来 　　同志刚才已经谈得很多，本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但是，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都是配角。如果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向成都方向进攻，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发展，我们要受地势所限制；向西边发展，要越过茫茫草地，一片泽国。如果过冬没有帐篷，部队无法生存。现在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清楚，估计胡宗南至少有15个到20个团的兵力牵制我们，我们也要集中20个团在松潘地区对付胡宗南，不然会吃亏。如果我们要向甘南发展，一定要打下胡宗南的几个团，才能站稳。两大主力红军会合以后，力量增强了，指挥统一了，经验增加了，但另一方面，敌人也不会让我们很容易占领大的区域。” 　　张国焘这番讲话，细细琢磨起来，也是很有味道的。他首先表示同意政治局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但同时对两种战略方针进行了比较分析，表露了自己坚持的向南的战略方针。看来，他从茂县到懋功这段路没有白走，因为他发现这一带适合红军的生存，由此产生了南下的意图，并认为红军南下才是出路。 　　当然，从张国焘的语气来看，一切都好像还有商量的余地。 　　博古发言，赞同周恩来的报告，也就是赞成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是在博古发言后开腔的，他听出了张国焘的意图，因而他如此说道：“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那就是要用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使张国焘放弃南下的意图。 　　“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国焘当即发问。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中央红军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10月之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 　　“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下去，“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古与宁夏之间那片广大沙漠的阻隔了。” 　　“为什么我们要到宁夏去？”毛泽东自己问自己，接着自己答复说，“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现在蒋介石得意，我们倒霉。他耀武扬威地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诡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地跑到宁夏，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同志不肯老老实实的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张国焘对毛泽东讲话中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的发音轻重，他都在品味，那味道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无论怎样，这次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内称：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这样，政治局从党的组织原则上，否定了张国焘的主张，正式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 　　张国焘表示同意这一决定。但他心里很不得劲儿，本来他是雄心勃勃地要按照自己的思路来挽救红军，没曾想中央完全否定了他的思路，因而散会的时候，他沉默不语地走出了会场。 　　看来，张国焘是口服心不服。 　　6月29日，周恩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兵力尚未集中、碉堡尚未构筑完成的时机，消灭胡宗南部，控制作为北上通道的松潘地区。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一方面军立即自懋功一带北上。 　　那么，张国焘此后的心思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凯丰激怒了张国焘 　　当一个人心里窝着一股火没处发的时候，一切都将变成导火索。 　　开完会，张国焘无精打采地回到住处，在与秘书长黄超共进午餐的时候，黄超不言不语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红星报》递给他看。张国焘莫名其妙地接过报纸，看到登有一篇《列 　　宁论联邦政府》的文章，署名是凯丰。他立刻意识到这篇文章与自己有关，指着文章问黄超：“你看过没有？说些啥子？” 　　“张主席，你看看再说。”黄超不动声色地说。 　　张国焘略为浏览了一遍，顿时脸红筋胀起来，内心窝着的那股火便喷射出来。 　　“嗬!我一到懋功，中央就唆使人写文章反对我，看来是有预谋的哟。”张国焘咬着牙大声说道。 　　“张主席，把饭吃完了再说，中央的同志怎么能随意批评我们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哩，不像话。”黄超见张国焘生气了，就劝慰着。 　　“中央的留俄人物，就会生硬地拿着列宁的教条来打人。我的西北联邦政府，有哪一点违反列宁主义？……居然无中生有说我搞西北联邦政府，是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国焘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大声叫喊着。 　　生性多疑的张国焘，认为这不是一件平常的小事，一定是中央在他未到抚边之前，就策划好的一场“反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凯丰，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个马前卒而已。这篇文章也不过是在两军会师表面欢乐融洽的空气里升起的一颗信号弹，他仿佛闻到了一点火药味。他气得只吃了一碗饭，便急匆匆离开用餐的地方。 　　“张主席，这张报纸是一方面军的一个干部私自交给我的。中共中央在两天前就印发了，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黄超跟在张国焘后面，火上浇油。 　　“噢!还有这等事!怎么将一、四方面军分别对待？这是小组织活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中央越搞越不像话了。”张国焘更是怒气冲天。 　　回到下榻处，张国焘坐卧不安，他决意要找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问个究竟。就在这时，张闻天出现在他的面前。 　　张国焘将这份刊物递给张闻天，并问道：“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关于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辩，反对这种不顾实况生硬地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张闻天被问得哑口无言。 　　张国焘又问张闻天：“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什么不等我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什么我已到了此地20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抚边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张国焘当着张闻天的面，质问了一通，指责了一通，多少感到一些快意。 　　张闻天面对张国焘的一番质问和指责，仍然保持平静的心。他想，一、四方面军刚刚会师，目前的形势还相当严峻，两军应加强团结，一致行动。此时不宜讨论这些容易引起争执的问题。眼下，必须把张国焘心中的不快扫出去。于是，便用一种劝慰的口气对张国焘说：“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事迹，很值得中央红军学习，这次又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师。国焘兄领导四方面军有方，成绩斐然。我一看见四方面军，就感到是一支强壮的部队，非常高兴。中央哪里会随便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呢？凯丰同志的文章，是他个人的意见，今后还可以探讨嘛。” 　　张国焘一听，张闻天称赞他和四方面军，倾斜的心态仿佛平衡了许多。但他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正像他在《我的回忆》中所写的那样： 　　他(引者注：指张闻天)口头上称许我和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但又不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褒扬四方面军。 　　在张国焘看来，只有中共中央把他捧为英雄，才算是对他的真诚，否则就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张国焘本身就是政治局委员，何以对中共中央的评价看得那么重？看来他需要一种对他有利的声势，而毛泽东看出了他的心思，对他本人没有作过多的褒扬。也许正因为如此，张国焘才感觉到张闻天为什么不愿意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他进行褒扬的原因。 　　虽然张闻天的话只是代表自己对他的一种安慰，但也令张国焘无话可说了。不过张国焘心里仍感到这件事一定有什么背景，不然，他凯丰何以无缘无故地写这么一篇文章？张国焘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同张闻天进行一次深谈，从侧面了解凯丰这篇文章的用意。 　　就在张国焘欲要开口的时候，周恩来走了进来，张闻天便随即向张国焘告辞。 　　周恩来的到来，为张闻天提供了脱身之机。不然，后来的谈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实难预料。 　　张国焘没有同周恩来谈起凯丰那篇文章，倒不是张国焘不想在周恩来面前提起此事，而是周恩来带来了一封电报，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张国焘同志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周恩来还说明这个决定在张国焘未到抚边之前业已作出，现在是通令全军知照。张国焘见自己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喜形于色，脸上露出笑容。虽然这个命令事先没有向他通气，但他并不认为中央是独断专行，相反他感到中央并没有小看他；也尽管他对这一职务并不那么满意，但他觉得这毕竟向前跨进了一步。于是便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两军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 　　刚才还为凯丰那篇文章的事窝着满肚子气，现在却烟消雾散了。 　　这场风波，纯系凯丰惹事所致，用老百姓的话说，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然，凯丰批评张国焘搞西北联邦政府的错误做法，本身是正确的，但不是时候。两军会合，本应该多说些有利于团结的话，多做些有利于团结的事，而他却自显高明，发表文章谈起联邦政府来，一下就激怒了张国焘，本来张国焘就想找点理由与中央作对，凯丰的文章为他提供了 　　与中央对抗的借口。如果不是周恩来给张国焘送去了那份电报，张国焘还会在凯丰的那篇文章上大做手脚。 　　风波虽然被平息下去了，但张国焘却越来越意识到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已到了必须由他来挽救的时候了。 　　张闻天离开张国焘的住处，心里很不平静，他很担心张国焘会因此与中央对抗。所以他决定晚间再找张国焘谈谈。 　　不料，晚饭后，博古先去了张国焘处，而张国焘对博古没有什么好印象，加上博古谈话缺乏策略，又引起了张国焘的不快。在《我的回忆》中，他这样写道： 　　饭后，秦邦宪(博古)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问题。他虽然做了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的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他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我则多少保有一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个同志往往照1927年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之下加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 　　博古这次与张国焘谈话时，对四方面军内部存在的一些不适宜的称呼、打骂士兵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这更激怒了张国焘，心想，凯丰写文章批我搞西北联邦政府是错误的，你又来批我这不对，那也是错误的，我简直成了你们的批判对象了。作为一个中共元老，并自以为是中共领袖，哪能咽得下这口气。于是张国焘向博古提出了抗议和警告，使博古没趣地走了。 　　无论怎样，自遵义会议以后，博古经历了痛苦的反思，现在已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并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尽管斗争还缺乏策略，但毕竟已走上了正确的路，后来，他在这条路上走出了辉煌。他不仅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而且从1941年起，他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他写的许多社论和文章中，正确而生动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不幸的是在1946年4月8日，他与王若飞、叶挺、邓发同志和黄齐生先生参加重庆谈判后乘飞机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牺牲。毛泽东在《向“四八”烈士致哀》一文中写道：“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犹荣!”这话语中间，理所当然地包括了对博古的崇高评价。这是后话，此时博古还活着，并且刚从张国焘处走出来，显得很沉闷。 　　博古走后，张国焘在屋里来回不停地转圈。他感到这里的政治气候在与他作对，虽然毛泽东闭口不谈政治问题，但这些人却为什么总在政治问题上与他纠缠，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正当他紧张思考的时候，张闻天来了。 　　他们俩人面对面地开始交谈起来。但张国焘没有提及博古与他谈的那些话，他认为向张闻天说这些有失他的身份。他要与张闻天谈大问题。 　　“今天，我很想听听闻天兄对中共中央迁到瑞金以来的变化情况。”张国焘单刀直入地把话题一下扯到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上。 　　“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变化。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张闻天谨慎地说道。 　　“闻天兄，两军会师后，我有说不出的高兴，但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有些问题却使我感到忧虑。”张国焘板着面孔谈道，“苏维埃和红军所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和大炮的厉害，这样认定的必然结果，将是中共命运注定了要失败。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有什么理由肯定苏维埃政策一定正确，肯定西北联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确？” 　　看得出，凯丰的文章强化了张国焘另一种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思路，那就是要从政治路线上寻找突破口。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军落得今天这个地步，是中央路线错误的直接结果，而四方面军之所以保持了如此众多兵力，乃是他张国焘推行了正确政治路线的结果。所以，从政治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他是极为有利的，也是他实现“挽救”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最佳途径。因而，张国焘继续谈道：“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去。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解，他们会问在北川和茂县地区我们有打击川军的机会，为什么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结到毛儿盖，又往哪里去？我总在想，为什么我们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方法？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力量的步骤了吗？1932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据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这种采取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在原则上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该切实执行。” 　　张国焘在竭力说服张闻天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张闻天也只是听着不表态。 　　“我知道，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有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 　　张国焘与张闻天一直谈到深夜。张闻天边听张国焘陈述见解，边寻思着：张国焘认为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这一点，与我们的看法一致，中央红军之所以遭受这么大的损失，就是博古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结果。但在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上的步骤和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要等待时机来解决，一个是要马上解决。张国焘急于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是为了达到肯定他推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因而他甚至对遵义会议提出了疑问。而目前的中共中央之所以要等待时机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主要是考虑当前形势危急，急匆匆地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容易引起党内纷争，更何况当前面临的最迫切的最主要的是军事问题。如果军事问题不解决好，红军被蒋介石消灭，又怎能谈得上去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于是，张闻天便劝说张国焘从大局出发，目前不要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等待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再讨论政治问题，这也是中央早已决定过的。 　　但张国焘不能等待，他发现目前是他实现领导梦的最佳时机。 　　此路不通，另辟蹊径。 　　张国焘使离间计 　　张国焘最懂得时机的重要。眼下，他提出的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建议，已被张闻天明确否定了，并给他亮了“红牌”，怎么办？ 　　张国焘自有办法。 　　张闻天找张国焘谈话的第二天，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与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突然接到张国焘的邀请，请他们二位吃晚饭。 　　吃饭，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一种交往的最佳方式，直到今天，这种方式仍然是人们增进了解、沟通感情的不可或缺的方式。 　　但是，自古以来，在这种吃饭的过程中，有多少间谍，有多少诡计产生于此。人们不会忘记当年项羽在鸿门设宴款待刘邦时发生的惊险场面。其实，刘邦是幸运的，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葬身于宴席间。 　　聂荣臻、彭德怀应邀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张国焘显得非常热情。 　　“聂政委，我们还是南昌暴动时见过面，那时你在起义军第十军当党代表，潮汕失败后，我潜逃上海，你转赴香港，一晃就八年啦，想不到今天在这里，我们又重逢，难得!”张国焘握着聂荣臻的手，寒暄着。 　　“彭军团长，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很早就知道你，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今天得见，分外高兴。”张国焘又赶紧握住彭德怀的手，边说边引导他们入座。 　　张国焘说这些，显然是声明为什么要请他们来吃饭的理由。看起来也属于人之常情。从前相识的，在一起叙叙旧，不相识的借此认识一下，也未尝不可。所以他们都格外高兴。 　　“张主席，南昌暴动那阵子，你是中央特派员，多在起义军指挥部，我当时在军中，因战事突发，我们也只匆匆见过一面。”聂荣臻打量着张国焘，在他身上寻找一点从前的记忆。张国焘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比那时胖了许多。 　　“林彪与聂政委率领的一军团，同彭军团长、杨尚昆同志率领的第三军团，是一方面军的主力，开路先锋，西征以来，立了大功喽!林彪与杨尚昆，今天因执行军务，不在这里，不然，请他们一道来聊聊。”张国焘流露出几分遗憾。 　　他们漫无边际地谈了一阵，陪客的秘书长黄超走进来，把嘴贴在张国焘耳边说了一句什么。 　　“好，那就请二位入席。”张国焘站起身来，以邀请的语气说道。 　　张国焘准备的这台筵席十分丰盛，除了一些猪肉炒菜外，还有当地的特产牛羊肉。饭食除青稞外，还有几个白面馍馍。聂荣臻、彭德怀心想，张国焘的饮食标准不低哩!也可能是特意为我们准备的。 　　“你们太辛苦，很疲劳，今天略备小酌，以示慰劳。”说着，张国焘打开一个土陶瓶子的五粮液酒，笑容满面地给聂荣臻、彭德怀两人各斟了一杯，然后又给自己与黄超的杯子斟满了酒。 　　“这是我们四川的好酒，听说从明代万历年间就开始产这种酒，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你从哪里弄来的？”聂荣臻拿起酒瓶端详着对张国焘说。 　　“哦，这还是在江油县打土豪搞到的，就剩这一瓶了，舍不得喝，留作会师喝。那天，在抚边迎接朱毛等人共进晚餐时，我都没有拿出来，今天特意拿出来招待二位将军。”张国焘以话里有话的语气说道，意思是你们是比朱毛还要高贵的客人。 　　“不敢当啊，没有朱毛就没有红一方面军。我们哪能同他们比。”彭德怀听着张国焘的话不得劲儿，便纠正道。 　　“是啊，国焘兄如此厚爱，我们真有点领受不起。”聂荣臻也跟着补充了一句。 　　“好啦，我们今天不谈这些。二位西征大将请!薄酒一杯，不成敬意，算是洗尘。”张国焘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走嘴了，急忙举起杯子，便收住了这个话题。 　　接下来，他们边饮酒边说一些客套性的话，真乃美酒飘香，美言四溢。特别是聂荣臻、彭德怀赞扬了张国焘领导有方，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有战斗力时，张国焘更是乐不可支。不过，张国焘要从他们口中得到的不是这些。 　　“年初，中央在贵州遵义召集的会议，你们二位都是参加了的，我们是在宁强地区接到中共中央的来电才知道的。来电说，中央的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常委，看来，以后便是毛泽东主其事了。”张国焘终于耐不住性子，便开始试探起来。 　　聂荣臻、彭德怀望着张国焘点点头。 　　“中共中央给我们的来电还说，中央苏维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只有军事路线犯了错误。我不明白，政治路线如果正确，中央就不至于被蒋介石逼出苏区，正确的政治路线下又产生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不知二位作何解释。”张国焘装着若无其事地边进食边说。 　　彭德怀听着张国焘这话，感到纳闷，心想张国焘今天请我们吃饭，讲这些是什么用意？他很想给张国焘一个肯定的回答，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看了一眼聂荣臻，便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来回答张国焘的问话：“我感觉到那时的军事路线确实错了，我在前线指挥作战，深受其害。遵义会议以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好转。大家都有这种感受。你说是不是？老聂。” 　　“是这个样子的。那次会议集中解决的是军事问题。”聂荣臻应声补充道。 　　张国焘发现，彭德怀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聂荣臻作为一个军团政委，在这方面比彭德怀明白得多，但他却不主动回答这个问题。 　　“张主席，今天两支部队会合了，亲如兄弟，今后斗争，大有希望，为这我们干一杯。”聂荣臻也许是发现了张国焘那若有所思的样子，便举起杯子倡议道。 　　“好，感谢四方面军，感谢张主席，干杯。”彭德怀也随即举起杯子。 　　“不必客气，今后还望二位多多捧场。”张国焘似如梦初醒一般，慌忙中举起了酒杯，但很快镇静下来，以一种豁达的口气，继续说道，“往后两位有什么困难，找我。眼下，我知道你们的部队减员比较多，不要紧，我拨一部分兵力给你们。同甘苦，共患难嘛!” 　　接着，黄超也端起了酒杯，他一是怕张国焘喝多了说话走板，二来让聂荣臻、彭德怀多喝一点，喝到吐真言的时候再罢休。 　　碰杯声一次又一次响起来，客人没醉反倒主人醉了，黄超的舌头不太听话了。 　　没有不散的宴席，碰杯声消失在夜空中。 　　张国焘一无所获。 　　送走了聂荣臻、彭德怀，张国焘的头有点晕乎，脚也显得有些飘然，但思维是清醒的。他心里在想，我就不相信一方面军就是铁板一块。不过他又想，看来我亲自出马有很多不便，好多话不好说，如果让黄超出面，效果可能要好得多。 　　张国焘独自冷笑了一下，心里又想，你毛泽东有什么，不就是那一万多兵马吗？如果我釜底抽薪，把你手下的大将拉一个过来，你就得听我的了。 　　拉谁？张国焘首先盯住的就是彭德怀，他认为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指责，心里肯定对毛泽东不满。今晚彭德怀说的话，是话里话，毛泽东也可能是避免功高欺主的事情发生，才那样严厉对待彭德怀。于是，当彭德怀在亦念时，张国焘就特派黄超到彭德怀那里去当说客，进行拉拢和挑拨。《彭德怀自述》叙述了这件事的经过：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我说，过去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的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 　　在亦念时，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里)。这话当然不是一个不满30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 　　此次失败，张国焘仍不甘心，他又指使陈昌浩对林彪、聂荣臻进行拉拢和挑拨。《聂荣臻回忆录》是这样写到此事的： 　　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正因为如此，聂荣臻忧心忡忡，他担心林彪这个人被张国焘拉过去。尤其是他获悉张国焘要把他和林彪分别调到别的部队去任职的时候，这就更让他担心。所以他郑重其事地对林彪进行了一次警告性的说服。为此，两人吹胡子瞪眼舌战了一番。 　　聂荣臻回忆道： 　　我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是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这时，我一方面军的确只剩下两万多人。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 　　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也许是因为有了这次争论，林彪才有所醒悟，不然，他就有可能投靠张国焘了。 　　张国焘见这一招没有行得通，又采取了另外一种手法。 　　最后的妥协 　　到目前为止，张国焘的所思所为，都表露着他的政治野心在不断膨胀，已萌生了做中共领袖的欲望。因为在他看来，空谈政治路线不行，必须掌握党内最高权力才能有效地去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自中央常委通过《松潘战役计划》后，中央就要求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一起攻打胡宗南部。 　　7月1日，张国焘返回四方面军总部驻地理县后，却按兵不动，节外生枝地提出“组织问题”，并致电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要挟说：“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如果不“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7月初，中央派王稼祥、李富春率领慰问团前往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张国焘为了表示拥护中央，欢迎中央慰问团的到来，他指示四方面军总部欢迎慰问团的场面要十分热闹。 　　7月6日，王稼祥、李富春等一行在一阵口号声、欢呼声中，喜笑颜开地步入欢迎会场。 　　在连续不断地握手、问好、欢呼、讲话之后，热闹的场面终归于冷静。 　　“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须加强总司令部。”欢迎会结束后，张国焘突然向李富春提出他无法回答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张国焘见李富春有些木然，接着胸有成竹地说，“依我之见，朱德仍为总司令，另可委任徐向前为副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总参谋长。这样便集中了两军中的主要军事人才，有利于今后合作。” 　　“对于这个问题，中央会有考虑的。”李富春也只能这样回答张国焘。 　　当然，张国焘明知李富春没有这个决定权，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估计到他肯定要向中央反映这个问题。 　　果然，李富春很快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的这一想法。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便与张闻天、周恩来一起商议此事。 　　“看来，张国焘对他任军委副主席很不满意呀!”毛泽东不无忧虑地说。 　　“实在不好办的话，就把我这个位置让给他吧。”张闻天提议，“不然他会闹事的。” 　　“不行。”毛泽东的话斩钉截铁，“如果让他当总书记，党内非乱套不可。”毛泽东说完看了一眼周恩来。 　　“把我这个总政委的职务交给他，怎么样？”周恩来以征询的口气说道。 　　“可以考虑。”毛泽东说，“今天只是个意向，等下次开会再正式研究这个问题。” 　　7月10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到达芦花(今黑水县)，鉴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提出与中央决定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而延宕四方面军主力北上，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 　　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这份电报还要求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速到上芦花集中指挥。 　　