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阿大使耿飚回忆：阿领导人的想法是“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1961年春，正值中国大饥荒时期。本国粮食尚需进口，此时援助阿尔巴尼亚“几十万吨粮食”，其难度可想而知。对这种影响到了本国民生的对外援助，曾短暂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在其晚年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编辑注：此一时期，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不过2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乎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9年北京群众隆重集会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5周年
阿方以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为标准向中国索要援助，要求“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
阿尔巴尼亚当局按照欧洲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向当时极度贫穷的中国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据耿飚回忆：
“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先念同志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几乎谈了六个小时，所谈内容全是要东西。他说：阿需要有自己的‘鞍钢’，还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还说，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先念同志当即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我通过对阿某些地区的实地调查了解到：阿在经济建设方面，贪大求全，战线拉得太长，非生产项目搞得太多。1969年，阿非生产建设项目的投资就占国家总投资的24％，因而造成劳动力严重缺乏。根据阿方自己的计算，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仅按1968年11月20日中阿签订的协定，我国援阿新项目的建筑和投产就需要增加4．6万名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约等于阿当时产业工人的38．3％。阿还存在一种不适当地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阿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所以我当时就感到这种倾向很值得注意。”
“由于阿方领导人存在上述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他们向我国提出了不少极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倒过来赚我们的钱。记得有一次阿副总理查尔查尼向我提出，要我们帮助更换化肥厂的主要设备。该化肥厂是我国援建的，本应使用我国生产的机器设备，但阿方不要我国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我们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现在这台机器坏了，查尔查尼还要我们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我当即拒绝了他的这个不合理要求。”
中国连用来赈济大饥荒的进口粮都援助给了阿方，阿方却贪得无厌浪费严重
最让人寒心的是，中国勒紧裤腰带不顾国内的严重饥荒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阿方却对此毫无感知，反而浪费极度严重。据耿飚回忆：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新华社高级编辑、前驻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分社兼驻斯科普里分社首席记者王洪起也有相似的回忆：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尔巴尼亚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填不满的无底洞。阿以小欺大，强我所难，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
“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雷兹·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另据周恩来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1961年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签订了5项援助议定书。
无节制的援助之外，中国居然还要替阿方领导人专门生产特供香烟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当时的中国，居然还要替阿方领导人生产特供香烟，供其个人享受。王洪起回忆：
“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人们可能还记得，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记得那是1974年的一天，中国使馆突然分给使馆和分社每人两筒中华牌香烟，说是“赠品”。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香烟是中国为霍查专门制造的，而且根据霍查的要求，香烟虽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做了专门的处理。1973年，霍查心脏病首次发作，医生建议他戒烟，他才断了43年的吸烟历史，而由中国运去的最后一批香烟也就不要了，使馆便分给了使馆人员。”
蜜月期，王稼祥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被毛泽东冠以修正主义惨遭批斗
阿尔巴尼亚只是中国六十年代诸多“革命援助”国家的一个而已。这样一种问题百出的“革命援助”，不可避免会在国内引发诸多的异议。王稼祥就是其中之一。
1962的七千人大会，将全国民众都在挨饿这一残酷现实捅破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痛哭之后，王稼祥遂在小范围内谈了自己对调整对外方针的意见，并征得中联部党委的同意，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王稼祥建议：“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还批评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的观点；提出“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关于对外方针政策，提出：为了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的方针。对外经济援助，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的建议，与毛泽东当日所实行的对外方针截然相反。1962年9月，陈毅在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的发言中批评了所谓‘三和一少’的一股风（即主张对美国和缓一点，对苏联和缓一点，对印度和缓一点，对外经济援助少一点）。陈毅的主旨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陈毅的发言得到毛泽东的赞同。1963年5月，毛泽东开始“算政治帐”，将“三和一少”上升为修正主义的路线。他在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中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们的斗争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1964年2月，毛泽东再次会见威尔科克斯，又讲了上述内容。并说：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随后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劳动党金日成和日本共产党侉田里见时也谈了上述内容，并点名批评了王稼祥。
因为“三和一少”忤逆了毛泽东的“三斗一多”，王稼祥被撤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政治生涯彻底结束。王稼祥本人被软禁，妻子朱仲丽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动辄六七个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身亡。因难以承受和应对接连不断的暴力批斗，王稼祥精神极度紧张，最后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时常不断叫喊：“我没有罪！”1974年1月24日晚，王稼祥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此前两天，《北京日报》刊文，再度批判所谓的“三和一少”的“妖风”。
疏远期，耿飚写信反映对阿援助的种种问题，却被毛泽东赞为“敢说真话”
王稼祥的悲惨命运，却没有降临到同样批评“革命援助”、“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的耿飚头上。耿飚目睹了阿尔巴尼亚大肆无节制挥霍中国援助之后，在1969年写信反对这种无节制援助的做法。信最后到了毛泽东手里，但同样的意见，耿飚却收获了和王稼祥截然相反的命运。据耿飚回忆：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因此我想把这种情况向国内反映，但是又存在顾虑。因为，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其后果难以预料。万一给江青一伙人和造反派扣上几顶‘反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帽子，岂不要重进‘牛棚’。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特命全权大使的政治责任感终于驱使我撇开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提起笔来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提出，我国对阿援助是主客观不一致，即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帮助阿搞好经济建设，但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因此，我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乔冠华看信后，对我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我提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他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我的信转报中央。后来我回国后遇到李先念副总理，他对我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周总理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起我写信的事。他告诉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也许正是由于毛主席说了这句话，所以江青等未敢利用这件事整我。”（以上所以耿飚回忆，全部出自《耿飚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
耿、王二人命运如此迥异，个中原因，当然不是因为耿飚运气好，而是因为中、阿关系此时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62年，阿方竭力反苏；稍后文革爆发，阿方又公开表示支持，还要求出版阿尔巴尼亚文的《毛主席语录》，这些全都相当契合毛泽东的心意。但到了1969年，毛泽东在担忧苏联可能会入侵中国、感叹“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的同时，已经有意与美国缓和外交关系，并采取了实际行动。反观阿尔巴尼亚，因中国1969年接待苏联总理柯西金过境及周恩来、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握手，阿方公开表示反对，并降低了出席中国建国20周年庆典的规格——这无疑令毛泽东相当不快，同时也是耿飚直言批评阿尔巴尼亚贪得无厌肆意挥霍中国援助，却得到毛泽东“敢讲真话”的赞扬的直接原因。
毛泽东赞扬了耿飚，却没有停止不切实际的对外援助
自1969年之后，中阿关系迅速降温，原因有二，一是中国谋求与苏联和解，阿方不能接受；二是中国谋求与美国关系正常化，阿方更斥责为“修正主义”。这让主持这一外交政策大转变的毛泽东很不满意。
但毛泽东赞扬了耿飚对阿尔巴尼亚的批评，却并没有停止不切实际的“革命援助”。1970年，阿尔巴尼亚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最后仍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没有完全满足阿尔巴尼亚的索求，一方面应该是其狮子大张口数额太大，另一方面，应该也与中方对阿方的不满有关——也是在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曾主动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没有改变其不切实际的“革命援助”理念。而到了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