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泽远
夫人孟庆树
埋骨异邦的中共领导人王明，
他为毛泽东留下了一份难以隐蔽的“公开报吿”。
“哟，还有个中国人呢？”有中国游客惊呼。
我上前一看，是一座青铜半身雕像，大理石坐基上用俄文写着“共产主义国际战士王明——1904—-1974。”这个名字对我这个学历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我读大学时，就从胡乔木、何干之、胡华等人有关中共党史的著作中，得知他是中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抗战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到“文革”时期又给他戴上了一顶“叛徒”的帽子，这是怎么一回亊呢？几年前，读到一本“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印着“内部发行”却公开出售的な——王明著《中共50年》，加上近年来新披露的党史资料，才对此人的真实面目有了一些了解。
赫鲁晓夫揭斯大盖子使用的是“秘密报吿”；王明揭毛泽东盖子使用的是“公开报告”，就是通过公开发表文章来达到目的。《中共50年》原俄文书名为《中国共产党50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是1971至1974年王眀在莫斯科养病期间所写文章的集结，是毛泽东活着的时候他曾经的上司和同志对他的公开揭露。你可以不同意、不认同书中的理论和观点，但你难以否定他揭发出的大部份确凿亊实。毛和王都是历史人物了，他们的功过是非是要经受历史捡验和后人评说的，历史真实是隐瞒不了的。
王明是安徽六安人，原名陈绍禹，是中共继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之一，此公古文功底深厚，才气纵横，精通俄语，善文能诗，发表有五百多万字的著作，创作过五百首诗歌，是中共领导人中最精通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毛泽东称他是最大的教条主义者，1925年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任学生会主席，深得校长米夫的赏识，回国后，在1931年1月的六届 四中全会上和博古（秦邦宪）一起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是 年11月重返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 扏委会委员和后补书记。
他的主要贡献是为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秋，共产国际召开七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打破关门主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报吿，王明作了 《为争取建立统一战线和中共当前的任务》的发言，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 与支持，他拟定了《中囯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吿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这个文件 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于10月1日发表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以后又写了《新条件与新策略》、《新形势与新政策》的小册子和文章。这些论述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的理论根据。是王明提出、并经共产国际同意派张浩、刘长胜到会传达共产国际和王明的相关指示后所取得的成果。中共在新形势下实行新策略、新政策，与时俱进，才根本上挽救了红军和党，使中共领导的革命走上坦途。
但在旧有的党史中对这一重大历史亊件的叙述不仅没有提王明的作用，而且说他主张左倾关门主义。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观念长期流行，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作《论反对日车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为党制定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才使革命武装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最后打败了蒋介石。
王明在《中共50年》一书中对这一流行观念进行了驳斥，说：毛泽东伪造了遵义会议的历史，通过拉拢王稼祥，建立“毛——洛（洛甫，即张闻天）联盟”，让张担任总书记，他担任红军总政委。毛夺取军权后推行“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如提出“打到贵阳去，活捉王家烈”口号，在云南将一百多无辜人士处死等），毛令红军无目的地在云南、贵州、川西南边境东流西窜，两星期内中央红军就从四万八千人减至两万两千人，与红四方军会合后又进行分裂，使有八万多人的四方面军损失惨重，蓄意使一支进入新疆的四方面军全军覆没。
王明强调说：“没有亊实能证实，遵义会议以后，‘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进行得很顺利；’而下述情况倒是得到了证实，这就是由于毛泽东的过错，党中央和红军的主力四万余人被封鎻在陕北的狭长地带，处境极端困难；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才是使党中央和红军从极其复杂的形势中解脱出来。”这一点，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以前也是承认的，曾公开讲过:“王明同志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是一种伟大的发现。没有这个政策，我党和红军很难摆脱当时造成的那种困难；没有这个政策，中国人民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日战争。”（以上内容和引文见《中共50年》中之“伪造遵义会议的历史”一节，18页至37页）
王明所讲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功过问题，需要进一步作深入研究，但他所讲的统一战线问题，笔者认为是真实的，可信的，因为它经得起历史考证：
1，有确凿的物证。王朋所写的文章，发表时间，至今可查；