张国焘这一手很厉害，一箭双雕，既可为他的南下主张服务，又可以催促中央尽快给他更大更高的权力，但要权是他目前采取这种拖延做法的根本意图。毛泽东对张国焘延迟北上，急得满嘴都起了泡。 　　“就在这里开个会，解决组织问题。”毛泽东火啦! 　　虽然毛泽东已经准备交给张国焘更大权力，但张国焘公开要权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而且他和陈昌浩进行了非常默契的配合。 　　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常委会，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参加了这次会议。 　　“现在最要紧的是必须提拔一批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张国焘在会上首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开列了到军委的人员名单。这些人员几乎都是他手下的人。 　　“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更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建议提出了纠正性的意见。 　　围绕组织问题，会议陷入僵局。 　　正值此时，参谋人员送来一份急电，直接递给了张国焘。他扫视了一下，递给了徐向前，徐向前细细看了一遍，便又转给了朱德。 　　朱德捧着电报反复看了几遍，接着就交给了毛泽东。就这样，这份电报在与会者中传了 　　个遍，但都默不作声。 　　这封电报是陈昌浩专门给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的，电报中提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中政局决大政方针，给军委独断决行。”按陈昌浩的安排，张国焘就成为一、四方面军的统帅了，并且拥有自决的权力。 　　与会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张国焘更是眼观六路，看这些人都有些什么表情。唯独毛泽东却自个儿在那里闷闷地抽着烟。他想，张国焘要权这么贪心，已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但没有想到他会借别人的口为他要权。 　　会场一片寂静。 　　“各位同志，鉴于目前两军会合，组织问题需要作一些调整，以便更有利于统一指挥，我郑重请求中央批准我辞去总政治委员职务，建议由张国焘同志接替这一职务。”周恩来的话音立刻打破了会场上的沉默。 　　张国焘两眼盯着周恩来，心里立刻复杂起来，欲说不能，只好保持沉默。因为他要的不是这个职位。 　　毛泽东深深吸了口烟，看了张国焘一眼。 　　会场又一次陷入寂静。 　　“我看恩来同志的建议可以考虑。”毛泽东说话了，“国焘同志在政治工作方面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当前，两军刚刚会合，急需要加强团结，由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是比较合适的。” 　　毛泽东发言后，会场立刻活跃起来，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张国焘一言不发，只好默认了。但他是不甘心的。 　　虽然张国焘对这一职位不满意，由于其他同志都赞同，会议就决定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恩来暂时协助。会议还决定，中革军委常委由四人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当日，中革军委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还表露了当时的心情：“我为了团结，也就欣然就职。” 　　按张国焘这话的意思，如果不是为了团结，他是不会屈尊当这个总政委的。 　　然而，他“屈尊”此职后，毕竟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如何运用这个权力，又成为他绞尽脑汁的一个问题。 　　权力在阴谋中作祟 　　张国焘由一个方面军首领擢升为中国工农红军巨头之一，总政委而又兼军委副主席，权力可谓大矣，而且中央还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这是中央为了能团结张国焘一起北上而不得不作出的必要让步。 　　与此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对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业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郑重指出四方面军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 　　张国焘虽然感到取得权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眼下却以胜利者自居了。 　　殊不知，因为他向中央要权，耽误了时间，给红军北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本来红军北上不必经过险恶的草地，但现在红军北上只有跨越草地一条路了。 　　张国焘借故要解决“组织问题”，拖延了松潘战役计划的执行，致使胡宗南部得以从容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也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与胡部相策应，而懋功地区又被敌人所占领，使红军失去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而且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军委不得不取消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着红军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周恩来主动让出了总政治委员的职位给张国焘。 　　对拥有权力的人而言，他既能行善，也能作恶。 　　在善恶之间，张国焘将作何种选择？ 　　裂痕在摩擦中扩大 　　在没有完全达到目的的时候，张国焘不会就此罢休。 　　眼下，“组织问题”虽然作出了安排，但张国焘一心想当军委主席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依然寻找种种借口与中央抗衡。 　　芦花会议后，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 　　张国焘走马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控制一方面军各部队，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及一、三军团和军委、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彭德怀自述》中写道： 　　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于是，前敌总指挥部成为张国焘控制中央与红军联系的总开关，也就是说，中央领导想要与红军各部队联系，就必须经过前敌指挥部。 　　毛泽东对张国焘的这一做法，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静观他今后将如何动作，但心中也不免忧虑。 　　尽管如此，一切已开始趋于平静。 　　然而，就在此时，风波又起。 　　张闻天在与张国焘的两次谈话中，发现张国焘总怀疑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逃跑主义，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表现得那么迟疑不决，总是抱着他的西进川康计划不放。西进川康，实质上是一条南下退却避战的路线。张闻天认为，北上与南下，不是小问题，而是两条对立的路线，他作为中央总负责人，为此而深感忧虑，他想很多干部对此一定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辨不清谁对谁错，尤其是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还以为张国焘的主张是对的，是中央与张国焘过不去，“故意为难”四方面军。部队自懋功北上进至毛儿盖、黑水一带以来，由于没有解决好粮食供给，战士体力消耗很大，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加上疾病瘟疫流行，部队减员很大，损失不小。张闻天听汇报得知，一军团直属队18天行军中，就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谁还在北上的问题上产生动摇，老纠缠这个问题，则全党全军不能统一意志，不能全力以赴去贯彻党中央既定的北上方针，那就更麻烦了。于是，他就写了一篇《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当时，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总政治部办了一个叫《干部必读》的刊物，其编委会由张闻天、凯丰、陈昌浩、博古、杨尚昆几个人组成，每一篇文章，也无论是谁写的，都必须经编委会进行讨论审定，这是鉴于《红星报》上刊登了凯丰的《列宁论联邦政府》一文后引起张国焘反感才这样做的。张闻天就将这篇文章交由这个编委诸同志讨论。 　　讨论会上，当张闻天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写作动机与文章的要点之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你这是什么狗卵子文章？什么狗卵子两条路线？你如果要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号召四方面军同志起来反对你这个狗卵子中央。”陈昌浩怒气冲天，拍桌子叫起来。陈昌浩是湖北人，“狗卵子”是一种骂人的湖北土话，他一到急眼的时候，就爱“狗卵子”这“狗卵子”那的骂起来。张闻天当场被骂得下不了台，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 　　那么，这篇文章与陈昌浩有何相干？他为什么对这篇文章如此反感？气这么大？竟然骂起人来。 　　“有话好好说嘛，发脾气骂人不仅有失于礼节，而且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凯丰出面解围。 　　凯丰此时勇敢地站出来当调解人，为张闻天说话，是有原因的。他的文章《列宁论联邦政府》受到张国焘非议的事，他是知道的，这自然是张闻天通的气。他虽然与陈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块学习过，自有一番旧雨情谊，但由于他受到张国焘的指责不服，而他又始终认为陈昌浩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因而对陈昌浩另有了看法。他想，张闻天的文章并没有点张国焘的名，你陈昌浩何以发这么大的火？这不是做贼心虚吗？碰上这样的时候，凯丰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起来为张闻天说话了。 　　“凯丰同志讲得对，更何况我们这是讨论嘛，有意见心平气和地讲。”张闻天镇静而大度。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文章的观点对不对，如果有问题，就改正，用不着动那么大的肝火。”博古也沉不住气了，接过张闻天的话说。 　　“动不动就扣上路线斗争的大帽子，是不是想整人？”陈昌浩余怒未息地问道。 　　“张闻天的文章，无非是想统一全党北上的思想，我看没有别的意思。”杨尚昆在一旁也解释着。 　　“北上就谈北上嘛，何必又端出一个南下来批判。”陈昌浩争辩道。 　　“党内有的同志，就喜欢谈南下嘛!这是事实，不是人为制造矛盾。”凯丰把陈昌浩的话给顶了回去。 　　“我的水平低，文章可能没有写好，但没有什么不良动机，昌浩同志有意见，我看就不要登载了。”张闻天见陈昌浩思想不通，怕文章发表出来引起一些同志误解，更增加不必要的隔阂，于是就退让了一步。 　　其实，张闻天此时没有想到他的这篇未出笼的文章会引出什么后果。所以，虽然让步，仍不服气地同杨尚昆一起跑到毛泽东那儿去通报此事，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因为他相信毛泽东看问题总要高人一筹。 　　毛泽东听了张闻天对讨论会生动的描述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使张闻天真有点莫名其妙。 　　“你这个张闻天，就是个书生，你不懂事，你现在写这些文章干什么啊!一点用处都没有!”毛泽东笑谈中透着一种严肃。 　　“统一思想，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张闻天还有些不服气。 　　“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听得进去吗？他们现在是人多枪多，财大气粗。陈昌浩为什么动口骂人，还不是仗着张国焘的势力。”毛泽东仍然是笑哈哈地说。 　　“他们坚持南下怎么办？”杨尚昆在一旁忍不住地问道。 　　“忍耐，斗争，等待，不可操之过急。”毛泽东这时变得严肃起来，话也只能点到这里为止。 　　张闻天、杨尚昆走后，毛泽东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一个劲儿地抽烟。他知道，张闻天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肯定会传到张国焘耳朵里，那将会引起张国焘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啊，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眼下，关于北上与南下的问题，实际上已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过此时张国焘还没有完全拒绝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对他还有团结的余地，张闻天这篇文章不是一下横起了一道分水岭，把张国焘推到了对立面吗？野心膨胀的人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候，最希望有人给他提供借口。 　　眼下，一、四方面军会合，如果没有精诚的团结，就失去了两军会师的意义，没有团结基础上的统一意志，就失去了会师的价值。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候，团结犹如生命一样的宝贵，也犹如生命一样的脆弱。此时，最易使团结遭到破坏的就是纠缠党内的政治纷争。张闻天的文章虽然在动机上没有任何恶意，但效果可能给张国焘提供了向中央挑战的理由。 　　张闻天写文章谈北上与南下斗争一事，正像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很快传到了张国焘耳朵里。尽管那篇文章已胎死腹中，但却像一颗炸弹一样，在张国焘因当上了红军总政委而稍微平静的心海里炸开了，掀起了狂涛巨澜…… 　　张国焘回想起会师以来的所见所闻，他似乎感觉自己目前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自己处处都受到责难，意志得不到伸展，甚至觉得中央有急于“控制”四方面军的意图。他心里在想，两河口会议上，那个不知深浅的“小伙子”博古，竟然讽刺我的西进川康方针是“麻雀飞进阴沟里头”；那个吹鼓手凯丰也在《红星报》上写文章批判我的西北联邦政府，说是反对列宁主义；现在张闻天又挥笔著文说我西进川康是犯了路线错误。这些嘴上没毛的人，为什么如此大胆地对我张国焘说三道四，就是毛泽东在背后搞的鬼。既然中央的要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事端，我张国焘也不是好惹的，我张国焘在政治舞台上几经摔打，什么没有见过，什么没有尝试过。我这个中共元老有责任出来“纠正”这些要员们的错误，挽救中央的“失败”。今天，我既然在军内负有要职，又是六大选出来的老牌政治局委员，还有我那庞大的四方面军作后盾，不解决党的“错误”更待何时，哪怕是头破血流，也在所不辞。 　　张国焘与中央的裂痕越来越大；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在不断地膨胀；各路敌军正步步缩小对红军的包围，敌情向着不利于红军方面加速发展。这一切都表明，中共中央与红军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 　　张国焘左右开刀 　　8月3日，红军在因张国焘的拖延而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后，军委不得不发出改为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的指示，也称夏洮战役计划，希望通过实现这一计划，来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随后，军委召开会议，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朱德、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第一、三、四、三十军组成，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红军各部按照夏洮战役计划，北上来到了毛儿盖，暂时摆脱了敌人，部队有了一个喘气的机会。 　　毛儿盖，位于大小金川之内，当地藏人称毛革阿按，土司的姓名叫索朗，辖地18寨，方圆800多里，红军来时，此地有468户人家，1200多人。清乾隆年间，这里曾发生过大小金川之变。藏人凭巢踞穴，对抗清兵，清廷用兵五年，糜费白银7000万两，用反间计，筑长围，断水道诸办法，将藏兵困毙于勒乌围噶尔崖，才将乱军平息。早在清圣祖康熙年间，大小金川毛儿盖一带土司就曾不断骚乱，清帝又不得不劳师10载，用兵五路，东路由灌县至懋功，西路由理番至抚边，南路由打箭炉(康定)至丹巴，北路由松潘至卓克基，中路由木坪至鄂克 　　什，五路会攻，才将土司骚乱平定。两三百年来，毛儿盖一带未尝绥靖过。今天红军至此，是国民党求之不得的事，他们估计藏人就会把红军打得立不住脚。但藏人却看出了红军也是他们自己的军队，彼此相处得很好。于是红军倒赢得了难得的也是短暂的休养生息之机。 　　眼下无战事，张国焘在想什么呢？ 　　作为野心正在膨胀的张国焘，他琢磨着如何智夺中央和红军领导权的问题，他看出了这是一个进一步向中央要权的不可多得的时机。但空空的伸手要不行，因为那权力的四周都有保护层保护着，尤其是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他们都像铁板一块地保护着那最高的权力。因此他想，必须开刀，大动手术，让权力自然落在自己的手中。 　　从哪里开刀？他思来想去，觉得首先还必须从政治上开刀，这是他自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就选准的一个开刀的地方，只是时间不允许，所以这一刀没有开好，现在有时间了。 　　于是，张国焘便向中央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要彻底“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求“审查中央的路线”。 　　张国焘以正确路线的代表出现了，如果中央承认他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和红军就自然要由他来领导。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已看出了张国焘的此番用意，但考虑到张国焘是七八万大军的一个统帅，他代表的力量不可小视。而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些思想分歧以及下一步的战略方针等问题，也需要开会研究解决。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趁部队在毛儿盖地区筹粮，准备过草地之机，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党内争端。 　　对于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会前，中共中央已经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一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1935年8月4日晚7时左右，张国焘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从毛儿盖策马去约20里外的沙窝参加会议，那里是中共中央驻扎之地。 　　一路上，张国焘很兴奋，也有几分得意。他想，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看来我张国焘在中央的影响力大有提高。当然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通过这次会议达到他的目的。 　　太阳匆匆西沉，张国焘一行催马扬鞭，不一会儿，便到达了沙窝的山口。这里是一个藏人居住的小村庄，群山环抱，林木丰茂，自成天地。 　　虽然这里景色颇具特色，也令人遐想，但由于过度敏感，张国焘自此时开始，心里就由晴转阴了。他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口迎候，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我虽然指出陈昌浩系中共中央委员，可以列席会议，但他仍不接纳。于是陈昌浩只得暂住在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我会后一同返回原驻地。 　　我和张闻天还有一个跟随我的卫士，步行进入山沟，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都有特殊的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看来，当时的张国焘是患了过敏症了，对什么都过度敏感，陈昌浩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让他参加政治局会议，是在情理之中，他不高兴了；哨兵口令并无特殊与一般之分，只是一种识别信号，他听着也变味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中在这里开会，并且是中央机关的驻扎地，更何况是在战乱的年代里，那严密的警卫在他看来也是针对他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接着写道： 　　会场设置在一间喇嘛庙的外亭中。到会者有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和我五个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二人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另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预先拟好的决议草案交给我看。 　　这个文件不很长，要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适当地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 　　我读完这个文件，递给其他到会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看情形他们不仅看过，也许还讨论过，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会场气氛，好像有些紧张，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 　　张国焘看了决议草案的内容使他大失所望。在他看来，这个决议简直是一派“胡言”，中央和一方面军被蒋介石的部队撵到这里，在会师后他目睹的“狼狈”状况，能说明是伟大胜利吗？这是自欺欺人之谈，是在为中央的错误路线辩护。他心里想，本来，中共的苏维埃政策已经失败，却委婉地加以维护；本来，遵义会议连是否合法都是个问题，却对遵义会议大加赞扬；本来，中央现在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却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 　　张国焘一边寻思着，一边瞅瞅这个，瞧瞧那个，在一番察言观色之后，他发现毛泽东却若无其事地在那儿抽着烟，他目光停留在毛泽东身上，他要看看毛泽东今天有何表现。 　　果然，毛泽东还没等烟抽完，就把烟蒂往地上一扔，便要求发言。 　　毛泽东着重谈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根据北上的战略方针，首先对西北地区的形势进 　　行了分析，他说：“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对付我们，受了极大损失。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弱了。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胜利。” 　　毛泽东在发言中，还特别讲道：“当前必须在部队中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抱怀疑态度，不敢大胆地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这种有害的倾向，是执行目前战略方针的最大危险。” 　　最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是完成创造新苏区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的和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毛泽东这番发言，并非都是针对张国焘的，但张国焘却以一种扭曲的心态听着毛泽东的发言，心想，毛泽东就会含沙射影地攻击别人。今天，他对我的攻击，充分显示了他这方面的天才。 　　张国焘环视了一下四周，朱德微低着头，似在深思。博古皱着眉头在那儿抽烟，眼镜后面的目光显得格外冷峻。凯丰瞧着窗外，一眼不眨，似在思考什么。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吸起来。张闻天推了一下眼镜，他的目光却与张国焘的目光在瞬间猛烈地碰撞一下，结果使张国焘再也忍不住了，他继起发言，单刀直入：“我们之间发生歧见，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很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获得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他反而显得虚怀若谷，度量如海，这也是为了掩饰他争夺权力，梦想做领袖的心态。 　　“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面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张国焘转而装出一副沉痛的神态讲道，“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路线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地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杀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张国焘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策略。 　　“这种流言很多”，不等张国焘说下去，毛泽东立刻插言，“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有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紧急插言，不是随意的，他发现张国焘采取恶人先告状的策略这一招很厉害，他在竭力争取主动，使出这一招也很容易得势。于是，毛泽东也来了个将计就计，顺着张国焘的话把张国焘这些日子来的攻击言论和盘托出，一下使张国焘的这一策略彻底破产了。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毛泽东的紧急插言，张国焘岂不成为一个受害者了吗？而受害者不就可以得到同情和支持吗？而受害者翻过身来不就是英雄了吗？而受害者却偏偏又是一个中共的元老派人物，正做着领袖梦，这种反弹的力量谁能阻挡得住？ 　　但历史没有“如果”，毛泽东已经实施了紧急插言。伟大的人物其伟大之处，就在于面对突然出现的情况，能够立即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并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该怎么说，该做什么，该怎么去做，把握得恰到好处。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这番插言，他还来不及去细琢磨，只是有一种不好再将这些话继续讲下去的感觉，不好讲也得讲，于是接过毛泽东的话，继续他的高见：“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或者是我们执行错了。再者就是时移势易，我们还死抱着教条主义不愿改变。今天，我们在这里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绝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力气，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绝不能舍弃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少了。因此，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张国焘也并非平庸之辈，他的这番话有着极妙之处，这一刀开得不见血。那意思是说，中央的路线错了不要紧，执行这条路线的同志，虽然犯了错误，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你们就放下思想包袱，来同我一起共同纠正中央的错误路线。 　　张国焘设下这个圈套后，便振振有辞地继续讲道：“这次会议，我们似乎不宜贸然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可以肯定一点，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我们今天之所以退到古西戎的番人之地，这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如何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依鄙人之见，主要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张国焘为什么对苏维埃运动那么仇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搞了个西北联邦政府。眼下，苏维埃与西北联邦政府，谁对谁错，谁存谁亡，直接关系到张国焘的政治生命。所以，他利用苏维埃运动的一些挫折，来极力抹杀苏维埃运动，维护他的政治生命。 　　“国焘同志说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博古不满张国焘的说法，当即反驳，“其实，苏维埃运动的各项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又经过中共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绝不能说它错了。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只是部分地区遭到了一些挫折，不能因此而否定。如果持有这种看法，是十足的悲观论调。” 　　“政治路线问题”，凯丰也沉不住气了，“已经在遵义会议作过结论，当时我的思想不通，经过半年的时间，我认为那次会议所作的结论是对的，现在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毛泽东听着博古、凯丰的话，觉得是那么的没有力量，因而毛泽东又一次来了个紧急插言：“中央的政治路线对错与否，也不能只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即使有问题，也只能留待以后有条件，大家坐下来再研讨。”毛泽东的话一下收住了可能引起党内分裂的争论。 　　张国焘听得毛泽东此言，嘴像是被封住了似的，无话可说。他只好转移话题，从别处开刀。 　　“依我之见，中央还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样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张国焘开始了他的另一个步骤。 　　“增加政治局委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决定，不可能随便处理。”张闻天插话。 　　张国焘当即借题反驳道：“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全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包括你张闻天在内，就不是六次大会选出来的。而是以后的各种会议增补的。这在中共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不值得小题大做……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决定，这样的事过去是常有的。” 　　张闻天无话可说，他感到张国焘一切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上个月部队屯驻芦花的时候，张国焘找他谈起遵义会议时，认为那次政治局会议不合法，理由不是党的代表大会。这主要是对毛泽东进常委不满。而现在，张国焘又说不通过中央全会可以增补，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解决，典型的实用主义。 　　毛泽东一听张国焘的话，也理解他的心情，无非就是争取在中央多找几个他的代言人。不然，在中央的会议上，他总是处于少数。这样下去，对于党内团结是不利的。何况在向毛儿盖进军的途中，张国焘已经向中央提出进政治局的四方面军干部的名单，还来回商量过好几次。于是，毛泽东说道：“政治局增加四方面军的干部，这个我没有意见，但不宜过多。是否增加陈昌浩和周纯全两同志就行了。因为中央还包括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组织。中央委员，可考虑增加一些四方面军的同志。”毛泽东只同意了张国焘建议的一半，因为在会前张国焘提出四方面军的六七名干部可以进政治局。 　　张国焘为什么要提出四方面军的六七名干部进政治局？这是有他的考虑的。目前，在此的政治局委员中，一方面军就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等人，而四方面军只有他张国焘一人，为了能在政治局与一方面军平分秋色，他就提出了四方面军的六七人可以进政治局的名单，如果被通过，在政治局他就可以占优势了，他提出的各种方案就可以很容易获得通过，就可以按他的意志办事。但现在毛泽东又一次阻碍了他的计划，怎么办？张国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提出要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他还就自己的这一建议作了说明：“我提议的高级干部会议，其职权可从长计议，它的作用，有时可类似于中央扩大会议，有时则只向中央提供意见。现在中央事实上与全国各地组织隔离了，实际上只是指导一、四方面军，因而由一、四方面军的干部组成高级干部会议，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 　　张国焘讲到这里，发现毛泽东脸色有些变化，便继续补充道：“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绝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接着，张国焘又讲到他这一建议能否被接纳的利害：“实施党内民主，将使党内各项歧见易于解决。例如军事行动问题，经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以后决定下来，将来在执行时可以表现更大的决心与信心；反之，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无疑阻塞了团结之路。” 　　张国焘这番话无疑有着要挟之意，如果中央不表示赞同，那团结是没有希望了。在一般人看来，张国焘的这一建议并无不妥之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计谋，打着在党内实行民主的旗号，想借高级干部会议来取代中共中央行使职权，从而按照他的意志办事。更何况当时战事那么频繁，不像我们今天开会那么随便，说开就开，说开到哪一级就可以开到哪一级，那时不行啊。如果经常集中高级干部开会，红军就只好等着让蒋介石吃掉。 　　“现在是军事行动，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毛泽东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的这一建议。 　　张国焘白了毛泽东一眼，没有再继续讲下去。 　　“国焘同志，你的意见发表完了没有？”当会场陷入一片寂静的那一刻，张闻天下意识地问张国焘。 　　“暂且就说这些，以后有机会再谈。谬误之处，请诸位批判。”张国焘的语气淡淡的，他今天实施的左右开刀的战略，至此归于失败。 　　“我再讲几句。”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随即吐出一股烟雾，“其实张闻天同志的这个决议草案在开会前同昌浩、傅钟几位同志商量过，他们是同意的。国焘同志对苏维埃运动的看法，与我们略有分歧，如果认为苏维埃运动是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我看，今后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将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卷起苏维埃旗帜的做法，我们似乎还没有失败到这个地步，大可不必。至于对遵义政治局会议的评价，我看，我们也不要勉强国焘同志接受，留待以后党的会议来做结论吧。” 　　毛泽东看了看张国焘，提高嗓门：“国焘兄说得好，梁山泊好汉不打不相识，今天我们算是又一次相识喽。”说完，嘿嘿笑起来。 　　张国焘也勉强苦笑了一下。 　　最后，张闻天宣布：“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草案，今天以多数赞成通过了，同志们所提意见，由常委修改后，再转发下去。”接着，张闻天宣布散会。 　　张国焘在警卫的护卫下，步出沙窝山口。此时，东方已开始发白，他停住脚步，站在那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头凝望夜空，暗自思忖：“我张国焘在这片天下也算是一个人物啊!” 　　冲突白热化 　　令人疲倦，催人衰老的，莫过于野心未能得逞。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陷入了一种失落的泥坑，浮躁不安，肥胖的身躯，显得消瘦了许多，白里透红的脸膛变成了白里透黑了，眼窝也凹陷下去。由于他找不到更多的理由来反对《夏洮战役计划》，也不得不勉强执行，这使他痛苦万分。但他没有放弃他的南下主张，依然在等待时机。 　　中共中央为了迅速北上，实现《夏洮战役计划》，对左、右两路军作了进一步调整：左路军由红军司令部率领，领导人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以及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领导人有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以及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等。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以及红军大学等，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然而，当左路军到达卓克基以后，张国焘的动作就开始离谱了。 　　张国焘借口拒绝北上 　　张闻天、毛泽东对在沙窝会议上没有说服张国焘，一直忧心忡忡，便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北上问题。 　　其实，这一问题根本用不着再讨论。就在8月初，王明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起草了《八一宣言》，主张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与毛泽东的北上抗日主张不谋而合。但由于与共产国际早已失去了联络，毛泽东不知道，张国焘不知道，其他中央要员也不知道。所以，张国焘依然认为北上抗日是“痴心妄想”，毛泽东在说服张国焘北上问题上也因此遇到了困难。 　　因为时空的阻隔，重要的信息不能传播到这荒凉的高原上，历史的进程在这里被延误了。 　　无奈，北上问题还得继续讨论。 　　8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儿盖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 　　张国焘呢？他以抱病为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朱德因军务、周恩来因病没有出席。但会议仍如期举行。 　　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会议最后以毛泽东的报告为基本内容，形成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 　　（一)在目前敌我具体的情形之下，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 　　(二)这个决定是根据下面的理由和考虑出发的，甘陕地区对于我们不论目前与将来的发展上都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些考虑是： 　　(甲)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商动作及会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与领导，联系存在于甘陕边之苏区及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地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 　　(乙)在敌情上，在这个地区中，是几个军阀的系统，他们虽然联合地向我们进攻，然而存在着他们自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敌人一般的战斗力之薄弱，及士气之不振，特别是东北军正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前从河北调来以及十九路军改编的士兵，他们中间反常与不满的情绪，正是我们革命工作之顺利条件，东北军与陕甘部队之缺乏与主力红军作战的经验，敌人现在一般的远离其现在军事战略及政治经济之中心地区。凡此等等都给我们以顺利的条件，在灵活的机动之中，去各个击破敌人，取得重大胜利。 　　(丙)在居民群众的条件上，这个地区由于连年继续不断的深涸的农业危机，饥荒、沉重的捐税、土地的集中，迅速地生长着伟大的农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并已开展着争土地反捐税的农民斗争和游击运动。这使我们在当地基本的汉族群众中，能够给这种自发的农民斗争以组织领导，提高其觉悟程度，而走上苏维埃革命的道路，并便利于红军的扩大与发展。这给在这个区域居住的及其临近的非汉族群众(回、蒙、番)的民族解放及建立他们自己人民共和国的运动，以大的激励和推动，并经过我们的帮助、发动、领导，能够迅速争取这个运动灌流于苏维埃运动的巨涛之中。 　　(丁)在物质的条件上，这个区域是西北区域中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我们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要。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着，将使整个战略实现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的地位，而便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机会主义的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将不仅丧失这个战役之胜利，并使战略的实现成为不可能。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达这个地区去活动)。因为： 　　(甲)非汉族的民族(回、蒙、番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酝酿与发展着，但是汉族红军之全部的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的会引起这些民族群众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在粮食给养困难恶化的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党在民族运动中的基本方针，应该是 　　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而绝不能是强制的苏维埃化。 　　(乙)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于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位，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这一不利的情况，在我们还没有在军事上政治上保证克服敌人的堡垒封锁以前，将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 　　(丙)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假如红军大部的长期的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到极大的困难。 　　显然，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个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政治局号召全体党员、红色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以工农红军的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定巩固不拔之基础。 　　这个决定对战略方针的分析与判断，其正确性在后来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这个决定，只分析了张国焘曾经提出的西进方针的错误之处，而没有批评张国焘的南下主张，这是因为毛泽东还确信张国焘只抱住西进的主张，而无其他意图。 　　毛泽东这种判断也是有根据的。 　　早在8月中旬，毛泽东就发现张国焘有西进的意图，就电告张国焘，红军不宜深入阿坝地区，但张国焘置若罔闻。所率左路军一路在占领阿坝以后，为遂其出甘边、青海的西进意图，便命令新成立不久的中共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大力开展工作，争取“赤化草地”，使阿坝成为新苏区之一部。同时命令第一纵队一部向黄河以北探进。该部以阿坝格尔底寺和尚罗车儿兄弟俩为向导，由上阿坝翻山沿结柯河北行，进占了黄河东岸之齐哈玛。因缺乏渡河设备，加上黄河北岸有“南番”牧主唐隆古洼的武装阻击，该部红军未能找到渡河点，驻齐哈玛数日后，只得沿来路返回阿坝。 　　至此，人们也许已搞不清张国焘究竟是西进还是南下。其实，张国焘的西进或南下主张，是围绕他自己的政治意图而变化的。开始，他主张南下，被中央否决，并由此产生了分歧，后来他又主张西进到新疆，又被中央否决。于是，他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意欲单独西进，决定派一支部队向西探探路，一旦打通了这条路，先期与共产国际接通联系，他的领袖梦就有可能变为现实。但此路不通。 　　这次西进的失败，使张国焘改变了西进的主张，转而又萌生了南下的意图。 　　但不管怎样，那么精明的张国焘，他应该相信这个毛儿盖会议决定是正确的，特别是对甘陕地区敌情的分析，已经入木三分。这个地区的敌军人数虽不少，但只是几个相互缺乏信任的军阀系统，有可以利用的矛盾。况且，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前来到这个地区的东北军，积蓄了具有爆炸性的不满情绪。张学良因自己落得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深感耻辱，几次向蒋介石谏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均遭到拒绝。张国焘应该看出其中的门道，更应懂得这些情况将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这个决定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与张国焘心平气和地谈心，讲述道理，分析利弊，展望前景，希望他能一同北上。 　　8月20日、21日，徐向前、陈昌浩连电朱德、张国焘，告以中央新的决定。 　　中央知道张国焘北上意志不坚，恐中途发生变故，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艰难的行进中，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电告他，以坚定他的北上思想。同日，徐向前、陈昌浩又以老部属的身份，致电张国焘： 　　……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张国焘在毛泽东、张闻天、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不断敦促下，不得不有所表示。8月30日，他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一带的左路军第二纵队发出向北集中，准备向右路军靠拢的电令。同时他亲率第一纵队向班佑移动。 　　8月下旬，右路军历经磨难，终于越过茫茫草地，从死亡线上闯过来了。接着就要与敌人抢夺包座，打开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 　　包座，位于松番北部，西有包座河，南有银戈河，群山环抱，地形十分险要。 　　包座，是胡宗南部的重要补给线，碉堡林立，既是我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也是敌我必争之地。 　　徐向前、陈昌浩考虑一军和三军在长征中减员较多，因而向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 　　毛泽东深情地望着这两员大将，暗自感叹：红军一家人啊! 　　中央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的建议。 　　徐向前指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经过7小时的激战，于8月31日，夺下了敌人占领的包座，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为两路军在此地会合，共同北上，创造了唯一的机会。徐向前、陈昌浩立即电告张国焘包座之战的胜利消息，再次敦促他北上。 　　右路军占领了包座以后，便等待着左路军的到来。 　　陈昌浩、徐向前像盼星星盼月亮那般，盼张国焘的到来，虽然望眼欲穿，但仍不见张国焘的影子，也没有收到张国焘的只字片语。 　　党中央也十分焦急，毛泽东在离包座不远的巴西紧急派人通知徐向前、陈昌浩到他的下榻处，共商良策。 　　“昌浩、向前，包座为我军占领，北进已无敌阻拦，你们能否做做张总政委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速来。”毛泽东一见陈昌浩、徐向前的面，免去了客套的寒暄，开门见山地说道。 　　“如果左路军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粮食去接应他们。”徐向前断然决定。 　　“你说哩？”毛泽东转而问陈昌浩。 　　“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陈昌浩也毫不犹豫。 　　“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毛泽东当即表态。 　　那么，此时的张国焘在干什么呢？ 　　9月1日，张国焘收到陈昌浩、徐向前报告包座战役情况的电报。然而，徐向前、陈昌浩他们万万不会想到，就是这封电报给张国焘那正在膨胀的野心注入了兴奋剂。当时，作为张国焘的警卫排长何福圣，亲眼目睹了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他回忆道： 　　包座战役，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而且两军既是混编，理应视作整个红军的胜利。可是，张国焘却把这一胜利当作了他要挟中央的资本。接到陈昌浩的电报后，他大喜过望，竟当着许多警卫、参谋的面得意洋洋地对朱德、刘伯承说：“这是昌浩、向前同志给我的一份厚礼!看看，谁最能打仗？还是我四方面军。” 　　这一胜利使张国焘的野心高度膨胀，他开始利用这一大好时机采取行动了。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催促一味敷衍，一路上磨磨蹭蹭，9月3日，才走到葛曲河边。当时，因葛曲河水陡涨阻住了去路，担任前卫的部队也被挡在了河边。 　　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全都到河边观察水情。脚下的葛曲河白浪滔滔，水流湍急，宽逾200米。朱德叫他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下河去试测深浅。白全宗是四川人，会水，他脱得赤条条地往水里走了一段，淹至脖子，就浮了起来。上岸后他说水太深，过不去。 　　张国焘趁机说：“我看，天不助我，我们还是回到阿坝再想办法吧。” 　　朱德没有回答，忙着问那位会说汉话的通司。通司介绍说，葛曲河是白切河的一条支流，水涨得快也退得快，根据他的经验，这水最多还有两天就会退下去。 　　朱德问清情况，对张国焘说：“你听见了，最多还有两天我们就能过去。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再掉头回阿坝，什么时候才能和中央会合？” 　　刘伯承总参谋长也说：“我看最好还是再等一等，再派人到上游、下游找一找，看其他地方能不能过去。” 　　“不行。”张国焘一句话否定了他们的意见。他以一种教训人的口气说道：“这支部队是我一手建设起来的，我对他们有感情。进入草地以后，我们已经冻死、饿死了多少好同志？越往北走，条件越是险恶，我必须对左路军全体官兵的生命负责。” 　　他不顾朱、刘首长的反对，下令全军原路返回阿坝地区。 　　实际上，张国焘把这河水阻隔作为实现他南下主张的天赐良机，哪里还听得进朱德和刘伯承的意见？ 　　9月3日，中央收到张国焘的电报： 　　……葛曲河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 　　毛泽东拿着张国焘的电报，感到非常惊讶，直摇头，他至此才明白，张国焘不仅不同意北进的方针，连他自己的西进主张也放弃啦，实际上他是要南下。 　　尽管张国焘在电报中列举了种种理由，但毛泽东认为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他知道，无论葛曲河的水怎么涨，也绝不会超过嘉陵江的水，更何况四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造船队，西渡嘉陵江时立了大功，即使葛曲河水涨，无法徒涉和架桥，这支造船队也可以就地取材，造一些简便的渡河工具。所谓粮食缺乏，也是个借口。因为阿坝那些地方，粮食与毛儿盖地区相比要多，张国焘来电也说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总算越过了草地，那么大的困难也都克服了，左路军在阿坝筹的粮食，肯定不会比右路军的少。为什么又不能过草地呢？并且右路军还要带粮食去接应左路军。这两点理由怎能自圆其说？张国焘分明不愿意北上，无非是找找借口而已。 　　这是毛泽东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得出的结论。 　　苦心弥合裂痕 　　毛泽东捏着张国焘的电报，急匆匆地去找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一一商量，大家心里十分焦急，因打开包座之后，如不把握住时机，迅速北进，敌军向北奔集就麻烦了。 　　机不我待，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右路军中的先头部队——一军继续乘胜向北，同时再电催张国焘来巴西会合，中央在巴西继续等待左路军的到来。于是右路军中的前敌指挥部命令一军一师为先头部队，向甘肃南部迭部地区的俄界探路开进。而敌在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线的兵力不多，又筑碉堡未成，难以阻挡红军的突击。 　　右路军久等左路军不至，陈昌浩也特别心急，他既是新增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前敌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可以说党内军内都任有要职，他与徐向前一样，都希望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赶快越过草地北来，因为这不是关系张国焘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大问题。因而，他成天往中央驻地跑，向党中央请示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子，如何说服张国焘迅速北上，寻求出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与陈昌浩几经磋商，最后研究出一个以前敌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发出一请示张国焘的电报：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南进更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在研究这封电报的内容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几个人，颇费了一番心思，这恐怕是长征以来措辞极为考究、内容极为丰富、感情极为诚挚的电报。 　　首先，这封电报说明了包座已打开，北进道路已打通，创造了红军向北突击岷州、南坪的有利条件，告诉张国焘，右路军中的一军，已向甘肃南部的俄界进军，是否继续向甘南部的罗达前进，让三军团跟进，把握时机北进消灭敌人。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令人痛心!但能否如此行动，向张国焘请示，因为他是红军的总政委。言辞恳切，态度诚挚，希望北上的心仿佛就在字里行间跳动。 　　这封电报的又一个意思，就是说中央十分尊重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认为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这是毛泽东、张闻天采取的一种忍让的策略，现在团结高于一切，红军处于非常时期，这种忍让是必不可少的。 　　电报说“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把周恩来抬出来，是这封电报的又一个重要策略。周恩来历来在党内军内地位很高，又是中共中央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其资历至少可以与张国焘平起平坐，甚至比张国焘这个政治局委员还高一点。张国焘就说过，一、四方面军中，就只有他与周恩来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其他的都是在以后的会议上增补的。把周恩来这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抬出来，看能否“镇住”张国焘。 　　电报还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口气，讲了何为上策，何为下策。也只有长期跟随张国焘的诤友才能这么旗帜鲜明地劝谏张国焘北上，因为张国焘不会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动机。 　　这封电报终其一点，就是希望张国焘率左路军赶快北上。 　　尽管如此，这封电报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铁了心要南下的张国焘，接到徐、陈的电报，不为电报上诚恳的言辞所动。 　　张国焘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分析来分析去，他最后认定这封电报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不得不发来的。心想，徐、陈二人从来没有给我这么婉婉转转过，这次怎么口气变得如此这般？毛泽东独断专行，这次怎么要跟我商议？他们二人平时与我都是直述意见，这次怎么把周恩来也抬出来？他奸笑着点了点头，心里继续在想，你毛泽东在我面前玩花招，嫩了一点儿。北上就是对的，南下就大逆不道？!谁对谁错，让历史作结论吧。 　　于是，张国焘在接到徐、陈电报的当天，立刻致电徐向前与陈昌浩，以总政委的身份命令他们率右路军南下，措辞相当激烈，没有丝毫考虑的余地。 　　陈昌浩先看到张国焘的电报，心里暗暗吃惊，感到张国焘南下意志十分坚决，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他意识到问题的尖锐性、复杂性和严重性，左右为难，真不知该怎么办才是。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但一旦走进了重大的选择时刻，却又犹豫不决，因为人人都背着满满的历史包袱和空空的未来行囊。 　　此时，历史把陈昌浩推到让他作出选择的重大时刻。他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党即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回国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即开始与张国焘共事，始终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得到张国焘的信任与重用，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接着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与徐向前一起组织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战役，取得重大胜利。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地区后，陈昌浩兼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张国焘领导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的重大战役。陈昌浩个人奋斗的历史，他的得势，他的出名，他的功绩，虽然来自于他本人的才能，但与张国焘的器重与提携，也不无关系。以致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他总是追随张国焘，和张国焘保持一致。他自编入右路军，成为前敌指挥部政委之后，由于和中央一道行军，直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他不得不听从中央的号令。在中央与张国焘关于北上与南下两个相对立的战略方针的尖锐冲突中，何去何从，对于陈昌浩来说，真是进退两难，举棋难定。依了中央的，得罪了张国焘，这是他不愿意的；依了张国焘的，又如何向中央交代？往前看，北上与南下，究竟往哪个方向走才拥有光明的前途？虽然眼下他觉得往北走有利，但将来能不能成气候，也很难说。往南走，虽然眼下会遇到一些困难，但红军生存下来是不成问题的，至于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也实难预料。 　　怎么办？ 　　陈昌浩拿着电报找徐向前，看看徐向前如何处置。 　　徐向前阅罢电报，也大为吃惊，他那颗久经沙场的心，立刻变得沉重起来。他想不到中央的北上方针同张国焘的南下路线会发展到如此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 　　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事情发展得如此严重，徐向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没有思想准备，心想他和陈昌浩给张国焘的电报，总会多少起点作用，张国焘会听众人的规劝，率左路军北上。但是这封电报所告诉的一切和他的预料恰恰相反。事关重大，不可贸然行事。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徐向前以极其复杂的心情建议道。 　　陈昌浩犹豫了一下，也就听了徐向前的话，带着这封与红军命运攸关的电报，策马扬鞭，到中央队驻地把电报交给了张闻天。 　　当天晚上，徐向前就接到陈昌浩的电话，通知他到周恩来住处开会。 　　徐向前是跑步来到周恩来住处的，一进屋，他借着马灯光，看了一眼在座的人，见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他们的表情都极为严肃，就连平时比较随便的毛泽东，脸也变得深沉了。 　　“就等你来了，现在开会。”毛泽东发现徐向前来了，下意识地说道。 　　“国焘同志来电，叫前敌指挥部率右路军南下，大家看看怎么办？”接着张闻天对大家说。 　　“北上的方针，国焘同志是同意的，现在又叫南下，是何用意？”博古的话等于白说，现在不是要搞清张国焘南下的用意。 　　“昌浩同志，你说说看。”毛泽东打断博古的话，让陈昌浩出主意。 　　“既然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还是要说服张政委北上。”陈昌浩心情颇为复杂地回答道。 　　“向前同志，你的意见呢？”毛泽东问。 　　“我同意昌浩同志的意见。不过，张政委也下了南下的命令，我们也要想个办法回答他才好。”徐向前回答得更实际一些。 　　“立刻给国焘同志去一电报，以我们七个人的名义再劝他。”周恩来也别无办法。 　　“目前只有这样，别无他法。”王稼祥以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提议。 　　