2，有旁证。证据之一是季米特洛夫、多列士、日丹诺夫等人的讲话中曾称赞王明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俄文档案可查。证据之二，是陈云的一篇文章。陈云在遵义会议后即离开红军去上海又转道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请示、争取支持。他在莫斯科会见了王明，读了王明关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关文章，表示赞同，他在讲述长征情况的《英勇的西征》一文中说：“我们在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正确的政治方针。如果在西征（即长征）时期运用了新的策略方针，我们会得到很大的成绩。可是现在亡羊补牢，尚不为迟。统一战线在今天是绝对必要的和唯一正确的方针。”陈云的文章发表在《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1、2期合刊上。可查。
3，王明在1935年11月发表的《新形势与新政策》中第一次提出了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蒋闻讯后曾派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通过苏联外交部找王朋谈判，对两党合作的原则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某些共识，这有相关人士的回忆录和档案可查。
4，王明从1931年10月18日去莫斯科到1937年11月29日才飞回延安，没有在任何苏区呆过，根本没有参加过瓦窑堡会议。他怎么会成为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反对者？
5，毛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按《毛选》一巻的注解是毛在瓦窰堡会议后（1935年12月27日）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报吿，16年之后，经过修改才在1951年收入《毛选》一巻公开出版。
现在，我们再看这篇经过修改的文章，也可发现毛主张建立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他说：“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买办”“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中心目标而攻击前进。”毛甚至对民族资产阶级也不放心，认为只有其中的“左翼”可能参加抗日。按毛的这一理论是难以建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地方军阀合作，另立山头——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这样做，就是有利于日本的分裂、叛国行为，不得人心，必然失败。1933年11月19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很快失败，就是证明，这决非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关门主义造成的。
6，1936年12月12日担任剿共的东北军司令张学良与中共暗通款曲，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蒋介石，史称‘西安亊变’。最初，中共上层一些人按毛的思路，曾准备与张学良组织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并公开审判蒋介石。
西安亊变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西安等城市发生游行示威，反对张学良举兵造反，著名知识精英胡适、闻一多等发文谴责张学良“胡闹”、“自毁长城，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多年以后，被软禁在台湾的张学良获释，寄居美国。著名美籍华人史学家唐徳刚曾为张做口述历史。后来，唐曾感叹:“共产党富贵命，遇到了张少帅，”“不是张少帅发大少爷脾气，共产党早就成了历史名词了。”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坚决反对张学良和中共的行为。斯氏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是要中国拖住日本以免日军北上侵苏。他深知靠张的几万东北军和精疲立竭的红军是难以实现这一任务的。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不仅有两百多万军队，而且掌控了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蒋氏也有相当威望和号召力以及军事指挥能力，斯大林要利用蒋氏来实现他的战略目标，所以西安亊变发生后，斯大林就下令《真理报》发文指责张学良搞兵变是受了日本人的支使，警告张学良不得加害蒋介石。又通过共产国际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利用这一契机，实行联蒋、拥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能照办。这样，西安亊变才得以和平解决。
国共两党共赴国难的统一战线形成后，共产党合法了，红军改编成国民政府所属的新编八路军和新四军，并从国民政府那里获得薪饷和装备，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和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邓颕超等人每月都有固定工资——上百元的现大洋收入（1938年武汉搞过一次抗日献金活动，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带头捐献一个月的工资，传媒有过报道）。共产党可以在后方各大城市设立办亊处，办报刋，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被国民政府武装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这才有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才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迅速壮大。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抗日民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王明功不可没。