于是，又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 　　朱张刘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的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700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亦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8000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行，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 　　昌浩、泽东、稼祥 　　9月8日22时 　　给张国焘的电报发出后，毛泽东步出周恩来的住处，迎面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他已习惯于摸黑，沿着一条隐约可见的路，朝前走着，走进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ZW（〗〖HT5"SS〗〖ZK(〗 　　毛泽东后来曾说过，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黑夜，少去了许多干扰。这戈壁的黑夜，静得出奇，更能让思维驰骋，让情感奔腾。此刻，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思维似乎更清晰一些。他边走边想，感慨油然而生。闹革命太不容易了，风霜雨雪，生生死死，坎坎坷坷，多少人倒下了，走到今天，留下了这班人马。两军会合后最担心的就是闹不团结，而越担心出现的局面，现在却出现了。真是多灾多难啊! 　　毛泽东不禁潸然泪下。过去遭受排挤的时候，他不曾流过泪。这次他流泪了，因为他知道，张国焘如此闹下去，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当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向红二方面军靠拢时，蒋介石拼命地不让我们会合；当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向红四方面军靠拢时，蒋介石又是一路堵截，好在我们经过周旋苦战，两军终于会合了，付出了六七万人生命的代价，多么的不容易呀!现在张国焘又要带部队另寻出路，可他那条路肯定是走不通的。你张国焘那么聪明，怎么就不好好想一想，无论对我有多少成见，也不能拿红军当儿戏呀! 　　抹了一下眼泪，毛泽东还在想，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跟张国焘闹翻，要尽量说服他接受中央的方针，团结四方面军一道北进，这关系到全局，关系到革命的前途。如果红军分裂，将会铸成大错，……今晚虽然给张国焘发去了电报，促他北上，但是否接受，还是个未知数。如果张国焘不愿接受北上的方针，下一步该怎么办？ 　　黑夜还有多长？ 　　决斗时刻 　　历史，在这里放下了行囊，重新搭起了舞台，它要让各怀心态的人尽情表演。 　　历史，在这里停住了脚步，重新铺开了白纸，它要记录下此时所发生的一切。 　　张国焘从葛曲河畔返回阿坝的刷金寺后，焦急地等待陈昌浩、徐向前南返的消息。 　　毛泽东在巴西，也在焦急地等待着张国焘北进的消息。 　　一样的等待，不一样的心情。 　　张国焘寻思着，陈昌浩、徐向前跟我这么多年，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相信他们接到电报，会立即南返的。 　　毛泽东寻思着，张国焘是中共的元老，受党的培养多年，虽然有野心，但不会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然而，他们都落空了。 　　张国焘摊牌 　　张国焘在刷金寺等待陈昌浩、徐向前南返，不料等来的是毛泽东等七人促他北上的电报。他撇下电报，气呼呼地踱着步子，他没想到陈昌浩、徐向前竟然把他拍去的让他们南下的电报，通报了中央，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悄悄把队伍带走不就行了吗？何必多此一举？ 　　“不。”张国焘停住了脚步，他摇了摇头，心里暗自思忖着，“难道是陈昌浩、徐向前背叛了我？是不是跟毛泽东跑了？”他不敢往下想了，不过他相信陈昌浩、徐向前不会这样做的，把令他们南下的电报通报中央，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毛泽东和这些留俄派真是顽固”，张国焘寻思了一会儿，便颇为生气地对秘书长黄超讲道，“一天就是讲北上!北上!也不看看当前的环境与条件，我这个总政委的话，没有谁听，还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毛泽东就喜欢独裁，喜欢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不行!马上给他们发电报，要他们南下，为什么不听我的？非得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不可？看来北上南下的问题，和毛泽东等人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了。既然要我当总政委，我就要行使总政委的职权，到底看谁弄得过谁？” 　　张国焘摆出一不做二不休的架势。 　　黄超在一旁听着，吓得一声不吭，因为他知道张国焘这样做将意味什么。 　　张国焘立即伏案草拟了一份给陈昌浩、徐向前并叫他们转中央的电报：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军经过继续10天行军，左路20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 　　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言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2000户人家，每日堵阴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察有6000户人，苞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绝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绝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为何？立候示遵。 　　张国焘拟完电报，又反复阅读了几遍，颇为满意，既摊了牌，又客气，不过他还是不放心，便把电报稿置于桌上，反剪着手，在屋里踱起步来。他要思考一下行文有无破绽，会不会被毛泽东等人抓去大做文章。因为他想到他一人要对付好几个人，还是谨慎一点为妙。毛泽东是老谋深算，而张闻天、博古也是厉害的角色，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这回我倒要看谁压过谁。 　　张国焘推敲了一下电报稿，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才交给了黄超，要他尽快发出去。 　　就在毛泽东等七人致电张国焘的第二天，陈昌浩、徐向前收到了张国焘的电报。 　　陈昌浩阅完电报，看出张国焘南下的意志很坚定，于是他也就坚定了跟随张国焘的意念。但他还摸不清徐向前的态度，便找徐向前并试探地问道：“老徐，国焘同志要我们南下，你看怎么办？” 　　“你说呢？”徐向前感到问题很棘手，不好表态，就反问道。 　　“我们不行动不好啊!”陈昌浩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中央肯定不会同意。”徐向前颇为忧虑。 　　“那我们只好和他们分开喽。”陈昌浩双手一摊，果断的说道。 　　“这个……”徐向前不好再说下去了。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你我都不能犹豫了。”陈昌浩见徐向前摇摆不定，促催着。 　　“我当然不愿意四方面军分开，要走最好一道走。不过，你最好赶快跑一趟巴西，去中央反映一下我们的意见，最好说服他们。”徐向前又一次把陈昌浩支到中央那里去了，他只能这样做，让中央来处理这个问题。 　　陈昌浩策马向巴西奔去。 　　张闻天接到陈昌浩送来的张国焘的电报，立即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电报，大失所望。 　　“张国焘这块顽石，什么时候才开口哩!”毛泽东心事重重，“目前，我们的处境有点不妙，老五(红五军)和老九(红三十二军)留在张国焘那里，林彪的部队虽然北进到了甘南，但没有落好脚。现在，我们身边，只有彭德怀的一点部队，不过三四千人，张国焘知道我们的力量，才这么放肆，三令五申要我们跟着他南下，不和我们一条心，我真有点担心啊!” 　　随即，毛泽东和张闻天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商量了一下对策，立即以中央的名义给张国焘发了一份电报，严令他北上： 　　国焘同志：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中共中央 　　9月9日 　　电报发走后，毛泽东陷入了极度的沉默。他知道张国焘既然已经摊牌，他是不会改变主意的，下一步将怎么办呢？ 　　要挟党中央南下 　　完全被野心支配的人，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9月9日整个上午，张国焘独自一人在屋里独步沉思，想到自会师以来与毛泽东等人讨价还价的结果，只解决了一个总政治委员的职位，还是一个虚职，我张国焘说话没有谁听！军队指挥不动，还是毛泽东独断一切，总司令部形同虚设。毛泽东经常径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都要过问，径行批定办法，然后交我张国焘执行。我姓张的不就变成他的幕僚人员了吗？真是岂有此理! 　　张国焘越想越窝火。四方面军之所以有今天这个阵势，弄到七八万人，不是我张国焘一手搞起来的吗？不容易啊!时至今日，南下问题看来同毛泽东等人已经商量不通了，他们不会听我的，要一意孤行，以中央决定的名义来压我，使我屈服，办不到!北上!南下!谁对谁错，现在还不是作结论的时候。我就不相信我的南下主张就是错误的。 　　张国焘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今后怎么办的问题。现在，我与毛泽东已经势不两立了，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是想办法从毛泽东手中夺过军权，把一、四方面军都置于自己的指挥棒下面？是维持目前这种电报交驰，打笔墨官司的状况，等待毛泽东回心转意？他摇了摇头，这都不行。如果各奔东西，将来他还是要把我吃掉；如果从毛泽东手中夺权，现在都摊牌了，哪里还谈得上把他整下台；如果继续打笔墨官司，他们那么多中央要员，最终失败的还是我。 　　张国焘不愿再想下去了。其实，类似的事他已经干了不少。在肃反的时候，张国焘给当时的红军将领许继慎扣上了“反革命罪”的帽子，并捆绑起来用鞭子抽打，让他承认自己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但没有的事，他怎么能承认呢？于是，张国焘就叫喊着：“将许继慎绑到马上，拖!拖!拖死这个家伙。”曾经驮过红军指战员、红军将领的战马，而今又拖着一个曾经驰骋沙场、叫敌人闻风丧胆的“罪人”，在沙滩上喋血——许继慎就这样被活活拖死。 　　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但张国焘心狠手辣的秉性并没有改变。就在沙窝会议以后，朱德来到左路军。张国焘率部来到卓克基后，为了灭口，就将四方面军曾经和他平分秋色、后来反对他的一个著名将领曾中生，用绳子将其活活勒死。过后，张国焘向部队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 　　现在是你死我活的时候了，机不可失。张国焘暗自下了决心，并给陈昌浩发了密电。 　　那么，张国焘给陈昌浩密电的内容是什么？是挟持中央南下？是扣押中央领导人？时至今日，也无法考证。后来，毛泽东曾两次谈到此事。一次是在1937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自己是从叶剑英的报告中得知了这一电报内容。他说：“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另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天，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对人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 　　据前总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回忆，9月9日这一天，张国焘曾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吕黎平得知这一情况后，迅即报告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参谋长。叶剑英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 　　毛泽东听罢吃了一惊，脱口而出：“势头来得好快!好猛呀!”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根据一些迹象判断，张国焘有可能胁迫红一方面军南下。 　　随即，毛泽东从兜里掏出一个纸烟盒，将张国焘电文很快记下来，然后对叶剑英说：“你干得好，回去后把电报交给陈昌浩，要见机行事，要加倍小心啊。另外，要设法把那张缴获胡宗南的地图带走。” 　　叶剑英走后，毛泽东此时像喝了一碗烈性酒一样，心跳加快，但很快镇静下来了，思考着如何应付这一险恶的局面。 　　晚饭后，毛泽东匆匆离开了他的住处。那么，他要到哪里去？ 　　毛泽东要找陈昌浩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如何，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问题就还有解决的希望。 　　这不是往虎穴里走吗？ 　　毛泽东就有这种性格，往往在关键时刻，他要按人们习惯思维方向的反面走去。他想，如果在这种时候，不去与陈昌浩谈谈，避而不见，反倒会使他产生怀疑。如果此时找他聊一聊，可以看看他的态度。 　　毛泽东来到前敌指挥部，找到了陈昌浩。 　　“昌浩同志，今天张总政委来电要我们南下，中央当即复电，恳切希望左路军一道北上，你的意见呢？”毛泽东平静地问道。 　　“总政委要坚持南下，我们就南下吧，反正南下也并不是死路一条，谁也不愿意把红军往火坑里送，何必在这个问题上纠来缠去没个完。”陈昌浩以疏导的口气回答道。 　　“是啊，一切问题都有商量的余地，上次以你和向前同志的名义给国焘的电报，就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思，他怎么就不理解呢？”毛泽东顺着陈昌浩的话发问。 　　“其实，北上南下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如果现在能给张总政委一点面子，两军南下会合后，召开一次会议，消除分歧，再团结向前嘛!”陈昌浩对毛泽东进行引导。 　　“好，我明天再跟恩来商量一下，要南下，政治局的几个同志也得碰碰头，统一一下思想。”毛泽东已经看出陈昌浩是铁了心要跟张国焘南下，也就不再多谈，便告辞了。 　　陈昌浩把毛泽东送到门口，目送着毛泽东消失在黑夜里。 　　毛泽东从陈昌浩那里直接来到了徐向前的住处，两人见面，一阵寒暄之后，毛泽东就把话题引到北上和南下的问题上来了。 　　“向前同志，张总政委要我们南下，你的意见怎么样？”毛泽东问。 　　徐向前觉得毛泽东又一次向他提出这个问题，预感到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他也有他的原则，那就是红军会合后再不能分开，最起码四方面军不能分开，一分开，就有被蒋介石消灭的危险。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有不妥。”徐向前思考片刻，就这样回答了毛泽东。 　　“是啊，合总比分好，合则兴，分则伤。”毛泽东以一种伤感的语气说道。 　　“现在，我们的处境，应该是以合为前提。”徐向前的意思是只要能合，一起南下也是可以的。 　　毛泽东明白了徐向前的意思，就把话题又扯到别的上面去了。又谈了一阵子后，毛泽东才向徐向前告辞。 　　毛泽东探明了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的态度后，他想现在事不宜迟，便约张闻天、博古立即赶往三军团驻地牙弄，同周恩来、王稼祥商量如何处理张国焘的电报问题。 　　路上，毛泽东把张国焘发电陈昌浩的事告诉了张闻天和博古，他们二人感到震惊。 　　夜，死一般地沉静，似乎整个地球都停止了转动。他们三人只感觉着自己的心在跳动。 　　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已是午夜，王稼祥也被用担架抬来了，他从瑞金跟随部队到此处，就一直没有从担架上走下来过。由于医疗条件太差，他的伤口一直在化脓，有时疼痛难忍，就只得靠吸鸦片来麻醉自己，现在躺在担架上面的他，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看着这副模样，大家都显得有些难过。 　　不过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五位政治局委员便开始紧急商讨起来，不一会儿，就列出了几个方案，但终觉都不那么妥当而举棋不定。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们赶快走掉。”毛泽东最后提议。 　　“什么时候走，怎么个走法？”周恩来问。 　　“现在就走，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带着三军团出发。”毛泽东胸有成竹。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这主意不错。 　　“这样好，可以避免张国焘钻空子，攻击我们。”博古此时显得成熟了许多。 　　“情况紧急，只好这样，事不宜迟，今晚2时行动，行不行？”张闻天说完，以征询的目光看了一下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 　　大家都表示同意，唯独毛泽东要求留下来断后，做做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工作。 　　“一道走吧，留下危险。”张闻天不同意。 　　“不，我相信他们。”毛泽东摆摆手。 　　“我也留下，陪泽东同志。”周恩来也不放心。 　　“不必了，你有病，还是早走一点好。”毛泽东拒绝了周恩来的要求。 　　周恩来望着毛泽东，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嘴角蠕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 　　难道真会发生意外吗？ 　　毛泽东义无反顾北上 　　人，一旦被信仰的力量统治着，他就什么也不怕了。毛泽东也明知留在后面很危险，但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为了整个正在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他义无反顾，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要做做四方面军干部们的工作，动员他们一同北上。 　　本来，这是一次紧急的秘密行动，却被张国焘的人发现“告密”，使毛泽东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原来，与三军团住在一起的军政大学行动时，被这个学校的校长何畏发现了。何畏原是四方面军的一位军长，两军会合后，他被任命为军政大学的校长，此时正负伤养病。他得知一方面军的行动后，立刻坐担架亲自到总指挥部报告。陈昌浩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大骂中央“北逃”，说毛泽东“投敌”去了，并下令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在这个讨论是否追击的会议上，副参谋长李特坚决主张追击，但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干部的支持和赞成。也许是觉得眼前发生的突然事件难以承受，徐向前蒙着一条被子难过地躺在床上。当有人向他请示对中央红军是否追击时，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没有派兵追击。 　　然而，陈昌浩却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他没有调遣军队，而是派出了一个以李特为首的由红军大学学员和四方面军人员组成的代表团，拿着一封信前去劝说三军团返回。李特是个矮个子，曾留学苏联，他经常出言不逊，沾火就着，而且一激动，就爱拔出那支总也不离身的大左轮手枪。他带着这班人，骑着马，向北急追30多里，跑到中央队驻地阿西，发现三军团及中央机关已经离去。毛泽东、彭德怀及几个特务人员站在路边的一座喇嘛庙旁好像有意在等待李特一行。 　　李特满脸怒色地跳下马径直走到彭德怀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总指挥部给你的信。” 　　彭德怀接过信，见上面写着什么“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你们“跟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等，最后要彭德怀“率队转回阿西”，里面还有些拉拢的意味。 　　“谁是逃跑路线？北上的方针早就定了，执行北上方针，怎么就是逃跑路线呢？!”彭德怀看罢勃然大怒，指着李特吼道。 　　李特毫不示弱，他叉腿抱臂说：“中央不辞而别，就是逃跑路线!”然后又用手指着彭德怀说：“你别执迷不悟了，你们就剩这几个人，北上只能是死路一条!陈政委是好意，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 　　“你胡说八道!”彭德怀忍不住了，瞪着眼睛对李特吼道。 　　“好了，好了，德怀，你别跟他吵了。”毛泽东披着破棉衣，右手中指和食指间夹着一支自己卷的喇叭筒纸烟，从人丛中边说边走了出来。他铿锵有力地对李特说：“北上和南下哪个有出路，哪个是死路可以让时间来检验。捆绑成不了夫妻。不愿北上的可以跟你们走，不愿意南下的想拉你们也拉不回去。我们人不多，可以作为先遣队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待大功告成，你们再来与我们会合，我们随时欢迎。我敢说，四方面军南进，肯定会碰壁。我相信，一年后，你们一定会回来!” 　　毛泽东的话在代表团和四方面军掉队的人群中显然发生了作用，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着自己的去向。李特见很可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气得暴跳如雷，一手握着腰间的大左轮手枪，咬牙切齿地说：“你毛泽东放弃江西苏区，实行逃跑主义，现在又搞分裂，命令一方面军部队偷偷逃走，你……” 　　“你想干什么？”这话是俄语，所以在场的人大部分没有听清是什么意思，因为声音很高，也都闻声回过头来，一看，是李德。他由于不习惯也不喜欢夜间急行军，故行动迟缓一些，几乎走在最后。此时，他正好骑马经过这里，听见红大的学员在喊反对毛泽东的口号，有些不理解，因而跳下马，看个究竟。李德看见李特怒气冲冲地站在那儿，对着毛泽东，心想有点不妙，他知道李特的脾气。而此时被谴责的毛泽东一方，势单力薄，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也就没有离开。当他见李特越来越放肆，于是大步跨过去，双手像把铁钳紧紧卡住李特的身子。 　　“不要你管!走开，你这个保皇派!”李特挣扎着用俄语大声吼着。 　　“你懂什么，南下才是逃跑，害怕敌人，胆小鬼!”李德一听李特说他是保皇派，生气地说道。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批了你，你还包庇毛泽东!”李特挑拨性地对着李德叫喊起来。 　　“毛泽东现在的主张对，北上没有错。”李德反驳着。 　　毛泽东见李特提起遵义会议的事，觉得这样争论下去极为不妙，容易引起李德的不良反应，便走过去用手将二人分开。 　　“李特，你休要这般猖狂!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毛泽东大声训斥道。 　　李特见毛泽东发火了，不再吱声。 　　“德怀，你给李特写个收条，四个字：后会有期。”毛泽东吩咐彭德怀。 　　彭德怀按毛泽东的意思写好收条后递给李特：“我们等着你们。” 　　李特像是泄气的皮球，蔫萎了，只好对着他带来的人喊道：“走!我们回去。让他们走，看他们有什么好结果？” 　　接着，拥挤在这里的人开始背道而驰。 　　李特带着人马调头向班佑的路上走去。 　　毛泽东带着人马朝东北方向急驰。 　　那空旷的高原荒野，目睹着这撕人心肝的分道扬镳的两班人马，掀起了阵阵狂风，随即飘来沥沥小雨——它在落泪啊! 　　真正的共产党人也在落泪。 　　毛泽东被迫只率一、三军团北上以后，徐向前不知个中原委，但无论怎样，他不忍心看到这一局面，伤心地哭了。事隔几十年后，他仍没有忘记当时自己的心情，他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此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亲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8日南下电令。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决心南下。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的方针而造成的分裂，给多少人带来了痛苦，给多少人带来了忧愁，没有置身其间的人，是很难体验到的。泪，只能往心里流。 　　正是有了这种痛苦，才没有发生更大的悲剧。如果当时徐向前下令追击，如果陈昌浩执意要完成张国焘赋予的任务，那历史就要改写了。 　　泪，是一种忍让的调节剂。 　　然而，党内的分裂还在继续，更加激烈的政治斗争还在后面。 　　朱德被软禁 　　张国焘向陈昌浩发出那封电报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焦急地在屋里转来转去。他想，陈昌浩接到电报后会立即采取措施，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扣押起来，胁迫着他们南下。如果真是这样，消息会马上传到朱德和刘伯承的耳朵里，那他们就要立即动手把我也作为人质扣压起来，出现这种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事不宜迟，先下手为强。又一个恶念在张国焘的脑海里产生了。 　　但是，张国焘当时萌生的这个恶念，却一直被历史淹没着。 　　当时，担任张国焘内卫排排长的何福圣，〖ZW（〗〖ZK(〗一本叫《传奇·传记》(1995年第2期)的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篡党大盗张国焘》的纪实文章。这是根据一位传奇人物的回忆写成的，这位传奇人物已80多岁了，当年跟了张国焘七年，从警卫员一直干到内卫排长，张国焘叛逃时才在西安火车站和他分手。他的名字叫何福圣，1945年从延安跑回四川通江竹峪，改名换姓，卖药求生，直到全国解放，才老老实实当了农民。新中国成立初肃反时，他被定为叛党分子，直到1986年才享受老红军的待遇。〖ZK)〗〖ZW）〗 　　就为张国焘这个恶念的实施而充当了一个马前卒。他回忆道： 　　一天的傍晚，总司令部住进了一座喇嘛庙。寺庙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发生在那里的一件事情我却永难忘记，因为，我在这桩不光彩的事情里扮演了一个虽小却重要的角色。 　　这天深夜，张国焘命令我和特务营营长徐泽明解除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卫队及参谋人员的武装，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任务是张国焘亲口向我和徐泽明下达的，黄超作了补充和具体的部署。我不知道徐泽明听到这样一个任务时思想上有过怎样的震动？但是，他在执行这一任务时的表现证明他完全可能和我一样，最初也有过一瞬间的闪念：抓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弄不好是一件掉脑袋的事!我们都是军人，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绝不允许有与首长不同的想法与选择。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就已经预感到张国焘在酝酿和策划一项重大的行动。他平时在我们眼中显得非常沉着稳重，而那几天却常常显得心神不定、坐卧不安的样子。有时他会策马在草地上飞奔一段，然后下马来一坐老半天，盯着雾气弥漫的草地深处，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他背着朱德、刘伯承频繁地召见部下，不仅和原四方面军中的指挥员谈话，也和现在编入左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一些高级首长谈话。这些首长在被张国焘召见时我全都在场。当时，我们以为对张国焘忠诚，就是对党、对革命忠诚，尤其是在四方面军，确实是只知道有张国焘，而不知有毛泽东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起来反对张国焘，既没有那个勇气，更重要的是，也缺乏那样的思想觉悟。 　　接受任务后，黄超和我即随徐泽明到特务营，一起研究行动计划，决定夜里2点动手，由特务营封锁大门；徐泽明带两连人解决警卫、参谋人员，他们一共有50多人；我率警卫排抓朱德、刘伯承。黄超要求最好兵不血刃，他们如果反抗，则坚决消灭。朱德、刘伯承则一定要抓活的。 　　布置完毕，黄超和我立即回到张国焘屋子里(特务营也住在寺庙里)，向张国焘作了汇报。张听完后点头，没有吭声。 　　我随后回到警卫排，向警卫员们传达了任务。 　　快到两点时，警卫排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黑暗中，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可是，我却能感觉到他们的紧张。 　　很快，我派到特务营担任联络的尹中富回来了。他告诉我，特务营已经开始行动。 　　“动手。”我轻轻吐出两个字，第一个出了房门，沿着一条壁上挂满经幡的廊道向前奔去。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50米，眨眼之间便已到了门口。这时，外面已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警卫和参谋人员。 　　我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已经掏出枪对准我们，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他俩。 　　我〖JP3〗大声喊道：“白排长，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们把枪给他们。我看张国焘他硬是敢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吗？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我看只有国民党高兴，蒋介石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个礼，大声说道：“总司令、总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趟。” 　　紧接着发生在张国焘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的对话，后来我在不少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里看到过。但是，我能肯定写这些文章的老同志当时均不在场，他们大都是事后听人说的，虽然主要事实是对的，但细节上却不很真实。比方说，他们写到张国焘时说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他指着朱德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威胁道：‘朱德，你这个老军阀，我可以马上枪毙了你!’”等等，都是一种简单的、脸谱化的描写。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张国焘既能爬得那样高，哪里会这么简单？……虽然他把这两位首长控制在手中，但他对他们仍然保持着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既能体现出他的“伟人风范”，又企图达到感化对方为他所用的目的。因为张国焘不会不清楚，对朱德、刘伯承这样的人来说，动动怒，拍拍桌子完全无济于事。 　　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对于四川人占绝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来说，他们对同是四川人的朱德、刘伯承有一种出自根本的亲切感，早已把他们当成了四川人的骄傲。而这一点，也正是决心与中央分道扬镳的张国焘所渴望利用的。 　　正是出于以上这个原因吧，所以当我们把朱德、刘伯承二位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里时，张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 　　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红军而迫不得已，心中苦衷，望他们能予谅解并对今晚的行动原谅。 　　朱、刘二位首长直率地指出张国焘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即使如此，张国焘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口吻劝说朱德和刘伯承，在这场他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他说了许多攻击毛泽东的话，希望朱德能站出来谴责毛泽东，断绝和毛的关系。 　　张国焘费尽口舌的挑拨并没有达到目的，朱德很生硬地回答他：“天下谁不知道朱、毛？朱、毛一分裂，红军就完了。你可以把我砍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张国焘无奈，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朱德和他一起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朱德明确地回答：“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自己？” 　　张国焘无计可施，苦着脸说：“玉阶兄，你我都是军人，在目前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把我怎么处理？” 　　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这是威胁——张国焘式的威胁。 　　朱德的火气也上来了，凛然道：“你既然已经把我们抓起来了，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枪毙就枪毙，那是你的权力。不过，我不会接受你的任何命令!”张国焘的脸上堆满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悻悻地说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张国焘得不到二位的支持，只能怪我无能。好，天已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回房休息吧。反正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再谈。” 　　朱、刘首长的警卫、参谋此时已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集中关押起来。两位首长则由我派警卫排的战士看守。实际上，他们全部都成了“囚犯”。 　　从何福圣的回忆来看，张国焘当时的政治谋略，就是要争取朱德和刘伯承同他一起来反对毛泽东，但他突然采取这种激烈的方式，对朱德和刘伯承进行胁迫，应该说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招术。 　　当警卫人员把朱德、刘伯承送走以后，张国焘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他意识到他今晚的这种做法已经失败。 　　现在，张国焘只好等待陈昌浩来电报告好消息。他在想，如果陈昌浩能够按照我的旨意把事情办成，我倒要看看你朱德还能不能那么硬下去。 　　这一夜，张国焘没有合眼。 　　第二天，也就是9月10日，他终于盼来了陈昌浩的电报。但却令他大失所望。陈昌浩在电报中称：“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又称：“毛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并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 　　张国焘非常明白，肯定是电报出了问题。他猜测陈昌浩没有收到那封电报。实际上，直到此时，那封电报还在陈昌浩的身上揣着，张国焘交给他的任务，因行动迟缓没有完成，怕担责任，所以就装糊涂，便问张国焘“原因何在”。虽然后来在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他的问题时，他听到毛泽东赞扬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才明白了一点，但陈昌浩已经收到那封电报的事实，张国焘到死时也不知道。 　　事情既已败露，张国焘索性撕破脸皮来和中央大干了。 　　张国焘“黄袍加身” 　　陈昌浩派来“劝说”南下的李特被挡回去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红军大学一部沿包座河迅速北进。 　　9月11日，部队陆续到达了俄界，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就在这一天，党中央致电张国焘：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中共中央 　　9月11日 　　这封电报的语气是严肃的，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此时毛泽东并不知道朱德、刘伯承已经身陷“囚笼”。 　　为了解决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所造成的危局，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中央于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作为保护毛泽东有功的李德，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场上，与会者都显得有些沮丧。一个个闪动着困惑的眼睛，不安地等待着，仿佛又在焦急地企盼着什么。 　　是的，自长征以来，没有大的事情，一般不开这样的会，不知道内情的与会者，都在想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同志们，这一两天，张国焘闹了点乱子。”张闻天开始作会议的开场白，他这么一讲，好多人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听着他讲下去，“张国焘这场乱子，可不简单，他要搞分裂，电令陈昌浩，要胁迫我们南下，不从，就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 　　张闻天的开场白刚刚完毕，叶剑英便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大声讲道：“我提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现在，张国焘已经与中央摊牌了，这次会议有必要对张国焘做一个组织结论。”博古也赞成叶剑英的建议。 　　“对，应该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我看出他有野心。”彭德怀表示赞成。 　　“张国焘已不配再做一个共产党员了!”杨尚昆也很气愤。 　　会场笼罩着一种悲凉、凄怆与义愤的气氛。 　　是啊，张国焘突然来这么一手，谁人不切齿愤恨呢？ 　　会议，是充满理智的场所，容不得有半点感情用事的成分。毛泽东见会议的气氛要被感情所取代，便站起身来讲道： 　　“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着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北上。” 　　毛泽东的发言，使会上的气氛立刻变得理智起来。 　　与会同志经过冷静地分析和讨论，都同意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并要求在一、三军团中加强教育解释工作。 　　会议还讨论了北上部队的组织问题，并决定将原有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的编制委员会。 　　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给他以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个《决定》只在中央委员中公布，没有向下传达。 　　其实，张国焘此时已不在乎中央对他作什么决定，在他看来，目前的中央已不存在了。 　　张国焘接到中央9月11日的电令后，只是简单地看了一眼，便把电报撕得粉碎，碎片散落一地。他很气愤，心想，你毛泽东还跟我中央来中央去，谁是中央？我张国焘现在应该是中央，你们应该听我的。于是，张国焘拒绝给中央回电，却致电一、三军团，称北上“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真会断送一、三军团”。他诱令一、三军团“望速归来”，“南下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同时，张国焘下令所属部队即刻向阿坝疾进，并电令陈昌浩率编入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三十军从巴西、包座一带折头南下。陈昌浩果然对张国焘唯命是从，将三万多名不久前刚刚从大草地挣扎出去的红军，又带回这条充满凶险与死亡的道路。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一座喇嘛庙里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大会。会场上公开打出了“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 　　张国焘在一片掌声中走向主席台，开始了他的长篇讲话，讲了整整一天。 　　张国焘深知红军官兵对分裂行为都很痛恨，因而他就把四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并且对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人格进行恶毒攻击，这也是毛泽东所料到的。而对张国焘的表演天才，他恐怕不会料到。会场上，张国焘口若悬河，声情并茂，有时还作出痛不欲生、怆然涕下的样子。台下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场斗争的内情，经张国焘这么一表演，他们都信以为真，情绪激愤起来，反对毛泽东和中央的口号此起彼伏。这还不够，第二天，张国焘又特地安排“前进剧团”为大会演出活报剧，对中央主要领导进行大肆丑化。 　　朱德参加了两天的干部大会。他被请来在主席台上与张国焘“平起平坐”。张国焘开会前介绍朱德时仍称他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张国焘在想尽一切办法要利用朱德。 　　张国焘的发言已接近尾声：“同志们，我们红军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有错，那么李德、博古已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路线错误？”他指着会场旁边的大横幅说，“很明显，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他们北上，其用心不是想断送整个红军吗？这样无能又无知的人，还能继续做党和红军的领袖吗？他们已经把10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四方面军带到死路上去。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和他们一起完蛋吗？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会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悄悄跑了，我认为跑了是上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我带领你们，打到成都吃大米，打进成都过新年!” 　　张国焘善于利用人的心理，当时在四川籍的红军官兵中确确实实存在着不愿出川的情绪。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天府之国”才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根在这块土地上，离开四川，他们便觉得自己成了水上的浮萍。也正因为四方面军中具有这种普遍的思乡情绪，所以张国焘才敢公开和中央对着干。而且，在以后的南下行动中，“打到成都吃大米!打进成都过新年!”便成了最能鼓舞全军士气的一句口号。 　　在热烈的掌声中，张国焘请朱德也讲上几句。 　　谁知朱德当场拒绝，弄得张国焘下不了台。 　　这时候，黄超陡地站起来，指着朱德大骂：“朱德，你这个老右倾，顽固透顶!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还不识抬举!你……” 　　“啪”地一声，朱德用力一拍桌子，震翻了桌上的几只茶杯，双眉竖起，怒色满面地喝道：“你是个什么东西!闭上你的臭嘴!”压下了黄超的气焰，朱德声音洪亮地向台下说道：“同志们，我们的红军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哪个都晓得‘朱、毛’，要硬逼着我这姓朱的反对姓毛的，是不行的!我承认我们目前遇到了困难，可是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需要党的团结、红军弟兄的团结。只有团结，我们才有力量；分裂是绝对不会有出路的!” 　　朱德的这话终于激怒了张国焘。会后，他下令杀掉了朱德和刘伯承的坐骑，让他们从此徒步行军。又授意一帮亲信军官，数次三番去纠缠骚扰朱德和刘伯承，迫使他们听一听“全体官兵的呼声”。 　　当然，张国焘的目的，不只是要做这么一番宣传，他认为自己的领袖梦已经到了该实现的时候了。 　　奉张国焘命令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南下的红军，逐渐会合于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在此以前，无论张国焘与中央僵到何种程度，但都可以视为党内的政见分歧。然而，10月5日，张国焘公开与中央闹分裂，在卓木碉的喇嘛庙里召开组建第二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这一天，成为张国焘由中共元老转变为野心家的分水岭。 　　会场气氛沉闷而紧张。每一个到会者在此之前都已经知道了今天这大会的主要内容。也许是都清楚此举意义非凡，所以心情却万难轻松。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一面慢条斯理地作报告，一面察言观色——他也不那么轻松。发言中，他除了攻击毛、周、张、博及中央红军以外，还提出了成立新的中央的意见，并以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作类比，为其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张目。 　　最后，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的决议》。这个《决议》决定： 　　张国焘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革军委主席。 　　从中央委员会中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 　　大会还通过了向“原党中央”发出的电文： 　　一、此间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名义对外发表文件。 　　二、你们应该改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领袖梦实现了，口气也大了。此时的张国焘正如同朱德讥讽他的一样，果真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了。 　　第四章长征尾声：余波难平 　　挥泪问苍天(1) 　　朝思暮盼着会师，会师以后又倏尔分开。 　　红军没有被大自然的险恶所征服，也没有被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所摧垮，却因内讧而分裂，使党和红军走上了突围西征以来最为惊险的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走的一段最为艰险的路程。 　　中央红军脱险北上，势单力薄地迈开了艰难的双脚。 　　张国焘拉着左路军南下，面临着绝路一条。 　　更严酷的现实，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两个中央的局面。这使党和红军处在比面临蒋介石几十万兵马的追杀更危急的处境。 　　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为此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因为分裂，红军的力量被分割而变得更加弱小。 　　因为分裂，一部分红军经历了更多磨难。 　　因为分裂，在红军官兵中引起了思想混乱。 　　…… 　　迷茫、困惑、忧愁、痛苦，笼罩着左路军官兵的心间。 　　党中央认为张国焘推行的是退却逃跑主义路线，而张国焘反戈一击，指责中央北上是无休止的一种退却，是害怕敌人的一种逃跑。 　　谁是谁非，许多红军官兵一时还难以弄清。但他们都认准一条：分裂对敌人是有利的，对自己是有害的。 　　痛苦也便由此而生。 　　徐向前在沉默中煎熬 　　一个人，当他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时，沉默则是一种必然。但这种沉默，在不同的情况下，所承受的一切却又不同。 　　为了不介入两者之间的纠纷而保持沉默，是一种观望。 　　为了不舍弃任何一方而保持沉默，是一种忧虑。 　　为了在不明原由的情况下避免盲动而保持沉默，是一种等待。 　　为了开脱自己已做出的不情愿的选择而保持沉默，是一种痛苦。 　　徐向前此时就被观望、忧虑、等待和痛苦一齐纠缠着。 　　在10月5日那一天，徐向前参加了张国焘主持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徐向前猜想，今天张国焘开会，无非又是把中央骂一通罢了，就随便坐在了一个角落里，因为他本来话就不多，今天就更不想说什么。 　　然而，徐向前一开始就感觉张国焘今天的讲话味道变了。 　　“现在，毛、周、张、博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向北逃跑，党中央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张国焘提高嗓门，加重语气地讲着。 　　徐向前猛然抬起头，望着张国焘心想，你张国焘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要另立中央？ 　　“我们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重新开展工作。”张国焘的情绪变得激动了。 　　徐向前的头低落下来，他想不到张国焘会搞这么一套。原来他总是想左右两路军分手了，也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又会走到一起的。这下完了，不可能再有会合的那一天了。他知道张国焘另立中央将意味着什么。 　　徐向前硬着头皮听下去。 　　张国焘也许发现了徐向前那惊讶的表情，唯恐他和其他一些干部不明白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是怎么一回事，便振振有词地解释一番：“1905年，列宁在任第二国际执行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期间，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对以调和主义为幌子，贩卖取消主义的托洛茨基，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又揭露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1919年3月，列宁毅然抛开机会主义者把持的第二国际，主持召开了第三国际成立大会，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共产国际。” 　　徐向前听着张国焘的解释，心里在发问：怎么能这样比呢？列宁当时面临的情况和你张国焘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吗？你能肯定你张国焘就是正确的吗？ 　　张国焘继续讲着，徐向前也继续听着：“目前的中共中央，已经被毛、周、张、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他们的分裂行为，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的秘密北走，完全是阴谋诡计，是自私的，是不名誉的，是不道德的，是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用。同志们，我们还再跟着这样的中央做什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抛开原有的中央，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挽救中共的失败，到适当时间，再召集党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中央……” 　　徐向前不再往下听了，倒是前几天他奉张国焘之命率部南下时所经历的一切揪住了他的心。 　　毛泽东率部北上后，剩下的红军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徐向前骑在马上，举目眺望，浩渺沉寂的草地，枯黄漫漫，寒气凛冽，深秋的风充满着杀气。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的痕迹，历历在目。那些用树枝搭成的栅子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官兵的尸体，横一个竖一个地窝在里面，有的遮尸的栅子，已经被狂风刮得不知去向，远远看去是暴尸一堆，目不忍睹啊!徐向前泪流满面，他想，古代那些远征的将士们，还可以“马革裹尸还”，而这些远征中倒下的红军将士，却只能暴尸于此。如果说第一次过草地是被敌人逼到这里的，而今红军又折回头来重过草地，这是为什么？ 　　抬头望着乌云滚滚的浊空，徐向前真想放声大喊，问一问苍天：烈士的血迹未干，革命尚未成功，为什么要闹内讧？ 　　“徐向前，你对成立‘临时中央’有何意见？”张国焘的话声，把似在梦境中的徐向前拉了回来。 　　徐向前尽管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不晓内情，但十分痛心。拥护吧，没有多少道理，原来就有党中央，这边又成立一个，算什么名堂？反对吧，自己有些事情还没有弄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真是左右为难。不过他想，在目前的情况下，分裂就是一种罪孽。但这样回答张国焘，在这种公开场合，会让张国焘下不了台，如果闹翻了，四方面军将面临分裂。于是，徐向前只好回答说：“让我想想。” 　　就这一句“让我想想”的话，竟引起了张国焘的不快。 　　散会后，张国焘立即找徐向前谈话。 　　“看来你对成立‘临时中央’不太理解？”张国焘问。 　　徐向前只是一阵沉默，没有回答张国焘的话。 　　“其实，我也是不愿看到出现这种分裂局面，但毛泽东等人不听我的劝告，却秘密北上，这像什么话？”张国焘耐心地解释着，“为了挽救党和红军，只能这样做，不能再让他们胡作非为。你我同甘共苦这么多年，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向前兄!” 　　“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徐向前终于开口了，“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张国焘哑口无言，倒也觉得徐向前说的有些道理，尤其是后一句话，却提醒了张国焘。他想，眼下新成立的“临时中央”还不能对外公开，以免引来敌人重兵。想到这里，他说：“向前兄，你的意见我理解，但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一个有威信的中央来领导，红军就可能从此走向彻底的失败。到那时，你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后悔已晚，与其那样，倒不如现在勇敢地站出来，团结在新的‘临时中央’的旗帜下，与毛泽东等人作斗争，把是非曲直搞清楚，统一思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徐向前听着张国焘的话，有些糊涂了，用充满疑问的目光扫了下张国焘，便不再言语。 　　张国焘以为徐向前的思想通了，便把话题扯到别处。 　　后来的历史证明，徐向前的那番话，在张国焘心目中是发挥了作用的。他所成立的“临时中央”一直没有对外公开，没有公开发表过什么宣言，但在党内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对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得太轻松了一点： 　　我们不愿意老在内争问题上纠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伸张正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张国焘如此写来，很明显是为自己当时的错误行径辩护。但也可以看出他当时“黄袍加身”以后，心里并不那么坦然。不过，徐向前当时并没有看出这一点。 　　只是后来有一件事使他看出了张国焘的心态。 　　一天，中央红军直接给徐向前和陈昌浩来电，告知在直罗镇打了胜仗的喜讯。徐向前拿上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张国焘，说：“出个捷报吧!中央红军打了胜仗，对我们的部队是个鼓舞。” 　　张国焘冷淡地回答：“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 　　张国焘的这种心态，让徐向前很反感。他觉得这人对中央红军打了胜仗都要封锁消息，不让下面知道，可见他是害怕中央红军打胜仗。 　　其实，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徐向前说中央红军打了胜仗，这使张国焘听着极不顺耳，如果徐向前说在张国焘的领导下，红军开始打胜仗了，你看他高不高兴？ 　　从此以后，徐向前开始对张国焘进行重新审视。 　　但这仍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回荡在夹金山的哭声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国焘也似乎没有忘记这句话。新的“临时中央”成立后，他跃升为“党中央主席”和“中革军委主席”，正跃跃欲试。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要一显身手给已经到达陕北保安的毛泽东等人看一看，他甚至想着要向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显示自己才应该是中共当之无愧的领袖。 　　10月下旬，张国焘统领的部队，兵分数路，以迅猛之势，第二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攀援已遭敌人破坏的栈道，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猛攻。到11月中旬，天、芦、宝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几路大军已形成威逼成都之势。 　　在张国焘看来，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饶的川西坝子，便可以使他立于不败之地了。 　　张国焘脸上一扫往日的愁容，篡夺党和红军大权的“成功”以及军事上一连串的胜利，使他陶醉在一种跨越凯旋门时的欢畅之中。 　　谁知好梦不长，毛泽东苦口婆心的劝告，未能使张国焘清醒过来，蒋介石却做到了这一点。 　　当时，不离张国焘半步的内卫排长何福圣，作为见证人回忆道： 　　11月中旬，红军攻下了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一个险要的隘口百丈关，继而向成都边缘的邛崃、大邑地区推进，成都已近在眼前。 　　19日，敌人以10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抢修纵深配置的碉堡群进行封锁。23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第一天，我三十军、九军、三十一军就相继全部投入了战斗。战斗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红军战士冒着猛烈的炮火，在机关枪压制敌碉堡火力的一刹那，猛 　　扑上去，以手榴弹消灭碉堡里的敌人。势不可当的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向前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越过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可是，就在敌人已经开始全面崩溃的时候，他们的增援部队，尾随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周浑元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番赶来助战，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虽殊死抗击，坚持两昼夜后，终感不支。25日，张国焘仓促下令红军撤出战斗。 　　张国焘在懋功听毛泽东说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他还当作畏敌情绪、逃跑主义来批判。如今，他不得不承认“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的‘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 　　何福圣还回忆道： 　　百丈关一役，虽歼敌上万，但我军的伤亡也不在敌人之下，使军队元气大伤。迫于无奈，张国焘只好放弃了那块看得见吃不着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天、芦、宝一带山区里避战求存，暂作补充和休整。 　　而此时的蒋介石则是欣喜若狂，以为我军是江西红军和川北红军的全部，严令各路川军和嫡系薛岳、周浑元，以及随后赶到的李换冰纵队乘胜挺进，务必将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天、芦、宝一带。 　　薛岳志在邀功，第一个率部单骑突进。刚经百丈关苦战未及休整的我军被迫在天全跟薛岳激战，不敌。1936年2月15日，薛岳一鼓作气攻克了天全、芦山，16日，又打下了宝兴。 　　张国焘终于尝到他亲手培植的苦果了。那些胜利的捷报、雀跃的欢呼、成群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似乎全都已经成了破碎的气球，而前后相距的时间，尚不到100天。 　　就在天、芦、宝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实际上，这是一场已遭重创的南下红军的全面大溃败。军事上连遭败绩的现实像沉重的磨盘一样压在每一个红军指战员的心里。他们没有权利获知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以及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分裂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目睹了经受了失败，而失败是任何谎言也掩饰不了的。 　　在夹金山脚下，1000多名弟兄被张国焘丢下了。 　　我一想到50多年前发生的这件事，眼泪就控制不住，当时的场面，真是太惨……太惨了。 　　这上千名伤员都是在百丈关、天全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的。他们是最勇敢的红军战士。可是，红军现在却要硬着心肠将他们丢下了。他们肯定会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落入残暴的敌人之手。 　　没有一个伤员的精神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没有一个不是伤员的红军战士不被这种惨烈的现实所震撼! 　　同时，所有受伤的未受伤的红军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严峻到了极点，一方面，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和我军担任掩护的部队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已清晰可闻。我军只有翻越夹金山进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而高耸在眼前的夹金山，我们已经来回翻过两次了。此山海拔近5000米，山顶终年积雪。上山后冰天雪地，大雪纷飞，风暴夹着成团的雪花、沙石猛兽般向我们扑来，不少战士连人带物被暴风雪卷进了深涧，牺牲在这冰雪世界里。饥饿、寒冷、疲劳、疾病一起向我们袭来。在深及膝盖的雪地中行军，我们冻得肿胀的脚像穿了铁鞋似地沉重难受，每迈出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样的艰难困苦，即便是身体强壮的战士也难以承受。把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死去。 　　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就是战争! 　　已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地上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他们之间甚至有亲兄弟，亲父子。 　　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流着眼泪，百般安慰伤员，尽量让他们安心，如敌人有杀害虐待伤员的行为，他们要团结起来据理抗争。 　　这种安慰是唯一可取的行为，而安慰者和被安慰者全都明白，它又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也永远忘不掉的场面！ 　　其实，这种结局并非不在预料之中。张国焘南下的时候，中央一再警告他，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死路一条。如今，不幸被言中。怪谁？ 　　张国焘对自己太自信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决策，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对历史走向的把握，是唯一可靠的，一切都会按他的意愿去发展。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泪洒百丈关。 　　但张国焘的自信并没有因此而冲垮，他认为这是毛泽东使出的“金蝉脱壳的诡计”，把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引到他这里所致。 　　现在，成都的大米没有吃上，只好到西康地区去吃青稞了。