王明1937年11月回延安后，在12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讲季米特洛夫建议中共学习法共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提出口号“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表示他同意这两个口号，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在这一时期的总路线，提出这一口号“意味着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全部活动服从于它的这一政策”。但刘少奇却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钖山，”后来毛和康生等人更把这个问题上纲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王明在《中共50年》一书中驳斥说 ：当时成立了国共两党委员会，共产党的代表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有陈立夫、康泽、张冲、刘健群，此外，还有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人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举凡抗日的各种亊宜都通过两党委员会谈判解决，“更重大的亊情，我们直接和蒋介石谈判解决。”王明认为毛刘对两个口号的批判是不顾亊实的谬说。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有承诺的：“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亊委员会之指导。”根据这一协议，王明在担任长江局书记后发表过一些讲话和文章，称赞过蒋介石和一些将领在抗战初期的作用，提出过建立统一政府，军队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指挥的所谓“七个统一”的主张。这些主张与后来毛泽东建立联合政府、军队国家化的主张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怎能说成是投降？而且在王明担任长江局书记期间，也没有发生过妥协、投降的亊件，恰恰相反，他与周恩来连手，全面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恢复发展了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党组织，促成了国民参政会和各种抗日社团的建立，创办了影响巨大的《新华日报》（王明任董事长），团结了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人士，在武汉、重庆、桂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1937至1938年由于国共两党的精诚团结，真正做到了全民总动员，因此，才有彪炳史册的太原保卫战、平型关战斗、台儿庒大捷，武汉会战的出现，澈底粉粹了日冠灭亡我中国的梦想。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看，我们不能因为王明讲过他赞同季必米特洛夫提出“一切服从、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就是右倾投降。国民党和蒋介石是坚持抗日的，王明主张与之真诚合作，平等协商，共赴国难，是完全正确的。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一次招待会上，当着蒋介石和许多国共高官、民主人士的面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能凭这一高呼，就指责毛是投降主义吗？
在八年抗战中，中共只吃过一次亏，那就是1941年1月7日发生的“皖南事变”。但与王明无关，有人说是项英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完全是没有亊实根据的缪说。王明早在1938年10月的六中全会上就受到批判，长江局改组，由周恩来接替他任书记，他只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党团书记，1939年起在延安主管统战部和妇女工作，任党刋主席，名义上还是政治局委员，还兼有中共西北局指导员、中共南方委员会主席等虚衔，但已被毛泽东边缘化。
皖南亊变，是毛泽东“以拖为宜”的错误决策造成的。
王明揭露毛在抗战中曾推行反苏、亲日的叛国政策。徳苏战争暴发后，毛讲过苏联要被打败，提出国际上应建立“徳、日、意、苏联盟，共同反英、美”，国内主张中共与日本、汪精卫建立反蒋统一战线。证据是毛曾写过一篇《论德意日苏联盟》的文章强令《新中华报》发表。下达过停止抗日军亊行动和加剧国内军亊冲突的命令，背着政治局通过军委电台命令新四军领导人饶漱石以他的名义派代表去南京、上海与日、伪谈判。饶派了潘汉年去，没有谈出结果（这是王明的说法，还有文章指出，潘与日本驻上海领亊、间谍岩井英达成了协议，在此人家中安放收发报机，交换情报）1955年毛借口反“高饶联盟”逮捕了饶和潘，关押至死。与潘谈判过的日伪代表胡均鹤也抓来枪决了。王明说毛这样做，是“清除他执行民族叛卖路线的见证人。”
1931年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写过一本《两条路线》（又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受到米夫的称赞，党内也有不少人拥护，“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见延安整风运动后的1945年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见这一著作的影响力。这是毛泽东要排斥王明并准备对他进行清祘的原因，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1931—-1935年共产党和红军的一切挫折与失败，都归罪在王明头上，以证明毛泽东一贯正确。
王明揭露毛泽东满脑子的帝王思想，为了篡夺党的最高权力，在党内建立他个人的军亊独裁统制，制造个人迷信，用毛泽东主义代替列宁主义，把中共历史编写成他个人的历史 ，与刘少奇结盟，拉拢投机分子 康生等人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不打日寇，把前线的指挥员也调了回来，实行集中 营式的管理，以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名，把矛头指向以王明为首的留学苏联的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和以周恩来、彭德怀为首的大批所谓被“教条主义俘虏”了的“经验主义”干部，又以“抢救”为名，在一般干部和知识青年中大抓特务、叛徒、反革命 ，用欺骗恐吓 、酷刑折磨、监禁杀戮的手段对付党的干部和革命者 ，使成千上万的人罹难。