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 　　自左右两路红军因张国焘的分裂而各奔南北之后，北上的红军总共只有1万多人马了，蒋介石已经集结了30多万军队在陕甘一带等着，孤军征战，不免令人又增加许多忧虑，弄不好真有可能遭到被敌人一网打尽的灭顶之灾。 　　一方面军官兵都在盼望着四方面军能尽早挥师北上，去寻找立足之地。每前进一步，他们都回头向南看一看。 　　那一束束期待的目光，穿过浩瀚的空间，投向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官兵。他们兴许感觉到了这来自北方的期待目光的价值和意义，但眼下也无法回报这期待的目光，而只是在心里期待着有再次相会的那一天。 　　毛泽东的预言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后，便向大草滩推进，已经开始走出岷山山脉，标志着红一方面军已经摆脱了恶劣自然环境的威胁。 　　这一带是汉族较多的回汉族杂居地区。这里的群众听说过陕西红军专门给穷人办好事，但没有见过红军，今见一支红军到来，也就十分热情，纷纷把房子腾出来给红军住。 　　在大草滩稍作停留，红军便向哈达铺前进。到达哈达铺，红军才算真正走出了岷山山脉，走进了另一个天地。 　　那么，中央红军究竟到哪里去？以什么地方为落脚点？这是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其实，就在此时此刻，徐海东的红军与刘志丹的红军正在陕北握手拥抱。 　　但刚刚走出雪山草地的中央红军，几个月来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就连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遍了大半个中国都不知道。正因为这样，也就无法确定到哪里去、在哪里落脚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是准备打长期无后方的游击战争。谢觉哉曾经回忆道： 　　我在过了大雪山的时候，毛主席找我和徐老、林老、董老谈话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搞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予以考虑。 　　党中央之所以确定中央红军去陕北，并在那里落脚，这是因为在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条令人兴奋的消息。谢觉哉这样谈到了当时的情况： 　　闯过了甘肃腊子口，过了大草滩，行军一天，到了哈达铺宿营，买东西拣到一张7月×日的《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式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20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过了哈达铺镇，我想好去兰州找关系的方案，准备离队，去请示毛主席。他也把《晋阳日报》的消息告诉我，并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于是，我们沿途避免打仗，减少战斗减员，昼夜兼程地往陕北赶。 　　那么，这张报纸是怎么来的？真是像谢觉哉讲的那样是捡来的吗？不是。 　　在攻克腊子口之后，一军团领导即向军团直属侦察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交代任务。 　　“你们连立即出发进到哈达铺，具体任务是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左权参谋长指示道。 　　“甘肃是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回族居多，不搞打土豪斗争。你们要很好执行民族政策，要很好地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做好北上抗日的宣传工作。”聂荣臻政委嘱咐着。 　　“我补充一点”，毛泽东两手叉腰地说，“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 　　接受任务后，侦察连的干部立即开会研究，确定分工，决定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梁兴初戴中校军衔，曹德连戴少校军衔，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哈达铺，受到了哈达铺镇长、国民党党部书记和保安队长的迎接。恰好，鲁大昌的一个少校副官刚从兰州回来，路经哈达铺，带着几个驮子的书籍、报纸、衣物等东西，也来拜会了。曹德连他们从副官的驮子里查获到一批近期的报纸，其中有一张报纸登载了徐海东率领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还有“匪区”略图等。他们如获至宝，当夜就把搜集到的报纸和敌少校副官秘密押回军团部。聂荣臻看了报纸后十分重视，立即派骑兵通信员把这些报纸送给了毛泽东。 　　“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毛泽东看了报纸后，满脸笑容的说道。 　　于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研究决定去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 　　长征的目的地一旦确定，并且这个目的地已近在眼前，那就意味着长征已经胜利。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胜利。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布： 　　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是阳历10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 　　此时，胜利者的毛泽东有满腹的委屈话要讲，他要领导红军抗日，有人偏不要他抗日。他说： 　　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醉心于打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 　　…… 　　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张国焘。他说： 　　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提起张国焘，毛泽东想起了南下的红军。他说： 　　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 　　其实，毛泽东他不愿立下这种预言，他很希望四方面军即刻北上，因而在哈达铺，中央耐心等待张国焘幡然悔悟，率左路军到来。毛泽东每天都要向南方凝望好多次，那期待的目光，好似要把南面的那片天望穿。然而，就这样等了几天，仍不见左路军到来。当确知张国焘已经率军南下时，党中央即决定率领陕甘支队向陕北根据地前进了。 　　明年这个时候，四方面军能到陕北吗？ 　　公开的挑战 　　1935年的10月，是毛泽东长征以来最兴奋的日子。 　　红军过了岷山，摆脱了恶劣自然环境的困扰，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长征》诗一首：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央红军一路东征，毛泽东心潮起伏，不能平静。那炽热而执著的理想与抱负、信仰与情感，那积蓄已久的往事与憧憬、悲凉与欢乐，一起涌入心间，便又作《念奴娇·昆仑》词一首： 　　横空出世， 　　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 　　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当中央红军于10月初跨越位于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的著名高山——六盘山时。毛泽东登上山顶，又诗兴大发，写下了《六盘山》这首著名的诗篇：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是啊，眼下真是到了毛泽东兴奋的时候了，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已定，长征即将结束，陕北会师在即，抗日的烽火即可点燃，这怎能不令他兴奋呢？！ 　　11月6日，中央红军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合编而成的十五军团在象鼻子湾会师，标志着长征以红军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毛泽东的兴奋情绪到达了顶点，他高高兴兴地理了发，洗了头，换了一套没有补丁的红军服装，拂去了一路的征尘，虽然脸庞显得黑瘦，但也十分的精神、洒脱。 　　在抚边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会合时，毛泽东也是稍作了一些打扮，但心情显然没有今天这么舒畅。 　　一番打扮之后，毛泽东便匆匆来到由军委组织召开的全军干部大会会场。 　　“同志们，辛苦了!”毛泽东把手一挥，敞开他那悦耳的湖南腔说道。随之响起热烈的掌声，那掌声经久不息，与会者激动不已，挥泪鼓掌，他们都清楚今天是一个胜利的日子，为了这一天，他们经受了多少坎坷和苦难! 　　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等待着掌声的停止，然而，这掌声却停不下来。于是，他打了打手势，掌声才终于停了下来。他说： 　　从瑞金算起，12个月零2天，共367天，战斗不超过35天，休息不超过65天，行军约267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267天。 　　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前所未有的长征! 　　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丰河、潇水、湘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 　　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8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1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毛泽东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光荣的历史使命，进入了陕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进入了属于毛泽东的时代。 　　11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随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陕甘支队改编为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并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11月28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主席朱德，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动员全民抗日。 　　毛泽东满怀着雄心壮志，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时代。 　　但是，一个月后的12月5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指挥部所在地的东村接到张国焘的另立中央的那封电报。 　　毛泽东阅毕电报，惊呆了。他虽然曾经想过张国焘可能会走到这个地步，但那只是一种可能的判断。现在，白纸黑字告诉他，这已不是一种可能，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并且他从电报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张国焘那咄咄逼人的口气。 　　走出屋外，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是窒息后的第一次呼吸。他的脸毫无表情，木然得像一尊雕塑。毛泽东有生以来，虽然经历了许多坎坷与惊险，但他的心理还没有经历过这种状态，也不曾面临过如此严酷的局面。当初张国焘违抗中央的命令，擅自率军南下，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没有同意，为的就是要为将来见面留下余地。现在，张国焘自己却把个余地给堵死了，这就使中共面临着大的分裂，红军面临着大的分裂，也是继罗章龙之后，中共面临的第二次分裂，但这次分裂造成的局面要严重得多。对张国焘这种自绝于党的公开挑战，毛泽东心里怎能不产生揪心的痛苦呢？! 　　“朱老总，你同意张国焘这种搞法吗？”毛泽东心中又陡然升起另一重忧虑，“不会的，不会的”。毛泽东自个儿摇着头自言自语。 　　于是，毛泽东预感到张国焘成不了气候，他甚至想，有朱老总在那里，红军依然是“朱毛红军”，他仍对自己的预言深信不疑。 　　“这个张国焘，好大的口气，竟把中央的旗帜扯到他那里去了。”毛泽东把周恩来、彭德怀、林彪找来，气冲冲地说道。 　　“我早就看出张国焘没安好心。”彭德怀不以为然。 　　“现在，关键是要拿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党绝不能有两个中央。”周恩来不无忧虑地说。 　　“依我看，现在再不开除张国焘党籍，已无法向全党交待。”林彪也很气愤。 　　毛泽东却摇了摇头，依然在那里沉思。他第一次感受到束手无策是怎样一个滋味儿。他思来想去，意识到朱德和刘伯承的处境不是很妙，只能再忍耐一下。于是，他说：“现在，我们刚进陕北，事情比较多，等我们安顿一下，再专门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但有一个总的原则，给张国焘留一个北上来陕北的面子。” 　　12月6日，毛泽东离开东村，前往瓦窑堡，准备在那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军事战略问题，分析全国的政治形势，确定党的策略方针。虽然这些大事基本上占据了他的整个思维空间，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问题，仍然令他头痛。他作出的四方面军一年后肯定会到陕北来的预言，受到了挑战，这样下去，弄不好张国焘恐怕永远也不会再与毛泽东见面了。 　　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将一落千丈。因为后院起火，将会给蒋介石提供难得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也将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失去信任。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张国焘对外公开他所成立的第二中央，一旦外界都知道这一情况，将会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毛泽东最后能想出一个拉张国焘北上，并使他取消第二中央的办法吗？ 　　张国焘把球踢给了毛泽东 　　12月8日，当毛泽东从东村到达安塞时，有一个人的出现，却令他意外地惊喜。 　　这个人便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 　　林育英，1933年化名李复之赴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林育英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参与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担此重任。 　　从苏联回国有东北、内蒙古、新疆三条路线。东北已被日军所控制，走不通；新疆到内地路途又太遥远；只有从蒙古入境的路程较近。但这条路线也不好走，要穿过浩瀚的沙漠。最为艰难的是，回国的人身上不能带一片纸，必须把所有文件印记在脑海里，找到中国共产党后再口述出来。因此，派回国的人一定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同时，此人还要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定声望，被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经过反复考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 　　斯大林也同意派林育英回国。 　　季米特洛夫与林育英谈话征求意见时，林育英无条件地接受了这项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 　　他装扮成商人，化名张浩，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他于11月初到达陕西定边县，并很快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然而，定边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并不认识他，为了慎重起见，定边党组织向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告知有一个叫张浩的人要找党中央，可否送来。 　　当时在瓦窑堡的张闻天接到这封电报后，觉得这个张浩可能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同志，于是便派人去接迎。 　　在定边县赤卫队的护卫下，林育英于11月中旬到达瓦窑堡。 　　“这是林育英同志，他从苏联回来。”张闻天向毛泽东介绍身边这位高大结实的林育英。 　　“育英同志，你的大名早有所闻，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相识。”毛泽东见到林育英好惊讶。 　　“你和红军的同志们辛苦了。”林育英望着又黑又瘦的毛泽东，很动情地说道。 　　“你也辛苦啊!你回来了，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员大将!”毛泽东深情地拍了拍比他略高一点的林育英的肩膀，便将他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简单地询问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情况。当毛泽东得知共产国际七大会议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与自己的抗日主张不谋而合时，兴奋地说：“好，我们常委研究一下，就在最近几天开个政治局会议。”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制定和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会议提出的策略路线概括起来就是：“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毛泽东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关门主义，甚至说“关门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他着重强调，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什么阶级，只要抗日反蒋就可以而且应该联合。 　　林育英的到来，促成了“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提出，如果说毛泽东在这之前就有了这种主张，但党内的关门主义情绪给实施这一主张带来了一定的阻力，而林育英出现在陕北，无疑是为毛泽东送来了一位助产师。 　　林育英此次回国，还沟通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络。他松了一口气，他庆幸自己圆满完成了共产国际赋予自己的使命。 　　然而，林育英万没有想到，又一个重要角色在等待着他。 　　自从毛泽东在安塞与林育英相识后，他认定林育英是解决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分歧的最佳的也是唯一的调解人。虽然他料定一年后，张国焘会挥师北上，但却没有料到在这一重要时刻，林育英会出现在他面前。 　　一切都在向着有利于毛泽东方面发展。如果林育英不是先到陕北，而是先到了川康，情况恐怕就会变得更复杂，毛泽东的预言也就可能要落空。当然，林育英当初选择了从蒙古入境的路线，毛泽东当初在危难之中自己单独挥师北上，命运注定了林育英必然要先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也必然在安塞认识林育英。 　　这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安排。 　　瓦窖堡会议后，大政方针已经确定，毛泽东现在可以有精力来思考和解决党内出现的分裂问题了。 　　于是，毛泽东约林育英作了一次长谈。 　　“你现在回来了，有什么打算？”毛泽东问林育英。 　　林育英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征求他的意见。他对毛泽东说：“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我已传达。我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已畅通，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现在，请求中央分配我的工作。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决定我做什么工作，我都乐意干。”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用商量的口气说：“目前，中央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做，你看怎么样？” 　　“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件重要的事情还非你做不可。”毛泽东抽了一口烟，心事重重地说，“中央与红军领导人闹了一点别扭。你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目前只有你做这项工作最合适。” 　　“怎么回事？”林育英惊讶地问。 　　毛泽东望着林育英那副惊讶的面孔，如实地把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由合到分的经过向林育英作了介绍。最后，毛泽东把张国焘那封另立中央的电报递给林育英。 　　“他怎么如此不知天高地厚？过去我还真没有把他看透。”林育英看了电报，非常气愤。 　　“目前”，毛泽东接着说，“左路军指战员的处境十分危险，要想办法将他们拉回来。你现在回来了，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力争左路军早日回来”。 　　林育英听了毛泽东的叙述，也顿生忧虑，马上说：“我如能起作用那当然好，就怕工作做不好。” 　　“也许能起作用”，毛泽东又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张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去，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也很吃力。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正好你又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听。更何况你和张国焘在一起共过事，有一定的交情，他会相信你的。” 　　林育英仔细一想，感到毛泽东交给的这个任务很重，责任也很大，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自己应尽力来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这样吧，我尽力配合你和中央做工作。”林育英心里还没有多大把握，他只能这样说。 　　毛泽东点头笑了。 　　1936年元旦，蹲在川西北的张国焘收到了来自陕北中央的电报，这封电报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未置一词，只是通报说：“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并告诉他共产国际已派林育英来到陕北。 　　林育英也以个人的名义给张国焘去电，向他通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提及他当时收到林育英给他的第一封电报：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只字未提他同时收到的中央给他的电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中央的电报当作一回事，也根本就没有给中央回电。他只给林育英回电，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同时以“中央”名义向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了毛泽东等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惧怕敌人，放弃向南发展，实行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 　　中〖JP+3〗央不见他回电，又给他发了电报，令他取消“临时中央”。 　　依然无回音。 　　中央还以张闻天的名义去电劝张国焘：“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的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解决，但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利。”并特别说明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直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也不以为然。” 　　张闻天的电报发走后，依然如石沉大海。 　　毛泽东等见张国焘既不回电，也不同意取消“临时中央”，便于1936年1月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 　　林育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为配合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个决定，毛泽东等又建议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去电：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24日 　　张国焘接到林育英的电报，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他都可以倒背如流了。他想，让他取消“临时中央”，成立直属国际的西南局，这看起来可行，实际上还是说陕北的中央仍是中央，以后我还要归他们领导，到那时，就由不得我张国焘像今天这样可以自己作主来决定问题了。但他又想，林育英是代表共产国际的，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那么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张国焘不是饭桶，他有着发达的大脑。 　　经过几天的思考，张国焘巧妙地把皮球踢给了毛泽东。 　　林育英和陕北的中央，左盼右盼，张国焘终于回电林育英和张闻天，他一方面表示应“急谋党统一”，同时提出： 　　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 　　毛泽东一看张国焘的电报，就感到张国焘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同时，他也深知此时的党内政治斗争，需要军事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发展作后盾。 　　于是，毛泽东又开始集中精力考虑陕北根据地的发展问题。 　　那么，毛泽东什么时候才能把皮球踢回给张国焘呢？ 　　张国焘另有图谋 　　陕北中央与张国焘并没有中断电讯联系，只是陕北方面改变了口气，每次发电很少以中央的名义了，而多是以林育英、张闻天的名义。这种变化说明了中央在对待张国焘的问题上，采取了相忍等待的办法。 　　不知毛泽东后来是否知道张国焘还另有图谋，反正当时他是一无所知。 　　读者不会忘记，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为了控制毛泽东等人与红军发生直接联系，把发电报用的密码本都收归张国焘控制之下的红军总指挥部。后来，毛泽东等人与张国焘“不辞而别”，这密码本就留在了四方面军。中革军委就只能同四方面军联系，同其他红军部队失去了联络。 　　这些红军都在孤军奋战，他们都盼望着与党中央、中革军委取得联系。 　　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到了1935年9月间，因形势发生变化，焦急地寻找中革军委。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及军委获得国民党要“围剿”红二、六军团的情报，便及时给他们发去了《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任弼时看完电报，有些纳闷，中央的这份电报，一反原来的调子，很有些像毛泽东过去的提法，这是为什么呢？ 　　任弼时把电报递给贺龙。 　　“嗯，好!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消灭，这个好!”贺龙一边看，一边摸着小胡子，笑眯眯说道。 　　“这份电报跟过去中央的电报提法有些不一样。”任弼时沉思着说。 　　贺龙这才仔细琢磨起来，发现不光在战术原则上提法有差别，在战略发展上也不一样。去年12月底中革军委曾电令他们向湘西北发展，接应中央红军北上…… 　　于是，贺龙提议：“是不是发个电报问问，中央发生了什么变化？” 　　“好，立即发电问一问。”任弼时也同意。 　　不几天，中央就来电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正如他们猜测的那样，中央的确有人事变动。 　　贺龙很高兴，说：“毛泽东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我读过他的文章。他能把江西苏区搞成那么大，这就不简单，我看他来指挥肯定行。” 　　任弼时此时的心情却很复杂，他曾是当初中央派到苏区的“三人团”成员，是他们三人给毛泽东下马威的。随后中央到苏区，把毛泽东扔到一边，结果很快把苏区丧失掉了。从这一事实中，他感到遵义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需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带部队与敌人作战，尤其是与贺龙部队会合以后，在实践中逐步对王明的那一套感到不那么对劲儿。 　　“是应该总结一下了。中央的军事路线改变和人事上的变动都很正确、很及时，我们拥护。”任弼时旗帜鲜明对贺龙说道。 　　于是，他们坚决按照遵义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与敌人作战。结果，红二、六军团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红一、四方面军的长征。这时，红二、六军团发展到21000余人。 　　红二、六军团的节节胜利，震撼了国民党。蒋介石便纠集132个团的庞大兵力，对红二、六军团发动了新的“围剿”。敌人采取在江西用过的那种办法，四面包围，筑堡推进。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他们决定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因而，他们焦急地寻找军委电台，但怎么也寻找不到。 　　直到1935年9月，他们终于同四方面军的电台沟通了联络，因该台用的是中革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络时的规定，二、六军团的同志遂误认为这就是中革军委的电台。当天，即将任弼时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发出： 　　恩来同志： 　　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说明此间省委委员姓名，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任弼时 　　9月29日 　　张国焘收到此电后，他应该立即将任弼时的这封电报转发给正在甘肃榜罗镇的周恩来。 　　但张国焘没有这样做。 　　张国焘收到任弼时的电报，不免有些兴奋。心想，真是天助我也。任弼时，不就是往日那个任少共书记的初生牛犊似的小兄弟吗？他还能不听我的话吗？张国焘还想，任弼时不给毛泽东去电，而专门给周恩来发电报，看来他与毛泽东也有矛盾。这两个军团如果置于我的指挥棒下面，那力量就比毛泽东的那支部队更大了，我张国焘的分量也就更重了。 　　想到此，张国焘自个儿笑了。 　　第二天，张国焘即给任弼时回电，说明29日电收到，并说了省委委员姓名，还特别说：“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签名是：“朱(德)张(国焘)。” 　　这封电报，既没有告诉他们中革军委在何处，也没有说周恩来为什么没有亲自给他们回电，只告诉他一、四方面军在一起行动。实际上，当时一、四方面军已经分裂了。但因为签名是朱德和张国焘，给人的印象一、四方面军的确在一起行动。在此，张国焘充当了一个实足的政治骗子。 　　这样，张国焘就以红军总政委名义向二、六军团发号施令，而二、六军团也误认为中革军委就在张国焘那里。 　　后来，朱德从四方面军电台得知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交界的根据地，转战到滇西北地区，计划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立即向张国焘建议，四方面军暂时在原地休整，接应二、六军团北上。朱德这样做是有更深的考虑，他想待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以后，让贺龙、任弼时等说服张国焘，放弃原来的主张，一同北上，但朱德并不知道张国焘已经背着他做了手脚。 　　其实，张国焘早已感到这样遥控指挥总不是个事，必须让二、六军团北上，将这两支部队拉到自己手里，因而，在1936年3月25日，二、六军团刚刚取得乌蒙回旋战胜利，进入南北盘江间的地区后，张国焘就以红军总部的名义给二、六军团发了一封电报，说： 　　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你们决定我们即派队接应你们，如 　　你们尚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 　　张国焘在这封电报中还提出了过金沙江的五个渡河点。 　　二、六军团接到这封电报后，与他们拟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相矛盾。为了弄清军委的意图，3月29日，二、六军团向军委发电报请示： 　　在目前敌我力量，于滇黔边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 　　我们的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觉大的困难。 　　国内和国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留在滇黔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张国焘接到此电后，感到问题有些棘手，如果明确让他们北上，将来出了问题不好交待，但又得让他们北上。经过仔细琢磨，他亲自拟了一份电报，于3月30日将这份电报发给二、六军团： 　　（一)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可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并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二)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三)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应有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四)究竟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这封电报的措辞是非常灵活而模棱两可的，但有两个字却决定了二、六军团的战略行动，这也正是张国焘所希望的。 　　二、六军团接到电报后，根据电文中提出的“最好”是渡江北上的意图，他们也只能选择“最好”的来执行，并认为这是出于全国革命战争总的战略要求，因此毅然放弃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服从大局需要，决定北渡金沙江，以与一、四方面军会合为战略目标。实际，他们是在按张国焘的意图北上。 　　当张国焘正在为如何向朱德交待二、六军团北上的问题而劳心费神时，朱德恰又向他提出要四方面军暂时原地休整，接应二、六军团的建议，正中下怀，他当然很痛快地同意了朱德的建议。 　　这正是同样的目标，却有不同的需要和心态。 　　二、六军团，就这样被张国焘以中革军委的名义诱骗着行动起来了。张国焘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不过，张国焘也还有他的难处。他正在为二、六军团能否接受他这个“临时中央”而思虑。 　　当红二、六军团经过数月的血战，突出重周，转移黔东，进至石阡，他们的无线电台在一次同四方面军通讯时，突然出现一个呼号不明的电台插进来呼叫二、六军团。经互相询问，才知是中革军委三局的王诤局长亲自在机上呼叫。为什么王局长要亲自上机呼叫？这是因为中央在召开瓦窑堡会议时，作出决定，“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讯联络”。王诤局长按照二、六军团通讯的波长和频率已亲自在机上守候半月之久了。 　　同中央的联络恢复后，中央发来一份明码电报： 　　弼兄： 　　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留老四处……弟豪。 　　由于没有密电码，但又为了通讯需要，便用明码加打哑谜的办法约定了一个密码本。通了几次电报之后，中央突然来电指示，暂停直接联络，以后二、六军团给中央电由四方面军代转。任弼时、贺龙还以为中央只是怕约定的密码被国民党破译，也就没有多想什么。 　　过了几天，张国焘专门发电报询问，贺龙、任弼时回电否认同陕北有联系。虽然陕北来电并没有告诉任弼时、贺龙有关中央同张国焘分裂的情况，但他们已预感到发生过什么事情。不过，当时军情紧急，也没有精力去细想了。 　　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日渐临近，张国焘却显得有些焦虑不安，其中原因还是他那个“临时中央”，担心的仍然是能不能得到二、六军团的拥护。这是一个关系他的政治生命的大问题，不得不找陈昌浩商量。 　　“昌浩，眼看我们就要同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了，你看怎么办？”张国焘有头无尾而忧心忡忡地问，也只有知情者才明白他问的意思。 　　陈昌浩完全明白张国焘的意思，想了想，关心地回答：“我们是否与中央磋商，同二、六军团会合后，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南局……” 　　“你的意思是取消我们的‘临时中央’？”张国焘打断陈昌浩的话。 　　“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不然不好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陈昌浩倒显得有些不安了，声音有些走调，因为他知道取消“临时中央”对张国焘而言，是非常痛苦的，但他必须如此告诉张国焘。 　　“我们南下遇着强硬的敌军，否则也不会如此。”张国焘痛苦地摇着头。 　　“气候又恶劣，给养也困难。”陈昌浩安慰地补充了一句。 　　“再加上毛泽东闹分裂。真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一样不占，哪有不输的道理？”张国焘的脸庞被痛苦的心境拉得有些扭曲了，“你看什么时候取消‘临时中央’为好？” 　　“越快越好，最好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之前。”陈昌浩直截了当地回答。 　　张国焘不再言语了，他摆摆手，示意陈昌浩离开，自己再想一想。 　　张国焘想取消“临时中央”，也是有他的另一番考虑的。他在给林育英的一封电报中就提出过把两个中央都取消，由党的会议或由共产国际来组织新的中央政治局。他想，虽然林育英没有同意这个意见，但实际上已经把球踢给了毛泽东，我现在又高姿态地取消“临时中央”，那么，我的主张便会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到那时，就看谁手下人多了，我就不相信你毛泽东有回天之力。但他又反过来一想，觉得有些不妙，取消“临时中央”不等于自己认错了吗？他越想越乱，不知该如何是好。最后，他认定一条，取消“临时中央”，共同组成西南局，可以把二、六军团争取过来，控制在自己的手下，到那时再说。 　　1936年6月上旬，张国焘在西康的炉霍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正式宣布取消“临时中央”。 　　不过，他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还宣称陕北中央也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代表团暂时代行。他说：“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 　　其实，这只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无非是为了给自己搭个台阶而已。不然，他不仅自己的面子过不去，更不好向他的下属们交待。 　　无论怎样，他已经取消了他的“临时中央”。 　　这是张国焘献给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的一份礼物。无论他取消“临时中央”的动机如何，甚至还有什么其他打算和图谋，但这毕竟在客观上避免了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灾难。这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斗争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已指日可待。 　　毛泽东的预言已经开始神奇般地显灵。 　　张国焘宣布取消“临时中央”，给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创造了政治基础。徐向前一扫沉闷的情绪，开始活跃起来，他在率先头部队北上之前，亲自给部队作动员，他以朴实的语言，朴实的道理，朴实的感情讲道： 　　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7月1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即从炉霍赶往甘孜，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人相会。 　　会师的气氛是热烈的，比懋功会师还要热烈。 　　但这热烈的背后，那些行伍出身的将军们，不得不立刻变成政治家，各种意图的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 　　贺龙与朱德在1927年南昌城分别后，就一直未见面，他便与任弼时、王震一起先来到朱德下榻处拜访。贺龙送给朱德一匹壮实的小马。这是二、六军团从云南带来的云南良种马，这种马身架不大，但精悍，能负重，性格温顺，特别能走山路，很适合山地行军。朱德深情地望着贺龙，又看看这匹马，眼眶湿润了。张国焘为了防止朱德和刘伯承“跑”了，便把他们两人的马给杀了，他便从那时起一直跟着部队走路。他多么希望有一匹马啊，贺龙就好像知道这一切，专门送来一匹马，这怎能不令朱德感动呢!此后，朱德就是骑着这匹马走完长征，到达陕北的。 　　朱德热情地请贺龙坐下，在一番叙旧之后，朱德便向贺龙、任弼时介绍了中央与张国焘产生分歧直至分裂的全过程，把真相告诉他们，并希望二方面军的同志多做工作，促张国焘北上。他说：“去年的分裂，给红军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现在主要是要团结，团结一道，北上会师。” 　　任弼时、贺龙、王震都赞同朱德的意见，并表示要竭尽全力弥合分裂，力促张国焘北上。 　　之后，任弼时、贺龙又去拜见张国焘。 　　张国焘设宴款待了他们。席间，张国焘说：“我们和二、六军团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分歧，现在两军会合，更增大了我们的力量。只要我们密切团结，就能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 　　任弼时一听这话不对头，便打断张国焘的话，说道：“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开始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上确定的目标，我们所有红军都应在这个目标下团结。” 　　“两军会合，过去缺乏了解，我们是不是召开一次党的联席会议，统一对党内一些问题的认识。”张国焘把话锋一转说。 　　“我们刚到，情况不了解，召开党的联席会议恐怕条件不成熟，如果出现争论怎么办？不但不能统一认识，还会出现相反的效果。”任弼时马上否定了张国焘的提议。 　　张国焘有些惊讶，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提议当即被任弼时拒绝。看来，让他们跟自己走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便退让一步，说道：“这样也好。两军就先开个干部联席会吧。” 　　任弼时向贺龙交换了一下眼色，说：“联合起来开个会，我们不反对，但只能讲团结，不能把一、四方面军过去的分歧再拿来讲。” 　　“好啊，我们只讲现在两军会合要团结的话。我觉得，二、四方面军不仅要团结，而且还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张国焘这话是一语双关。看得出，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意图，当领袖的梦还没有破灭。 　　这天夜里，本来很疲劳的任弼时却无法入睡。因为他了解到张国焘怀有政治阴谋，他以中革军委的名义拉二、六军团北上，就是这阴谋的一部分。 　　7月2日，两个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在甘孜召开会议，讨论两军会合后的任务和行动方针。 　　任弼时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作了开场白之后，任弼时接着发言，他着重介绍了二、六军团的一些情况，尤其讲到了这次北进会师途中所遇到的困难。最后，他说：“国焘同志，你借用中央的名义调我们是不对的。你把我们调来干什么？你要吞并我们!还是想……” 　　没等任弼时把话讲完，张国焘便打断他的话，辩解说：“因为你们有困难，后面敌人跟着，和我们靠近一点，就能保持力量。” 　　“我现在不是说北上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说你不应该盗用中央的名义，就以你总政委的名义又何妨？”任弼时针锋相对。 　　张国焘哑口无言。 　　树欲静风不止 　　自中国共产党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以后，张国焘也取消了他那个“临时中央”，红军的北上抗日已成为唯一的选择，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过去政治上的一切分歧与对立，都已失去继续存在的必要。 　　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林彪要求到陕南闯天下 　　人，都是在人与人的比较中生活的。 　　历史，也因此留下许多值得人们回味的东西。 　　当红军胜利开进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了一封这样的电报：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其实，红军能开进吴起镇，作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林彪却似乎被毛泽东忘记了。 　　毛泽东能诗善词，在他的诗词中褒奖了许多人。仅就在他麾下的林彪、彭德怀、黄公略三位著名的战将，有二位曾出现在他的诗篇中，彭德怀自不必说，对于黄公略，毛泽东在他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有“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之誉。 　　然而，对于自诩为“常胜将军”的林彪，毛泽东却未给他写下只字片语。 　　林彪对此十分不满，每当入夜，他躺在床上总要拿出记载着他指挥打胜仗的小本本，那本本上都记满了，从井冈山一直记到现在。究竟打了多少胜仗，他自己也算不过来了，反正是辉煌的。心想，我林彪的战功赫赫，谁能与我比？难道你毛泽东就看不见吗？由此想来，林彪自夺下腊子口以来因胜利而高昂的情绪，便低沉下来。 　　当林彪从吴起镇继续往东行的时候，他的心情更显得低沉起来，一路映入林彪眼帘的是一派荒凉，寒风暴虐中的窑洞，似是古猿人的穴居之处；那无垠的黄色尘土，把天和地搅得浑然一体。林彪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凄凉的景色，也许是他看惯了南国的山清水秀，当历史把他裹挟到这陕北高原时，他简直想不通红军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地方作为落脚之地。 　　这样，一些新的想法在林彪心里产生了。 　　中央政治局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夕，广泛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为之一动，他紧紧抓住这一发表意见的机会，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带部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林彪一到关键时候，为什么不是当面陈述而总是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呢？井冈山时期，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长征中到了四渡赤水那一段时间，他在会理又写信给军委，要求撤换毛泽东，现在，他还是以写信的方式，提出到陕南打游击。这恐怕有他的考虑，也许写信比较从容而慎重，可以有时间反复琢磨话怎么说，语气怎么表达，意图怎么更隐蔽一点，而当面陈述就达不到这种效果，一来当面谈话，别人可以察言观色，窥视你心中的秘密；二来当面谈话不免有漏嘴的时候，万一漏嘴，就不好办了；三来当面谈话往往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及主张全部表达出来。也许，与林彪阴沉的性格亦不无关系。 　　但无论怎么说，林彪这次还是写信了。 　　林彪提出这一要求，不仅仅是因为这里艰苦而要到陕南去生活得好一些，他还有更深一层的想法。 　　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当他面临一种新的环境，便会为延续自己的历史或者为摆脱自己的历史而产生新的想法。林彪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意在摆脱自己的历史而独自去闯天下。他自己常说：“我有时候是虎，有时候是狐狸。”现在，他要决定自己是做虎还是做狐狸，不能既做虎又做狐狸，否则太不洒脱了。他深深意识到，在毛泽东的身边，他永远只能当一只顺从的狐狸。他想，经过10多年的奋斗，现在的军事谋略、政治资本已足够独自闯天下了。这一次，他渴望着能够为自己争得天马行空的机会，成为一只称霸山林的百兽之王。 　　为此，林彪在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他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信，为之一惊，张国焘南下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林彪又提出了一个南下的主张。这无疑在毛泽东心里投下了一个阴影。但毛泽东很快冷静下来，他想，张国焘是有阴谋的人，而林彪还只不过是一位刚刚脱掉稚气的青年人而已，形势好了就兴奋，形势不好了就悲观。 　　于是，毛泽东便随口说道：“林彪又摇晃起来了。” 　　毛泽东以为林彪又是在那里悲观了，所以只是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并指出他同中央有分歧，希望他及早改变主意。 　　实际上，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指挥员，仅从战略眼光来看待南下陕南的问题，林彪也不会不发现当时的战略态势。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而且陈诚在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了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上，专门用来对付红军。向南发展，就会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最终会危及陕北的安全。 　　林彪南进的要求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他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念头。几天后，他又在一封电报里和毛泽东软磨硬争，仍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这次，毛泽东干脆没有理他。这也看出毛泽东仍然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对待林彪，而没有想到林彪有什么政治意图。 　　不见毛泽东的回音，林彪又开始犯疑了，他觉得毛泽东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给你写信，却不讲情面地批一通，给你拍电报，你连个回音都没有。林彪越想越窝火，成天在军团部阴沉着脸，耷拉着头，乱发脾气。聂荣臻看出了他的心思，劝说道：“我们只有这么一点部队，只保有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出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维持下去吗？” 　　林彪与聂荣臻共事已经六年了，也是经历了六年的争论。林彪总感觉到聂荣臻居高临下，说话不入耳。但他也无可奈何，因此发生争吵时，对聂荣臻的话总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林彪同志”，聂荣臻见林彪的脸色不好，于是放慢语调，和颜悦色地说，“你不要小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都找不到。你别以为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 　　聂荣臻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林彪根本没有听进去，但也未再作争辩。林彪对一些批评和劝告，素来不屑一顾。林彪只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这是他多次重复过的一句引以为训的格言。林彪在谈论战争和指挥艺术时，就曾这样讲道：“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你必须尽可能少依赖别人。不管别人多有经验，力量有多大。这就是要领。”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满了那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倔犟。 　　不过，林彪要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由于毛泽东采取不理的态度，他也无法实现了。 　　但林彪心中的不满情绪，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1936年1月，毛泽东决定遣军东进，打到山西去，深入到腹地的富庶地区，一方面宣传抗日救亡纲领，一方面解决目前部队给养困难的问题。3月下旬开始实施这一战略计划，红军以左中右三路军向山西腹部进军，红一军团作为右路军，直插汾河。 　　汾河，是山西的天堂。这里的地主除拥有大量土地、羊群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半个村子，几十匹骡马，连杂色的都没有，把从陕北高原来的红军战士看傻眼了。山西的财主喜欢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藏起来，红一军团的战士们很快学会了根据敲打地面的声响来判断窖藏所在位置的方法。在这里，红一军团扩红工作发展迅速，补充了5000名新战士。仅这一点，就抹去了林彪心中那不满的情绪。 　　不料，没过几天，林彪那阴转晴的心情又突然风起云涌。毛泽东给林彪来电，告诉他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艰苦，伤亡过大，加上处于山区，筹款、扩红等工作开展得不理想，希望红一军团能够拨点兵力给十五军团。 　　“我还有几个鸟兵？”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摔到桌上，大声说道，“不给，不给。就说没有，不给。” 　　聂荣臻看完电报，没说什么，只是向部队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干部们也反映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聂荣臻同林彪商量后，打电报给毛泽东，介绍了自己部队员额未满的情况，请求免拨。林彪看到政委和他观点一样，脸色稍缓。 　　电〖JP3〗报发出去以后，仍然是石沉大海——毛泽东没有回音。 　　聂荣臻感到有点不妙，林彪却已经习惯了。 　　不妙的那一刻终于来了。5月，毛泽东在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对红一军团的本位主义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顿时，会场上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林彪和聂荣臻身上。林彪一向以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著称，这次他索性一声不吭，无动于衷地望着屋外的几株古柏。 　　聂荣臻坐不住了，他主动向大会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目光，看了看在那里闷不作声的林彪。 　　不久，中革军委颁布命令，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任命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仍任军团政委。 　　这一调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林彪是奖励还是微惩？人们议论纷纷。 　　反正，林彪是第一次正式调离红一军团。 　　反正，左权是代理一军团军团长。 　　任弼时明断是非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了解到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一些裂痕，觉得这裂痕后面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就急于恢复同陕北的直接联系，并指示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无线电中队政委江文专门拜访了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负责通讯工作的宋侃夫，商谈了二方面军同陕北恢复联系的有关事宜。任弼时又亲自到朱德处要来了与陕北通报的密电码本，很快就沟通了联系。 　　随即，中革军委正式任命贺龙为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总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 　　在此之前，朱德建议任弼时留红军总部工作，以加强红军总部与张国焘争论的对手；而张国焘认为这是把任弼时拉过来，把自己的人插进二军团的一个好办法，所以也积极支持朱德的建议，并要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提出任弼时留总部后，给二军团另派政委，但被任弼时拒绝。 　　看来，任弼时比较聪明，他不愿意置身于那种左右为难的境地。 　　但，任弼时并不想游离于这场政治斗争之外，他要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对这场纷争中谁是谁非的问题，作出公正的裁决。 　　于是，任弼时开始紧张地活动，他同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人频繁谈话，同傅钟等党内老同志甚至作彻夜交谈。 　　任弼时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张国焘的不快。张国焘在红军总部见到了任弼时，半开玩笑地说：“弼时，你搞些什么‘小组织活动’呀？” 　　“你是政治局委员，我也是政治局委员，就许你找他们谈话，不许我找他们谈？”任弼时也半开玩笑地回答。 　　“你们都谈些啥？”张国焘接着又问。 　　“内容光明正大，你不是都知道嘛。”任弼时说。 　　“那你是想当包文正哟？”张国焘故作轻松地笑了。 　　“我可当不了包文正，我只是想当个鲁仲连。”任弼时说着，来到张国焘的屋内。 　　张国焘给任弼时移过一把椅子，两人便面对面地坐下。 　　“国焘”，任弼时诚挚地对他这位昔日的兄长说，“我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我也不想参与。我找了一些人，了解了一些情况，研究一下，也许以后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 　　“能将局外人的看法说说吗？”张国焘也很诚恳地说道。 　　“当然可以，而且正想同你谈谈。”任弼时嘴里叼着斯大林式的烟斗，边“吧嗒”边不紧不慢地说道，“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分析，形成了这样几点看法：第一，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的，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早就有反中央的倾向；第二，双方的成见和不信任，最先公开表现出来的，是凯丰的文章；第三，一、四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是成见造成的；第四，毛泽东、张闻天等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但他们事先没有通知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委就率一、三军团走了是不适当的，而酿成这个事件是因为四方面军同志的反对呼声；第五，卓克基成立‘临时中央’是错误的，是分裂行为。‘临时中央’不久就取消了，这是值得欢迎的……” 　　“现在，国际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应急谋党内团结，解决党的统一问题。”张国焘打断了任弼时的话说道。 　　任弼时见张国焘是在有意打断自己的话，也就不再谈这个话题了，转而说道：“我们在山沟里呆得时间太长了，也不知外面都是什么形势。” 　　“是啊”，张国焘感慨而谈，“不过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变化的倒是你我，时间在折磨人啦!细想起来，人生一世，非争个你高我低，到最后也落得个挂一身皮去见阎王爷就是了。” 　　“国焘兄，你是我们党的元老，可不要这么悲观，有许多革命的事情需要你去做。”任弼时安慰着。 　　…… 　　他们就这样“侃”了几个时辰，任弼时才起身告辞。 　　归途中，任弼时想了许多，张国焘虽然取消了“临时中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看样子还存在许多分歧。是啊，分歧不解决，党内就无法有统一的意志，长期下去，对中国革命极为不利。于是，他开始构思一个解决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关系的妥善办法。 　　7月10日，任弼时向陕北发出了一封建议解决党内团结问题的电报，其中说到：“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次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任弼时的这封电报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如果不“产生党内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内分歧就难以解决，因此，召开中央扩大会就显得非常迫切。 　　当时正在陕北安塞的毛泽东，刚刚开会研究如何让张学良成为抗日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的问题，他的思绪还没有从这个问题中跳出来，便接到了任弼时的这封电报，阅毕之后，他问张闻天：“闻天同志，你看弼时的建议可否？” 　　“依我看，开个会是必要的。”张闻天不知毛泽东是什么意见，也就只表示了这么一个态度，没有对建议本身作出评价。 　　“好，那就给弼时回个电，可以开个会，同时也电告共产国际。”毛泽东说完就去忙别的事情了。 　　然而，这个会直到1938年才召开，但那时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央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不是张国焘，也不是王明。尤其是当时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党内的政治分歧烟消云散： 　　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就这样，实践充当了“包公”，裁定了真理在毛泽东手里，而任弼时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但此时的实践还没有作出最终的裁决。 　　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战略行动开始了。 　　红军不得不再次北上的事实，客观上说明了南下北上之争的是非对错。 　　然而，张国焘还是放不下面子，不敢承认他的南下战略的彻底破产。