王明认为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是60年代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预演。而文化大革命又是一场全面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政变，目的是将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成毛氏个人的独裁专制党，十足的假共产党，把中国变成毛家王朝的世袭天下。王明认为毛泽东从1957年搞的迫害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右运动”开始到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推行的是“冒险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把中国引上了政治反动和经济崩溃的道路，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陷于贫困状态。”而“文革”则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遭受到巨大损失，这些损失大大超过了国际帝国主义、北洋军阀、蒋介石、汪精卫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的全部损失。”
王明自称他与毛泽东作了长期的不懈斗争，最终败下阵来，究其原因，王没有掌握军权，使用的武器只是从莫斯科引进的列宁主义。毛却倶有两件武器，一是拥有实在的军权，二是掌握了精神武器——中国两千年前商鞅、韩非等发明的讲究法、术、势的帝 王学。这个帝王学经过秦始皇和历代帝王的实践运用和发展，已形成了一套君王如何驾御臣下？如何消灭异己？如何乾纲独断？如何“弱民”“愚民”的独裁专制统治理论。毛对这一套十分精通，且运用自如。王明岜是对手？加上他的恩师米夫被斯大林清洗，与他交情甚笃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季的儿子牺牲后，将王明女儿王芳妮收为义女，两人属干亲家关系）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而淡出，王明失了靠山，毛可以放心地对他进行清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30年代发表的文章、讲话被翻腾出来痛加批判，《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被定性为左倾机会主义的纲领，遭到猛烈抨击，后来又写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中央文献中。但王明颇有骨气，胸有陈府，他在畄学时和30年代初也搞过路线斗争，深知其中奥秘，他与毛泽东打太击拳，虚与委蛇，软拖硬抗，整风中他称病不出席，而且以守为攻，他坚持认为他的病是有人支使中央医院医生金荗岳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他造成的。
王明的夫人孟庆树（1911—1983）是个不凡的才女，办亊果敢泼辣，她16岁就到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相识相恋，几经曲折结成伉俪。她担任过中共六大、七大代表，抗战时期随王明到武汉工作，任宋美龄组建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干亊，在抢救千名孤儿的活动中颇有建树。这样的女性，怎能容忍对她夫君的蓄意戕害，在她的奔走呼吁下，上面不得不组织调查，经过12个医生会诊结果，11人签字认定金荗岳给王明配的药确实有毒，金荗岳承认是受了国民党特务支使，为此获刑五年。而王明则坚持认为：是因为他反对毛泽东的反苏亲日路线和整风运动，毛决定抛开他才蓄意对他进行谋害，使他的内脏严重受损。有人劝王明不要硬顶，留得青山在，不愁莫柴烧，称整风领导小组已派人用恐怖手段威胁博古写捡查交代了，洛甫、杨尚昆也被逼写了。王明接受了这一忠告，写过一篇《向毛泽东学习》的表态文章，口头上也承认有错误，但却不作书面捡查。并由孟庆树出面反击，在一次批判王明的千人大会上，有人批王明贪功，说“八一宣言”是康生写的，孟庆树从座位上站起朗声说：“不是亊实，”她盯着康生质问“是你写的吗？”康生沉默，孟庆树把王明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地点、修改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讨论情况如实阐述，弄得康生面红耳赤，在场的毛泽东也十分尴尬。
延安整风运动后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代替洛浦正式成为党中央总书记，王明的政治局委员被取消，只给他保留了个中央委员的头衔。共和国成立后，王明抱病工作，担任法制委员会主任，孟庆树担任文献资料室主任，王明领导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他还凖备制定刑法、民亊䜣讼等法律，主张人治的毛泽东不感兴趣，而且没有忘记对他的追查、迫害，一方面以政治局的名义要王明写书面检査，申明拥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在他治病过程中又加以谋害欲加速其死亡（王明举了两个例证），王明只好到苏联求医，50年至56年期间，两次赴苏，最后一次去后就再没有回来了，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享年70岁，他小于毛泽东11岁。他的遗憾是他准备写本从哲学角度批判毛泽思想的书，但多年的疾病折磨使他过早去逝。
在中共党内敢於公开挑战毛泽东的只有王明！
王明是个列宁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和殉道者！他坚持的主义在苏联和中国都行不通，苏联的解体和他本人的遭遇就是明证。但此人信仰执着，在中共的造神运动中，不曲意奉迊，不献媚取宠。他宁折不弯的人格，是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卖友求荣，助纣为虐的康生之流难望其项背的。在前苏联的报刋中王明被称为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死后又将他葬于圣女公墓（他的夫人孟庆树1983年9月5日去逝后安葬在他的附近），苏共当局为王明立高碑塑铜像，和苏俄的许多名人一起供世人曕仰。王明可以安息了。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
我站在王明的墓前向他行注目礼，表达我对他推动全民抗日功绩的一份儿敬意。