早在1936年3月，四方面军在道孚召开干部会时，张国焘在所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中，就花费了很多口舌，来说明当时南下的正确和此时四方面军的准备北上与当时中央的北上“逃跑”的不同。他振振有词地讲道： 　　这里来说我们南下的意义吧。 　　在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可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张国焘接着在为自己已经失败了的南下主张进行辩解时，却又把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的事拿出来证明他的南下主张的正确。他说： 　　或者有的同志可以这样的提出问题：南下到底没有站好久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还不清楚么？中央苏区稳定了四五年。结果主力红军还是退出了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苏区发生同样的现象。……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 　　看来，事实在张国焘手里像泥团一般，可以为我所用地任意捏来捏去，结果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听者也就觉得很勉强，都在心里问，究竟是谁“非常怕羞”而不敢说自己受到了打击，遭遇了挫折？ 　　张国焘见与会者的眼里充满着疑惑的目光，便把话题一转，说：“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地向北发展，这当然不能与他们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语。” 　　但无论怎样，失败者的辩解都是无力的，尽管张国焘也能算得上是一个演说家，也同样如此。不过，说来说去，他的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南下是为了北上，北上是南下的必然。因而，他的北上与毛泽东的北上是不同的。 　　看来，张国焘已经是铁了心地要北上了。 　　确实，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于7月1日开始实施共同北上的战略行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军事和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变化。 　　这时，林育英等早已批准西南局成立，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这时，四方面军已经是第三次越过雪山，跨过草地，进入甘南地区。 　　这时，四方面军已由当初的8万多人，减员到3万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伤病员。 　　这时，陕北频频来电，告之西北抗日局面即将实现，战略基本方针，已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 　　这时，陕北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已经开通多时，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这时，张国焘周围的人开始分化。陈昌浩与张国焘顶牛已不止一次了。 　　这时，张国焘对于与一方面军再次会合，心有余悸。 　　这时，蒋介石正在调集重兵，对红军进行新的“围剿”。 　　这时，陕北中央已经与张学良达成了握手的默契。 　　因此，早在8月中旬，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就今后的战略方针致朱、张、任说：“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甲军(引者注：指张学良的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 　　苏联与外蒙早已达成军事合作协议，苏联军队可以入蒙。因此，在具体步骤上，陕北中央要二、四方面军占甘肃和青海。在此以后，“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趁结冰期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 　　当时，张学良东北军的一个军驻兰州，有接防河西三州的便利。所以，陕北中央把打通苏联的着眼点一直放在宁夏。蒋介石大军压境，红军只有这一条出路。 　　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政治漩涡又起。 　　9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等给朱、张、任来电称：“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援助。”来电还说： 　　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一)一方面军主力9、10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区。 　　(二)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接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 　　这封电报的中心意思是要四方面军占领西安至兰州公路及其附近，阻止胡宗南前进。 　　陕北中央的意图很明确，控制宁夏和甘肃地区，北出内蒙，从而获得苏联的援助。 　　接到陕北方面的电报后，朱德、任弼时积极主张按陕北的意图，组织静会战役。 　　张国焘这时却提出西入青海，绕道甘西，背靠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的主张。 　　分歧再一次出现。 　　9月16日晚，张国焘以西南局书记名义，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西南局会议。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陈昌浩、傅钟等人参加。徐向前当时在漳县四方面军指挥部，没有参加会议。 　　会上，除朱德、任弼时等都同意北上，这是张国焘早已料到的事情。然而，出乎他意料的却是陈昌浩也同意执行陕北方面的电报指示，拒绝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自从林育英回到陕北后，陈昌浩的态度有很大变化，并不处处听张国焘的，而对陕北取支持态度，因为情况越来越明显，陕北中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同时，他也看出了张国焘不愿意同陕北的中央和红军会合，想自己单独开辟一条接通苏联的路线。他觉得张国焘这样做，四方面军就会受到莫斯科的歧视。这一次，他同张国焘争论得面红耳赤，并要张国焘立即去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几乎弄得张国焘下不了台。 　　就这样，张国焘西进青海的意见被否决。 　　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静宁、会宁战役纲领。规定四方面军先机占领静会间的西兰公路，配合一方面军在这一地区夹击胡宗南。 　　但一方面军兵力有限，抽不出更多的兵力配合四方面军执行夹击任务，只决定陈赓的红 　　一师向静、会出动，策应四方面军行动。这样就主要依靠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的大军。 　　对此，陈昌浩劲头十足，徐向前勉为其难。任弼时会后即随二方面军东去陕南，张国焘在岷州会议一结束，就气呼呼地去了漳县四方面军指挥部，留下一个朱德在岷州红军总部部署部队行动。 　　岷、漳相隔不远，当天张国焘就赶到了漳县，但肚子里的那股气还没有消下去。 　　张国焘来到设在漳县城内一幢官绅宅第的四方面军指挥部。指挥部的人见张国焘来了，急忙把他迎进作战室旁的一间房子里。这是房主人的一间客厅，布置比较考究，古色古香。 　　张国焘一屁股坐在一张红木雕花椅上，喘了口气，便急忙叫人去找徐向前、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 　　不一会儿，徐向前等陆续到来。他们见张国焘情绪不佳，也不知是何原因，都不作声。 　　“张主席，总部的事忙完了？”徐向前耐不住这沉默，先开腔问道。 　　“我这个主席不干了，我干不了啦，让陈昌浩干吧!”张国焘没有回答徐向前的问话，而一下子直起身来，气愤地喊着。 　　在场的人都感到十分突然，一边劝说，一边忙问是怎么回事。 　　张国焘见大家都十分关切，就把岷州会议的情况说了一番，接着说：“四方面军这支部队，从鄂豫皖以来，是我看着发展起来的。就像一个小娃儿，是我们大家一手拉扯大的。现在，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让四方面军独自在西兰通道上去与胡宗南打，这不是往绝路上引吗？” 　　话到此处，他想起了陈昌浩的异常表现。 　　“四方面军一北上，昌浩就跟我顶。”张国焘伤感地说，“他要靠近陕北他们，我现在是该被甩掉了。” 　　张国焘说着，竟然悲从中来，伤心地掉下了眼泪。想起那个成立“临时中央”的事还未了结，陈昌浩现在又随人家的指挥棒转了。这使张国焘感到前途黯淡，带有几分凄惨的语调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去蹲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他们会让陈昌浩搞的。” 　　听着张国焘如此道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陈昌浩不对，安慰了张国焘一番。 　　“张主席是西南局书记，战略决策你应该作主。”李特如此给张国焘打气。 　　“静会战役，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来，情况有了变化，怎么行动，还可以继续商量嘛。”徐向前也只能这样安慰他。 　　张国焘听着大家的话，情绪马上好起来了，他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北上静会地区，在西兰通道上与胡宗南作战，我们久疲惫，胡部养锐多时，装备精良，不但在兵力上比我们为优，而且这一带地形开阔，交通便利，也于敌有利，于我不利。另外，四方面军继续北上，陕甘北地瘠民贫，一方面军部队的给养尚且困难，我们数万部队挤在一起，就食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要谈发展了。如果我军西出青海、绕道兰州以北的河西地区，既可以背靠新疆、打通国际路线，又可以策应一方面军夺取宁夏……” 　　对张国焘的分析，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表示赞同张国焘的意见。于是，对四方面军的行动重新作了部署，并电告朱德、陈昌浩来漳会商。 　　朱德接到张国焘改变部署的电报，大为吃惊，他在从岷州出发去漳县之前，发出3封电报：一封给张国焘，对他改变西南局的决定感到“深为可虑”；一封给陕北的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及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说明静会战役计划“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并表示对此“我不能负此责任”；另一封是给四方面军的其他不在漳县的干部，要他们到漳县重新开会讨论。 　　张国焘以辞职相威胁，达到他西进的目的，终于奏效。 　　陈昌浩赶到漳县，见其他人意见一致，也表示同意。 　　下午，朱德赶到漳县，便立即开会，绝大多数人同意张国焘的意见，朱德无奈，只得表示服从会议决议，但要求立即电告陕北林、张、周、毛等。 　　张国焘见自己的主张被通过，便一面命令部队行动，一面起草电报告陕北： 　　毛、周、彭并贺、任： 　　(甲)我们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实现红军主力进到宁夏及甘肃北部。 　　(乙)并具体实现一、二、四方面军在这一地区的会合。 　　(丙)估计到一、二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 　　……时机急迫，千祈采纳，并告国际。 　　朱、张、徐、陈 　　22日22时 　　张国焘在这封电报中，主旨是四方面军先渡河西取甘西，然后以一部兵力配合一方面军主力取宁夏。 　　看来，张国焘执意要从新疆先打开通往苏联的路线。 　　电波载着张国焘的这封电报，飞向陕北。 　　毛泽东一看这电报，火了：“张国焘的老毛病又患了。” 　　此刻，怎样“火”都没有用，毛泽东随即冷静地对张闻天说：“赶快给张国焘发电报，劝一劝。” 　　于是，立即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人的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陈述利害关系，指 　　出向西北发展的重点是宁夏，不是甘西，国际答应的援助也只说了红军到宁夏后从定远营取，没说到甘西去取；国际同意红军先从乡村道路去定远营，取得苏联飞机大炮后再攻打宁夏，甘西的城池，特别是甘、凉、肃三州城池坚固，非大炮难以攻克；一、四方面军分别攻宁夏和甘西，可能顾此失彼，被敌人各个击破…… 　　电报发走后，毛泽东又觉得张国焘的这一行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因素，有他的政治目的。便接着又于9月24日，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毛泽东联名给张国焘去电说：“弟等与国焘间之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于内部团结，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国焘兄对弟等有何意见，弟等均愿郑重考虑。”并表示，“以布尔什维克精神开展自我批评”。 　　这是陕北第一次给张国焘以许诺和安慰。 　　张国焘接电后，立即与朱德、陈昌浩、徐向前联名去电陕北林、张、周、毛及二方面军贺、任等，这封电报仍坚持西进主张，认为甘北有更多道路通外蒙和新疆，与苏联联系更为有利，因此占领甘北更为重要；同时认为四方面军占领甘北，可将胡宗南北引，更有利于一、二方面军合力占领宁夏。张国焘的意思很明白，他要自己到新疆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当然，这封电报在政治上也有了重大转折，那就是张国焘承认陕北中央的领导地位： 　　关于统一领导问题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的艰苦奋斗的今天，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张闻天)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 　　从此，陕北开始以中央的名义指导全党。 　　张国焘虽然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一种高姿态，一反前一段“只同陕北发生横的关系”的态度，承认中央的领导地位，但他仍顽固地执行他的西进计划。也就在同一天，他又给毛、周、彭去电说： 　　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此计划实施。 　　于是，入甘后的西进与北进之争已最后摊牌了。 　　党内政治斗争又一次通过军事行动上的分歧而白热化。这是张国焘以辞职相威胁压制了四方面军内部分歧后，必然要采取的行动步骤。 　　也许读者对张国焘一面承认陕北中央的领导地位，一面仍与中央对抗感到不可理解。实际上，张国焘承认陕北中央，是为自己闯到新疆与苏联接通而留下的一条后路。因为他想，不能给共产国际留下一个是因为他与中央对抗而跑到这里来与苏联接通关系的印象。他是要以此把自己的企图隐蔽起来，等到与苏联接通关系后再视情况制定自己的政治战略。从目前的情况看，他只有单独与苏联接通关系，才能谈得上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否则，他的政治图谋只能胎死腹中。 　　这一天，陕北中央又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采取说服、让步与命令并用的办法，力促张国焘北上。先是以毛、周、彭名义电朱、张、徐、陈及贺、任、刘： 　　（甲)迭接26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 　　(乙)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褊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琰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攻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 　　(丙)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9月18日之部署，迅速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区，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随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一方面军目前确占界石铺，一面立即出四团以上通过隆、静线，直逼秦安、天水，使胡敌不敢动作，以便四方面军十分安全的北上。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亦即9月18日朱、张、陈三同志之方针。 　　从这封电报里可以看出，陕北已经放弃了要四方面军在西兰大道阻胡宗南的要求，退让一步：北上同一方面军一起进攻宁夏。同时，陕北以中央的名义命令张国焘北上。这是自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以来的第一次对张国焘下达的命令。随后，又以毛、周、彭的名义再次给朱、张、徐、陈去电，商谈一方面军与之配合北上的有关事宜。 　　这样，四方面军不得不再次开会研究行动计划。就在这时，四方面军西进的部队已经遇到很大的困难。徐向前所率三十军的先头部队已到洮州，但据当地居民说，黄河对岸已大雪封山，气候寒冷，道路难行。同时四方面军部队中纷纷传说入青海后又要走雪山草地，这对于曾三次过雪山草地的四方面军官兵，不免心惊胆颤，士气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不少高级干部也产生了抵触情绪。有的发牢骚说：“张主席总让部队朝太阳落的地方走。”这些情况，不得不使张国焘放弃西进计划。 　　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复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29日，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 　　张国焘的单独西进与苏联接通的计划至此宣告破产，不得不挥师北上，直奔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 　　但由于张国焘拉着部队向西移动，进行静、会战役的机会已经失去，敌3个军南下渭河，齐向二方面军压来，险些使二方面军全军覆没，如果不是张学良悄悄让出一条路，那结果便不堪设想。 　　这次红二方面军向北转移，是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经历的最危险、损失最大的一次。贺龙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张国焘违背中革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四方面军一撤走，敌人就围过来了。急行军，掉了几千人。”“部队搞得稀烂，后勤都搞完了。”“张国焘整了我们一手，损失相当大。” 　　贺龙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带着二方面军向会宁奔袭。 　　红军的三大主力会师在即，毛泽东与张国焘将如何见面？ 　　温柔的斡旋 　　张国焘取消西进计划，率部东出会宁，他见到了一位老战友——徐海东。 　　徐海东过去在鄂豫皖时期是张国焘的老部下，此次相会，自然也有相会的欢乐。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是这样写到他们相会的情景： 　　1936年9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筑物内，我和朱德等会见了徐海东，这位四年不见的老战友，仍是一位天真可爱的小伙子，他一看见我，欢喜得拥抱着我…… 　　徐海东在陕北迎来了毛泽东以后，得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非常气愤，指责张国焘不知天高地厚，毛泽东却对他说：“海东，你和张国焘有一段交情，你要多做团结的工作，如果你把他说服了，可就立了一大功啦!” 　　这次相会，徐海东没有忘记毛泽东的嘱托，他向张国焘介绍了他本人对毛泽东的印象。 　　“红二十七军到达陕北游击区以后，推行鄂豫皖区的经验，红军和苏区都有可观的发展。”徐海东专挑张国焘喜欢听的讲，“而戴季英、聂鸿钧却搞起肃反来。陕北许多同志被当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杀，有的被关起来，做得太过火了。把在陕北很有影响的刘志丹也关了起来。毛泽东一到陕北，听说刘志丹被关着，就急呼刀下留人……”徐海东就这样向张国焘介绍着，给张国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徐海东对毛泽东等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季英、聂鸿钧的错误表示敬佩。他说到毛主席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带着北上先遣队到达陕北，已是疲劳不堪，但一般同志素来对中央的信任很深，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肃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纠正了戴聂的错误，将被拘禁的高岗等都释放了出来，而且极力号召同志们无论是由江西来的，由鄂豫皖来的，或者是陕北本地的，都应团结一致。这样做的结果，陕北的气象，为之一新。 　　徐海东还说到，自林育英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展的情形，对党内团结有所帮助。……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这样，会使前方士气为之大振。 　　徐海东向张国焘交谈的这番话，意在告诉张国焘，毛泽东已经是一位威望很高的领袖人物了，你不能再与他争高低。同时还策略地劝他与毛泽东握手言欢。这无疑打动了张国焘的心，他当时的心情也在《我的回忆》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徐海东这个朴实的军人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真情的流露，不仅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动。我同样觉得戴聂的整肃工作是做得过分了，毛泽东等出面纠正是适当的。我除了对徐海东表示这一点看法以外，也说到我正努力于党内团结。 　　看来，张国焘真有点回心转意了。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再行他的分裂阴谋也是不可能的事了，他只得顺其自然。当然，此时张国焘放弃他的分裂念头，应该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在保安的毛泽东正在与过去不共戴天的张学良商讨携手共同抗日的大计，那么与张国焘还有什么恩怨不能暂时搁置起来呢？还有什么分歧不能解决呢？ 　　毛泽东正在以他那博大的心胸在等待张国焘的到来。 　　毛泽东一直在等待张国焘与他握手，只是等得太久，许多人都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毛泽东没有同意，目的就是能等他回来，回到党中央的怀抱里来。并且预言一年之后张国焘肯定会来与他握手。但张国焘却没有感受到毛泽东的那种热切的等待，一直把毛泽东作为他的政治对手来对待。就凭这一点，张国焘与毛泽东相比，他已经显得十分的渺小。这也决定了他不能做也没有资格做党的领袖。 　　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率部从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以后，即电告张国焘，已决定派周恩来到宁夏的洪德迎接他。 　　此时，张国焘已无话可说，即率部奔东，向洪德移动。 　　11月20日这一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自毛儿盖与张国焘分手之后，大家都没有想到会在宁夏的一个叫河连湾的集镇握手言欢。 　　在这个集镇的一个大路口上，张国焘同朱德一起与周恩来相会。 　　“你们辛苦了!”周恩来上前一下抓住他们两人的手，动情地说道。 　　朱德望着周恩来，眼泪禁不住流淌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使劲儿地摇着周恩来的手。这一年来，他所经历的一切，周恩来是无法想象的，好在张国焘保全了他一条生命，才 　　有今天的重逢。 　　张国焘则是随着朱德那摇动的手也跟着摇动。此时，他心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一年来，他所做的一切，如何向周恩来交待？如何向他表露自己的心迹？ 　　其实，周恩来不需要他们说什么，一切都在理解和意料之中。 　　“国焘兄只是脸黑了些，朱老总也有点瘦了。”周恩来仔细端详着他们两人。 　　“革命嘛，那有不吃点苦的？”朱德说道。 　　“有劳你大驾迎接，吾兄颇感不安啦!”张国焘拉着周恩来的手往前走。 　　他们三人边走边继续寒暄，一起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坐下后，周恩来即向他们介绍全国目前的形势和他与张学良接触的情况。他说：“我与张学良接头的时候，张学良的态度很坦率诚恳。当我提出要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作为我们联合的基础时，他当即表示赞同。张学良的这种抗日决心，是日本侵略行径和蒋介石逼出来的。他那个著名的父亲被日本人谋害以后，他也被撵出了东三省，而且他本人也被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他虽然担任着剿匪副司令的名义，而蒋介石却歧视他，要让他的东北军在剿匪中被消灭掉。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 　　周恩来稍作停顿，喝了一口水，继续说：“这些年来，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日寇猖獗，触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就拿这位张少帅来说，他能反过来联俄联共抗日，一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所以抗日怒涛弥漫全国，不久以前，西南军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也借抗日的名义反对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内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绪。因此，我们不能用老眼光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张学良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而现在他却奋发有为。东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就是体现这种愿望的部队。东北军中的青年军官最大多数是热情反日的，东北的青年，尤其东北大学的学生，都群集到西安来，高唱流亡三部曲，这确是动人心弦，张学良本人便成了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抗日的号手。” 　　周恩来还向他们介绍了很多情况，使他们耳目一新。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我自从1931年踏进鄂豫皖区之后，老在偏僻地区打游击，与世隔绝，已达五年之久，时代的推演，简直使我成为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了。周恩来从偏僻的保安，通过西安这个小窗口，吸取了外来的阳光，他所知道的虽仍极少，所告诉人们的，也不免有些抽象，但已使我们觉得世界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我须急起学习，赶紧拍去游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 　　然而，周恩来向张国焘传达这些消息，不只是让他开开眼界，更重要的是让他领悟到，目前中央的抗日方针已经确定，并在贯彻这一方针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证明了中央当初确定的北上抗日是正确的。这一点，你张国焘是无法取代的。周恩来还要让张国焘领悟的是，全国人民都要团结一致抗日，过去党内的一切分歧都必须搁置起来，不能再闹分裂了。 　　实际上，张国焘已经理解了周恩来那话里的意思，所以他表示“须急起学习”。 　　但是，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却使他自身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因为现在的一切都告诉他，中央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是正确的，而他自己却一切都错了，他从内心里感到自己的分裂行为是一种罪过，但他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他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去，也无法面对未来。他甚至希望由毛泽东等人主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到失败的地步，以便让他来挽救局面。 　　张国焘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同周恩来、朱德一起，率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踏上去往保安的路。 　　因为毛泽东正在保安等着他呢! 　　11月30日，张国焘、朱德同周恩来一道，到达保安。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个日子对当时的毛泽东来说，也是值得庆幸的。读者不会忘记，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预言：明年这个时候，四方面军一定会北上来与我们会合的。按一、四方面军1936年10月19日在会宁会师的时间来看，从毛泽东预言的那一天算起，两军实际会合的时间只是往后拖延了26天。如果按毛泽东说的“在明年这个时候”，则是准确无误了。 　　直到今天，人们也不知道毛泽东究竟凭什么作出了如此准确的预言。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很兴奋，他指示红军学校校长林彪，亲自率所有学员，到郊外列队欢迎张国焘的到来。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空间距离在缩小。 　　张国焘一行急匆匆地朝太阳升起的方向走着，离保安越来越近，张国焘的心境也越发不可言状，步履显得那么沉重，那是历史的包袱在压着他。 　　毛泽东站在迎候人群的前面，双手叉腰，举目眺望，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为了这一刻，他精心地为张国焘铺好了路，留下了台阶，并且表现出惊人的耐心。是啊，这种等待已经很久了，整整一年，今天终于把他等来了。 　　初秋的太阳，把全部赤诚洒向了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也洒向了这不平凡的时刻，使整个欢迎的场面显得热烈而真诚。这样的时刻，在人世间也不见几回，它让人忘掉过去一切的同时，又让人无法抹去凝固在心中的这一瞬间，就连张国焘本人在事隔几十年后，也没有忘记当时的情境： 　　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到达保安。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 　　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了演说，互致祝词。……那时我们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在这次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充满热情的讲话，高度赞扬了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前景作了美好的展望。 　　就这样，毛泽东与张国焘握手言欢。 　　历史记住了这一时刻，一切是非曲直都在不言中。 　　无论怎样，长征是由失败开始，以胜利结束的。其间所经历的一切，是探索真理，寻求正确道路的一种必然，也正因为有了这一切，才把中国共产党锻造得日趋成熟起来，使整个党和红军终于拥有了共赴国难，抵御外侮的权力。 　　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坚力量。 　　<完> 阅读更多书籍请浏览雁沛藏书www.yanpeibook.com或 免费订阅更多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